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多少乎是鲁迅惟一的一篇爱情主题小说,60多年来魅力久长不衰、这是一篇文本内蕴丰富、令人回味无限的作品。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去发掘作品的底蕴。以往,人们对《伤逝》的读解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它的社会批判性上。但如果你将视线转向主人公的内在世界,体贴其情绪的起伏,玩味其灵魂深处的苦恼与渴求,那么,《伤逝》在其社会批评之外当有更丰盛的内容。
小说从男主人公吊唁已逝的女主人公起笔,一开始就断定了凄伤哀惋的基调。这段在阴郁的氛围里开展的爱情故事,绝少欢喜的气味,虽然会馆里曾有过子君的笑声,但这笑声依然不能使整部作品的氛围有所改变。在阴冷的氛围中,男、女主人公始终是在现实的平庸、琐屑中表演着他们的悲剧,没有如狂似痴的?丽,也无波涛起伏的波折,整部作品的故事件节是很单纯的:涓生、子君相爱了并顶着世俗的压力而同居,因为失业的打击,贫苦、凡庸生活的磨折,爱情消逝,涓生离弃子君,子君返回旧家庭而死去;涓生在追悔中写下这段手记。绝对单纯的情节,主人公自我倾诉体式的采取,使得小说对主人公内心冲突与灵魂挣扎的表现更为畅快,“伤逝”不单单是涓生对子君的悼亡,更是涓生灵魂的哀歌――一个布满希冀却又无可如何的灵魂挣扎史。
一、性别角色的冲突
小说中,涓生的生活场合有两次变更――由会馆到吉兆胡同再到会馆,这也是他由寂寞空虚到更深的寂寞空虚的一个过程。当中,子君的出现,曾在涓生荒野般的生活中燃起希望之火,涓生的爱情追求,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希望的追求,然而子君最终死了,爱情也成了虚无。在这样一个幻化过程中,无论是涓生还是子君起初都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走到一起的。
翻开小说,你首先看到的是对涓生在寂寞充实的会馆中等候子君的描写,涓生的焦灼与企盼,确也让人激动。这是摆脱寂寞的期望,渴求沟通的憧憬,一个孤独中的男性向异性的真挚召唤。于是一个完善的女性形象便印在了涓生的脑中: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两眼里洋溢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她又是勇敢独破的女性先锋,可以鄙弃世俗的眼光,勇敢地来与他相会。这是一个代表着中国女性的“曙色”的子君。当这样一个幻想的子君呈现在涓生的破屋后,空寂被攻破了,屋里匆匆充斥了涓生的语声。这语声飘扬全篇。涓生始终在寻找与子君的对话,然而他失败了,即便在最初的“语声”中,也缺少子君的应合,于是涓生的语声逐步变得空荡,“连余音都消散在虚空中了。”通读《伤逝》,你能够发明,涓生、子君之间缺乏的便是理解与沟通。诚然,社会现实的压力是强盛的,人生世事的挤兑是无奈的,但爱情的基础却并不取决于此,而是在于二人间界的关联水平。否则,你将难以说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纯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慨。在涓生、子君的爱情关系中虽不乏真诚,却缺少内涵,他们爱情的浓度与深度都未到达使他们的关系得以牢固的程度。两颗异性的心在最初的碰撞中发生的是彼此的好感与倾慕,一旦陷入现实生活的摩擦中,若没有互相的懂得与认同,隔膜与厌弃便不可防止。鲁迅在营造《伤逝》的现实环境的同时,细腻而深刻地展现了这种男女间的隔阂与厌弃,将男女爱情的描述由单纯的卿我恋慕,推向了另一高度,显示了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别,理解与沟通的迷惑。
在《呐喊》、《徘徊》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子君颇为特别,她简直是惟一的知识女性,不同于下层妇女的愚蠢与麻木,她有常识,也受过新思想的陶冶,可以卓然不群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预我的权力”,也勇敢地从旧家庭中出奔了
