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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为无线的发展史!
华为,一个在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心中永远的神圣地。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信息类的牛人;
这里也是电子科技大学学生就业的目标;这里也是电子科大学生学习成长的温室。
前几天华为上海研究所(华为无线的基地,听说过两年要陆续搬到成都的华为成研所)的所长来电子科大做报告,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去听。但是后来在内网里看到有人把他报告的文档整理出来了,我贴在BLOG上,以后可以看看,碰到困难的时候读到或许可以成为前进的动力。
下文为正文:
大家好,我叫周红,十一年前毕业于复旦大学,到华为公司工作。最初带领一支七人的
团队从事CDMA无线接入设备开发,那时候华为无线领域的销售大约一亿元,整个公司约
4000人,年产值约20亿。十年来,全球电信产业增加了一倍,华为公司人员发展到约8万
人,去年的产值约1000亿,增加了50倍,华为无线领域的产值从当初的1亿增长到今年的
700亿左右,我所负责的无线研发团队增加到近万名员工,分布在全球十六个城市。
大家知道,这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十年来的复合增长率每年只有约7.2%,从2000年IT
泡沫破灭以来,欧美电信厂家纷纷大合并、大裁员,这次次贷危机使得情况更加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公司,特别是无线领域复合增长率达到182%,还在继续保持高速发
展,受到格外关注。
华为之所以发展这么快,要感谢科大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除了与华为公司进行关键领
域的研究合作外,学校还向华为公司输送了很多杰出的人才。
科大办学精益求精,每一千位学生中就能培养出一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十年前
我们刚走上CDMA和WCDMA研究道路的时候,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翻得最烂书,就是朱近康
老师写的扩频通信原理;目前华为无线产品线总裁万飚、核心网产品线总裁蔡立群、瑞
研所长杨超斌、上海研究所干部部长应陵、基站开发部部长卞红林、以及控制器开发部
部长黄学文都是大家的师兄、师姐。
非常羡慕大家!我念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还会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生活,天天能打
电话、能用计算机、能上网,找工作还不用犯愁!现在通信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大家能
在条件最好、机会最多的时代学习计算机、芯片、电路系统与通信,今年全球电信业务
总收入估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广阔的事业舞台!
我国通信业发展得非常晚,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电话发明了100年后,我国人均拥有
的话机数量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5%!那时候打电话要排长队、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可能
接不通。
八十年代末,一部电话初装费要差不多5000元,我的父亲在一家上万人的国有大型企业
担任副厂长,每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元。当时在复旦大学只有两个地方可打电话,一个是
旦苑餐厅右边小屋,外面经常排上长长的队,另一个是在东区女生宿舍,也就是熊猫楼
下的接待室,可以打国际长途。电话费贵的惊人,到美国一分钟电话要我一个月的伙食
费。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没打过国际长途,连家里的电话都很少打,主要是靠写信,
一张邮票两毛钱。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话发明后整整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我们国家没
有建立起自己的通信产业,没有自己的人才,整个产业被国外企业垄断。
大学生活,找不到工作:
87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读半导体微电子专业,也就是今天的芯片设计。通过半导体参杂、
刻蚀等方法,把成千上万的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变成大规
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及其精密的活,对环境有很高的要求。复旦大学大操场后面的净化大楼,进去之前
要换鞋子换衣服,还要在一段过道中间封闭起来猛吹一通,把身上的灰去掉。尽管如此,当
时没有全真空环境,设计出来的东西,做出来往往不合格。净化楼流传着不能吃带鱼的故
事,谁吃带鱼谁就做不好芯片,大家想来想去,最后只能怪罪于呼出来的气里纳离子太多。
由于整体工业基础弱,如激光、化学、机械等,我们很难做到很高的精度、集成度、速度。
一次做实验,我们寝室分成两个小组,另一个小组做出了beta管,放大倍数达到1000倍,而
我们组只做到0.1倍――在清洗时少了几秒钟,结果半导体变成绝缘体了!
大三那年学了计算机,手痒痒,特别想编程序,想办法溜到全系各个实验室去侦察了一圈,
发现CAT实验室凌教授那里有好几台微机,就毛遂自荐去干活,赖在那里不走,结果就成立
CAT实验室最小的师弟,整天跟师兄师姐们混在一起。凌老师对我很好,给我一把实验室钥
匙,于是几乎每天我都呆在实验室,疯狂地编写各种程序,除了做各种各样电路设计仿真、
信号处理算法外,也做一些好玩的事,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在实验室连续干了三天,接连吃
了十几包方便面,终于编程序让计算机演奏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音乐、
没有声霸卡更没有MP3,这首歌后来变成了我孩子的催眠曲。周末的时候,我和师兄弟们常
常通宵打游戏,我们都是高手,用GAME BLASTER在内存中追查出生命力、火力装备的数据,
然后把自己篡改成超级强大、长生不老、战无不胜的英雄。我喜欢通宵干活,半夜了,毛主
席像后面的物理大楼黑黢黢的,只有CAT的427房间亮着灯,空调嗡嗡响。我想,那时我一定
是整个学校上万名学生中睡得最晚、用电最多的人。
91年毕业的时候,找来找去,只有四个地方专业对口:北京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无锡华
晶、四川永川24所、上海贝岭。几位家里条件好的上海籍同学不约而同地到美国念书去了,
有路子的同学分到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位同学分到永川24 所山沟沟里。八年后我在深圳碰
到他,告诉我们那里的条件其实还不错,特稀罕大学生,每天的衣服换下来放在门口,自会
有钟情的小姑娘帮你洗,就像七仙女的故事,他去了第二年结婚、第三年生孩子、第四年就
跳槽了。我还记得大四那年的冬天,同学们浩浩荡荡骑着自行车去上海贝岭找工作,那时候
漕河泾大部分还是农村,坑坑洼洼的路上来回花了三个小时。我们那一届,一个都没去上海
贝岭,或者说上海贝岭一个都没要我们。
我的成绩普普通通,英文和政治很不好,大多数时间只能拿三等奖学金,有一年丰收,拿了
二等奖学金,还有一年收成差一些,只拿到鼓励奖。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都是女生,她们
后来绝大部分都出国去了,其中一位在美国买了农场,开始了养牛生活,一位同学读书回国
后做了老师,如今已经是半导体微电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了。当时我既不是优秀学生,保
送不了研究生,家里也没有任何关系,分不到北京和上海,也不愿意到无锡和四川。于是只
能拼命补习英语和政治,以我们班的最高分考上了研究生,继续读书。为了将来能有出路,
转到无线电专业,做信号处理和通信。
读研的时候手头特别紧张,父亲以前每个月帮我存的5元钱解决不了温饱问题,除了申请贷
款外,还在外面找活干。第一次是到军工路上一家炼钢厂,编程序让计算机来自动控制炼
钢,从行车抓斗配料到高炉过程控制,一个车间只需要两个人,第一次挣了350元,加上几
个月吃馒头咸菜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把红棉吉他和一把萧,后来在上千人的相辉堂大礼堂表
演过吉他独奏小罗曼史,萧主要用在女生楼下吹给女朋友听。还有一次接了一个翻版图的
活,实验室全体师兄弟、师姐妹几个月干下来挣了5000元,买了一台彩电。
在学校十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事,通信、软件、硬件、芯片、
算法,课内的和课外的,学术的或挣钱的,基本上都行,较广的阅历为之后带队伍、把方向
打下了基础;二是在研究生当小课老师时,追到了一位很好的太太,为今后安心工作建好了
大后方。
都四千人了,还去华为干什么?
过了五年,博士毕业了,这时候半导体和通信行业都开始火了起来,可以留校,或到国外去
做博士后,还可以去外企――贝尔实验室的工资很有诱惑力,一个月8000元,后来好几位师
弟去了。这时候选择太多了也很痛苦!对我来说,在学校憋了十年,摩拳擦掌真想干些大
事。一天晚上,一边做实验一边聊天,谈到了我要去华为的打算,我的好朋友,第一届全国
芯片设计大赛特等奖获得者周汀很吃惊地问我,“都四千人了,你还去华为干什么?”的
确,当时的华为只是一家民营企业,在大多数同学心中,华为在名气和待遇上完全不能与贝
尔实验室相比的,在生活安逸上更不可能与学校比。现在回忆起来,我之所以选择到华为,
主要在于华为有着梦寐以求的发展平台以及充满激情的文化。
当时听说华为有个博士后流动站,这非常少见。正好有两位师兄在华为工作,就找了个机会
去看看。到了华为,在无线业务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区里,看见一组又一组的人聚在各自
的小白板前面热烈地讨论着,有人在埋头画电路,有人在专心编程序,有人在调板子——真
是非常热闹。
有三件事情打动了我:一是当我把博士期间做的跳频通信研究的情况做了介绍后,研发领导
徐总、余总就无比热情地欢迎我到公司做博士后研究,无论做什么方向,都支持我,随便
挑,经费不受控制,这比在国外做博士后这样那样的限制条件要好得多,公司对于知识和人