tzb,然而她依然不能摆脱传统的因袭,进入新家庭后仍又落入旧式妇女的窠臼。在子君身上,新思想的质素是菲薄的,她的觉醒也很有限。从她后来表现的怯懦与犹豫,甘于附庸的位置而不自觉,甚而被厌弃后仍未苏醒而抖擞起来看,确令人猜忌她毕竟理解了多少“我是我自己的”含意。总的来说,子君最初的勇敢乃是出于一个女子追求爱情的天性,她的自豪与坦然也源自女子得到爱情后的欣悦。“我是我自己的”所表白的更多的是对爱情自决权的追求,其中虽也有个性觉悟的因素,但却不是对个性自由的自发追求。与其把她视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不如将她看作一个追求爱情的年青女子更合乎她的实际。这一点,涓生在悲剧产生后也认识到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然而这理解却来得太迟,在他们相处的悲剧过程中,涓生老是将子君当作一个他所理想的勇敢、奋进的新女性来要求的,而现实的子君却总不能遂他的意。
事实上,涓生对子君的请求是颇刻薄的,他不生机子君“只晓得?着一个人的衣角”,却并不给她以激励与辅助,只是怨怪子君的见识肤浅。他一方面要求子君做一独立的新女性,另方面自己也并未摆脱男性中心理想,虽然,他仿佛很尊敬子君的个性与人格。他恶感子君与房东太太的暗斗,是由于这样的冷战使子君不能在他放工后以快活的脸色迎接他,使他不快乐,却并不考虑这在子君的生活中却是一件大事。他自己爱花,却无暇顾及,买来的花该由子君照料,不浇水而枯死则是子君的义务,子君天然而然地要和他有一样的兴致。他要子君清幽、善体贴,却不愿走进子君的世界去理解她。涓生并非有意识地去苛待子君
仙逆最新章节,而是他的男性意识使他不能接收子君的女性世界。西蒙娜?德?波伏瓦指出:“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成心对一个范畴熟视无睹,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教训。”长期缠身家务,使女人变得平淡、琐碎、狭窄。子君不能摆脱女性这种历史性的庸狭,因为同居后她又落入了千百年来的“女性生活”中去,她要关怀油鸡的大小与阿随的肥瘦,与房主太太的暗斗便是在女人世界里的竞争。涓生对子君的世界是并不认可的,子君的操劳在他看来是大可不用的。他所希望的子君是一个能进入他的世界在精神上支撑他的子君,一个可能做安静体贴妻子的子君,一个向他认同的子君。那么,子君能做到吗?
在子君的理解范畴内,涓生是她的爱人、丈夫,也是她的依附,她以全体的身心来爱着涓生,维护着他们的关系。在一种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女性惰性心理安排下,子君才从父权的家庭走出,就又自觉被迫地将自己置于夫权之下,以期得到一种稳固的保障。在乏味的生活中,惟一在她心中存在的浪漫回忆便是那求婚片段,这是她时常自修的“旧课”。当刹时的典礼化行动被当作永恒的爱的象征时,她所付出的一切也便有了“回报”。在此,我们应当留神到涓生、子君对于求婚情景的休会是毫不雷同的,子君那考问式回想颇使涓生困顿。在涓生看来,那可笑的片子一闪是可鄙的,因为这不免带有俗气的色彩,然而深究下去,他对这一情景的厌弃,其实还带有一种回避心理,惧怕永远责任的承当,因为那典礼化的举措也代表了某种许诺。这正是子君所乐于回忆的原因,从回忆中她得到了一种爱的保障。而涓生则仅仅将它当作他们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道路,只是他在张皇中身不禁己的一个举动。如涓生误解了子君一样,子君也并不理解涓生。从头至尾,她并未真正走入过涓生的内心世界。恋爱时,涓生对她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同居后,涓生对她谈起“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她也懂得地点摇头”,而当涓生认为她已成为他生活的累赘后,拣了一个机会,“将这些情理暗示她;她体会似的拍板”。子君的点头,并不代表她的理解,只是表示着一种温柔与屈服。子君是一个很有点“妻性”的女子。鲁迅说过:“女人的本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杂。”(《罢了集?小杂感》)妻性的逼成,是长期男性中央文明的结果,子君身上的传统因袭也正表现在此。在她单纯的心中,爱情就是共同的家居生活,是对丈夫的服从与伺候,是川流不息地吃饭与汗流满面地劳作。子君沉在她的女性世界中,没有与外界的任何联系。涓生是她与社会外界沟通的惟一接洽者,然而涓生传导给她的社会讯息却是失业与怨兑。不能不说子君的软弱与低沉与涓生有关,如果有一个积极乐观并且强有力的涓生的支撑,子君也许会更乐观勇敢些。而涓生却正是软弱而带点神经质的。作为一个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涓生并无稳定的社会地位,有时连饥寒也难以维持,时时受到社会环境的挤压与排斥,与子君骇俗的同居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挤压与排挤,这就使得他这样一个受过“五四”风尚熏染,有着自己的理想与精神追求的青年,内心不能不处于一种极度的痛苦与压力中。在拚力挣扎于社会,觅毕生存之地时,他强烈地需要子君的理解与精神支撑亦属做作,然而涓生所采用的方式却是过错的,不是去做积极的争取,而是要子君自觉地想到、做到,甚至以情感作抒发,“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而子君却是一个更弱者,这样做的成果,只能使她更关闭于自己的女性世界,愈来愈怯懦,甚而变得麻木,“她总是不转变,……”
当然,子君本身的惰性因袭,她的较平常的个性是造成她悲剧的重要起因。当年文君奔相如后,因生活困窘,尚有当垆卖酒之举,而古代的子君,在经济的打击将使小家庭粉碎之际,却毫无建树,仍陷在一日三餐的繁忙中。这里咱们不能不斟酌到,作者的男性角色事实上也妨害到子君形象的塑造,其潜意识中的传统男性观点,剥夺了子君在此时积极举动的权利。小说中的涓生,也只是要子君英勇忍受,发明一个安逸的环境让他去搏击,当他的诸多尽力并未改良他们的生存环境时,则他“当初忍耐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将自己生存的无能转嫁于子君,虽不如“女色亡国”式的思维重大,但其精力本质却是一致的。在这种境况下,子君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要冲出这徉一种境遇,是须要一个真正从感性上意识到“我是我自己的”,于行为上更为果决的出色的女性的,子君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她的和婉与遵从,她对涓生的“旧式”的爱,都使她不能摆脱女性的脆弱与平俗,不能以一种踊跃的方法去争夺自己生活与爱的自在,任将自己大胆争取来的恋情断送在凡俗生涯的摩擦中。子君的悲剧乃是一个尚处于半“新”半“旧”状况中的女性的悲剧,一个受过个性解放启蒙,而思维意识的起点仍停留在男性核心范式里的女性的悲剧。而涓生固然标榜男女同等,也真心盼望子君能与他独特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终极仍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就义。鲁迅的深入之处,便在于揭示出这种历史惰性力的深重,他让子君说出了“我是我本人的”,却又陷身于旧式的罗网中;让涓生主意着男女平等,却又解脱不掉男性中央的思惟。男女两性,就在这种事实的抵触中苦楚着,最后走向悲剧的终局。
二、人生的寂寞与孤独
涓生、子君的爱情便在这摩擦中耗费着,双方都陷入孤绝状态,他们彼此都不能在对方那里找到归宿。在涓生,是不能达到精神上的交流,在子君,是不能找到生活的依靠。鲁迅在此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有个体相对社会的孤绝感,更强调了爱情关系中的孤独与寂寞。在社会挤压眼前无能为力的个体,在爱情关系中依然是相互拒斥的,现实人生的寂寞堪称达到了顶点。在涓生、子君的爱情中,没有心神的融合,双方都在自我的世界中寂寞着,煎熬着。当一方想走出这寂寞时,所加诸对方的不是理解而是责求。这样的心态,乃是处于孤绝状态中的人强烈地寻求自我生命的价值感与归宿感的表现,是人生的大寂寞。在此,自我生命价值感的得到是要以生命价值的外化来体现的。无论是涓生的幻想的“新的生路”,还是子君所操持的小家庭,都是这种“外化”的对象。当人幻想通过他者来获得一种价值与归宿时,那么,随同而来的,则是失踪与更加的寂寞。