才的尊重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两位领导先后做了公司欧洲地区部的总裁,带领兄弟姐妹
们打下了欧洲最高端的电信市场,成为公司巨大的产粮区。第二件事情是我去找彭智平师兄
聊天,他是无线电专业蓝老师的学生,只比我高一年级,研究生毕业就工作了。当时他正在
筹划申请一个无线集群项目,要争取超过五亿的收入,对我这种在学校呆了近十年、啥也不
懂的人来说,这真是天方夜谈,认为他吹牛不要本钱!前几天我特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征求
他的意见是否同意把他的故事奉献给大家。实际上十年前的这个项目,解决了我们国家农村
地区有线电话铺设的难题,通过无线基站可以通过无线覆盖超过10公里,首次让20万偏远农
村的用户第一次用上了电话。当时业务发展非常火爆,刚安装不久话务量就饱和了,远远超
出建网时话务量模型,到现场去调查,才发现农民背着无线固定台去赶集,作为公共电话
用!98年特大洪灾时,江主席在湖南抗洪前线使用的无线通话设备,就是华为的ETS。这个
项目实际上创造了好几十亿的利润。彭师兄后来调到光网络产品线,在他的领导下,做出了
世界上最长传输能力的光网络解决方案,把华为的DWDM做到了世界第一!另外一位张顺茂师
兄是CAD实验室唐老师的学生,也只比我高一年级,他带领固网的兄弟姐妹们,用了近十年
的时间,从国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开始,到后来在全世界到处搬迁其他厂家的交换设备,把华
为公司的程控交换机做到了世界第一!现在大家能随便打电话、随便上网,要感谢张师兄。
在华为,绝大部分是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一不留神你就会碰到电信领域年轻的世界级专
家,几年的功夫他们就把产品做到了世界第一,在二十多岁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第三
件事,是我在人力资源部与肖老师谈博士后的事,这时一位大师傅走了进来,在办公室地上
铺了一层报纸,指挥着一群年轻人把一摞子书搬了进来。肖老师马上抓着我到那位大师傅面
前说,“任总,这是复旦大学的博士,来做博士后”。当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几千人公
司的老总竟然这么平易近人。任总把一套介绍我国老一辈科学家“两弹一星”艰苦创业的书
送给我。在学校学习和研究了十年,完全不知道实际产品是怎么回事、没有为社会做过一点
贡献,急切地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一个公司的老总能这么执著的推崇创新精神、有这么好
的大平台,肯定有很多事情可做,于是我就决定了。
移动通信,无知、无畏:
八十年代商用的移动通信系统,采用的是第一代模拟制式,以美国的AMPS和欧洲的NMT为代
表,大砖头、大能耗。由于加密很困难,用无线接收机可以收听到电话,同时因为调制方式
落后,容量很低,第一代模拟制式的不能支持大规模用户扩展。
九十年代,以欧洲的GSM制式和美国的CDMA制式为代表争夺第二代移动通信的市场,GSM经过
欧盟长期研究和试验,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CDMA起源于军用技术,具有优良的抗干扰性
能,在军事、宇航通信中广泛应用,美国的高通公司稍后解决了蜂窝应用中的功率控制、软
切换等问题,实现了民用。我们国家最初选型采用GSM,中国移动现在的全球通、神州行就
是这种制式,随后联通选用了CDMA制式。
97年我一进公司,就挑了一个最难的课题:CDMA无线接入网络开发,那时候CDMA制式在全球
试商用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项目组8个人,甚至全公司都谁没有真正做过CDMA,我的
博士课题搞跳频,与扩频相近,于是就负责关键算法分析和实现。我们与北大无线电系项海
格教授合作,他做过卫星通信的CDMA技术,整个项目组移师北大,在物理系后的铁皮物中干
起来,北京的夏天很热,没有空调,我们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在里面干,挥汗如雨,就像桑
拿一样。半年后,项目组回上海继续开发。样机做出来,我们基站的覆盖太远了,市里面测
不行,于是驾着小船到海里拉距测试,那天突遇狂风暴雨,上海交大的高才生赵明差点没能
回来――他现在已经是CDMA产品线总裁;我们花好几个月,在烈日下抱着终端优化无线算
法,从只能支持步行提升到100公里的时速。这期间,因为没有产品开发经验,我们犯了很
多错误,吃尽了苦头,下定决心要向兄弟部门学习,按规范来好好开发:
1. 不懂工程应用。在硬件设计中简单地把器件连起来,不知道在高速应用时每根线和
每个接口上可能存在严重的过冲,用久之后“砰”地一声,器件盖子炸飞了,有的还要冒一
阵青烟。
2. 粗心。把二极管焊反了、电源跳线冒忘了插,器件居然还能工作,只是性能偶尔不
对。本来1个人1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花了100人天。
3. 逻辑设计不规范,几十万门逻辑的芯片每天偶尔出一次错,花了两周攻关,最后在
一天半夜,才在大海捞针中捉到1ns的异步设计毛刺。
4. 软件开发不规范,不懂CMM,每千行的缺陷尽然有近十个之多。
98年,因国家频点频点收回,CDMA产品被迫放弃。虽然没有实现产业化,这两年的工作给了
我很强的信心,我们团队形成了敢做敢为精神和胆大心细的工作方法。
97年的生活
刚开始在深圳工作,后来到北京,再到上海,太太因此先后换了两个工作。研究所最初在上
海西南角漕河泾,我在桂林北路边的一排民房里租了一套房子,两室一厅,空空的没有任何
家具,只有两张床,一个月要1500元。四千多元的工资除了孝敬父母、吃饭、房租外,没剩
多少。太太在上海东北角复旦大学那边上班,我们各自分头住宿舍。有时周末,我从上海西
南角骑自行车到东北角,来回三个多小时去看她(从没想到过要坐TAXI)。因为我下班比较
晚,而且常加班,更多的时候则是她乘公交车来看我。有一次,我出差了三个多月刚回来,
太太辗转乘车来漕河泾,我在路边等啊、等啊,天都快黑了,才看见瘦瘦的她疲惫地挤下公
交车,那一刻我心里又幸福又愧疚。97年的时候,房价高得离奇,感觉只有外国人才买得起
房子,偏远的虹许路上,商品房要卖到两三千一平方米,美元、不是人民币。直到99年,我
们从老丈人、丈母娘那里借了钱,才在浦东的农村买了一套房子――空气很好,一开窗就是
大棚农田。
大部队大协同,挺进第三代:
98年2月,我们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3G国际会议,3G将通信流量提升了至少十倍,将有可能
实现可视电话,实现高速无线数据业务,描绘了一个美好的蓝图。
我开始负责3G关键技术预研。当时最缺的是什么?人才!我到全国各地高校跑,在各个对口
专业中物色了100名硕士和博士,最后博士基本都没来,而硕士大部分都来了。
经过两年研究,我们完成了从公式到模型的仿真和关键技术验证,心里有数了,向公司汇
报,估计需要投入十倍于CDMA的人力,用大约200人、花三年做出产品来。八年后回头看,
仅在WCDMA上,我们就投入了接近2000人。感谢上帝我们那时候真的很天真,否则公司看到
要当时全公司一半以上的人投入到这个八年后才能见成效的项目上,不知道能否下得了这个
决心。
那时候WCDMA标准还没有定型,没几个月就变一次,为了做快一点,我们到全世界寻求去合
作,美国谈一家著名公司,要300人投入、要价三千万美元,欧洲谈一家小公司,两千万欧
元。回头和兄弟们商量,太贵了,IPR还是别人的,决定自己做。
01年中,WCDMA网络上的八个全新的设备(终端、基站、控制器、MSC、SGSN、GGSN、HLR、
OM),上千人从深圳、北京集中到上海金茂大厦六层大楼中,开展大会战,开始一段时间我
负责整个联调工作,八个网元近千万行软件代码和几百万门逻辑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的问
题,不断成立攻关组,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个团队在轮番攻关。花了大半年,整网解决方案
打通,WCDMA正式出台。在WCDMA上,我们走出来一条独立自主、大团队阵地战的路。
逆周期成长,活下去:
我们的WCDMA做的很不巧,01年前后,全球电信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泡沫,美国股市一下子
蒸发了几万亿美元,硅谷大量公司倒闭,电信厂家纷纷大裁员,我们最大的一个对手,在美
国达拉斯一天晚上就把5000人裁调了。
WCDMA出来了,但国内迟迟不发牌照,心里憋得慌,我估了一下,每等待一天,就要多支出
300万,心急如焚。同时,GSM产品竞争力弱、打不开局面,CDMA联通招标失利,每年20多亿
的销售还不够解决无线自身的粮草。
不能被动等待,为了生存下去,公司提出“在冬天里改变竞争格局”、“雄纠纠,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市场体系瞄准海外拓展,研发体系在欧美建立研发中心,同时内部狠抓
质量管理,在我当上海研究所所长期间,请来KPMG专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能力提升到达
到CMM5水平。
03年,GSM在国内通过边际网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在海外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连续突
破。CDMA选择了450M频段作为突破口,挺进了欧洲市场。WCDMA在2003年圣诞前夜,高价中
标拿下阿联酋ETISALAT和香港SUNDAY商用网络,实现WCDMA零的突破。03年,华为无线实现
50亿元销售,向海外进军,活了下来,实现了第一个逆周期成长。
预研和标准,抓住产业制高点:
产品做出来了,要在行业中真正立足,必须抓住制高点。通信行业的制高点是什么呢?标准
和专利,要吸取VCD行业的教训。
刚开始抓预研和标准工作的时候,焦头烂额摸不着头绪,虽然我们不断提出新方案,在国际
标准会议上吵不过外国白胡子老爷爷、老太太,他们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甚至30年了,我
们清一色的毛头小伙子、小姑娘,在标准会议上不会举手、不会说话。从95到05年,这几乎
颗粒无收。
后来我们慢慢认识到,标准涉及各家公司的核心利益,除了勇敢地举手和说话外,技术能否
被接纳更多时候还取决于台下的功课,你支持我、我支持你,或你反对我、我就反对你。随
着我们研究能力越来越强、产品市场地位越来越高,公司关系、人脉关系建立好之后,我们
的预研和标准逐渐得到认可。到目前,我们在3GPP WCDMA领域通过了一百多项提案,占全部
标准的7%;在3GPP2,CDMA向未来AIE发展的标准上,我们走到第2~第3的位置;在WiMAX NWG
上,通过的提案全球第一。在LTE标准初期,我们加入了30项基本专利。
目前我们在各类无线通信的国际标准或技术协会上,已经有36位现任主席或副主席,其中93
年上海交大毕业生孙立新是ITU-R七个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00年中科大毕业生夏斌、99年
清华毕业生王虎分别担任WWRF相关工作组的主席和副主席(总共十个)。除了国内年轻的小
伙子、小姑娘们外,我们在瑞典、法国、美国等研究所还有很多业界知名的老专家代表公
司,推动无线产业的发展轨迹。
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研发:
通信所需的各种关键资源,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我国有令全世界羡慕的大量优秀的毕
业学生,每年高达五百万人,但在部分领域,如射频、芯片上,我们缺乏老专家,与世界最
顶尖的水平还有一些差距。因此要建立移动通信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无线研发必须要进行
全球布局。正好这些年欧美电信公司大都很不景气,他们在欧美进行着大合并、大裁员,很
多已经下岗的或即将下岗的曾经管辖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VP都愿意加入我们海外研究所一起
干。我也碰到很多MIT、STANFORD等名校毕业的博士,工作了10年、 20年甚至30年,在重新
找工作。今年初我到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原来几千人的研发中心陆陆续续被关掉,能平铺上
千多部车的停车场,连同一栋栋的大楼,空空荡荡。
经过几年的布局,我们已经形成了以上海的为中心的研发体系,欧洲、美国、国内各五个城
市分工协作。
除了在全球建立研发分部,我们还与全世界最有创造力的专家教授合作,除了在座的各位教
授和国内其他知名教授外,欧美高校对口专业著名教授、IEEE技术协会副主席、CAS/MTT专
题主席和一批副主席,以及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移动通信相关的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
士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欢迎这些顶级大师每年都来喝喝茶。
07年,我们开始筹建国内第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拉通国内产、学、研力量,牵头产业
链上下游合作,推进超前技术研究、IPR和标准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越来越多的技
术的、标准的国际会议拉在中国开,推进全球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在通过与全球最领先的运营商合作,不断围绕客户价值创新,提升产品的核心技
术竞争力。
走出others,服务全球TOP运营商:
十年前,在规划市场目标时,我们落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朗讯、
摩托诺拉等后面,属于others。01年前后,抓住全球电信泡沫危机的几年时间,我们实现了
逆周期成长,经过市场和研发的全球布局、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产品的不断完善、以及在
研究、标准、技术上的持续努力,我们正在走向世界第一的路上,目前华为无线产品已经服
务超过100个国家:
1. GSM去年出货超过70万载频,排名世界第三,今年出货量将再翻番。
2. CDMA在新兴市场上,06年出货占约全球44.8%份额、全球第一,2007继续保持第
一。
3. WCDMA在新市场上,合同数量从2004年的全球第三、到2005年全球第二、到2006
年、2007年全球第一。
目前,电信领域正在经受第二次危机,欧美电信企业在合并整合的同时还在继续大裁员,我
们期望抓住这个机会,争取在第四代移动通信的LTE和WiMAX体制上,从一开始就走在业界最
前面。大家知道,PC时代成就了微软、IP时代成就了思科、无线通信时代成就了爱立信、互
联网时代成就了GOOGLE,未来十年将是移动宽带的时代,大家猜猜几家能活下来、谁会是老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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