当涓生于寂寞的会馆中盼来子君这希望之神,他的“心宁帖了”,寂寞中不安与躁动的灵魂临时有了归依;当他们决议同居时,涓生的心则“安静下去了”,那段时间也是“最为幸福”、“最为劳碌”的,由“宁帖”到“镇静”,寄托的程度加深,子君成了他自我生命的一种投射。同居之后,涓生发现他们之间的“真隔膜”,在“安静而幸福的夜”中已意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成长,创造”时,其灵魂的深处又有了不安与躁动的因子。当他者并不能成为其生命价值的投射,涓生就又退回自我心灵的一隅,作着各种可能的理想。涓生的孤独,事实上并不是一种超出现实人生的智者的孤独,而是与现实人生不谐合的落寞。社会环境的挤压,使他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我价值的体现;与子君的隔膜,令他不能在爱情中觅到归宿。他的灵魂始终沉没着,没有落到实处,他的寂寞乃是因为现实生存关系的匮乏。处于这样的孤独中,他生存的环境只能令他痛苦、不安,他极想冲出自身的环境,在新的追求中找到一种谐合。失业曾使涓生感到将开端新的“飞翔”的欢欣,但现实中,营生并不如他想的容易,子君便成了他欲摆脱的对象,“活路还广阔得很”,只有没有子君。因为此时,子君已成为他惟一的现实关系纽带,是他与现实不谐合的焦点。而当他真正失去子君当前,他又感到“使我希望,欢喜,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的虚空的存在。”(侧重号为笔者所加)若一无现实的羁绊,他的生活便只是一个虚空,人是不可能只在精神中生活的,“人必生活着”即此谓也。现实令他疼痛,而脱离现实却又虚妄,这是人生的悲剧,灵魂的悲剧。可以说,涓生是一个理想多于现实的人,他时时脱出现实的轨道,去做精神的翱翔。然而现实人生并没有提供应他时时更新创造的机遇,只有他所厌弃的枯燥与乏味。于是,他只有将自己的灵魂孤立于现实,孤立于子君,才干得到一种平衡,有这均衡才不致丧失生的勇气,能力在“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中幻想着新的生路。涓生既孤立于现实,生存的危机感便时时覆盖着他。子君究竟只是现实存在中一个平凡女子,她既不能救命自身,也难以超度涓生的灵魂。于是乎,涓生只能“救出自己”了。
爱情,在这里只是加深了生存的孤单与失望,对涓生来说,是异于其精神的现实存在;对子君则是其生命进程中编织的一段幻梦。当子君复习着“旧课”,目光也变得柔跟起来时,她心里正感触着爱与被爱的幸福。但她的感情交流对象――涓生却感到这一幕好笑,这不能不给子君的柔情抹上一笔荒谬颜色。爱根源自心灵的交换,在自造的幻境中的爱是虚妄的。但恰是这虚妄支持着她在一个寂寞而拮据的小家庭中办理着所有,她已将自己的生命价值外化在这料理中。在她预觉得危机时,仍全力以赴保护这份虚妄的爱,为的是免遭破灭的打击,失去存在的意思。当涓生终于表现了分别的意思,“她神色陡然变成灰黄,逝世了似的;霎时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力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追求着慈祥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幻境中的子君尚有份精神的支撑,从幻境中惊醒的她则不知如何了,恰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么》中所说:梦醒了结无路可走。在这篇作品中,作者部署给她的运气是死亡。此乃生命存在的大悲痛:生命的存在价值乃是在幻梦中体现着的,走出幻梦的生命则要被现实的荒凉吞噬。这样的笔法兴许太冷淡了,然而却是实在的。
必需指出,《伤逝》所展示给我们的现实生存环境是阴郁而惨淡的。涓生会馆里“在偏远里的破屋”是安静和空虚的,子君叔子家里也并不暖和,他们在吉兆胡同创建的满怀希望的小小家庭也慢慢变得冰冷,而后是更加虚空的会馆里的破屋。而主人公四周的人们的冰冷与漠然更加深了这种氛围。老东西与小货色对主人公的“关注”是出于一种卑贱心理的窥测;友人的忠告,实在是因为恐惧与嫉妒;房东太太则嗤笑他们的穷;“世交”也是冷清的,说起子君的死亡,也只是“死了就是了”,淡然之至。阴郁的气氛,冰凉的世情,在鲁迅小说中是重复涌现的,在《伤逝》这样一篇抒怀小说中依然是同样的阴郁。这不仅是因为小说本身等于一幕悲剧,更主要的这里表现了鲁迅一贯的思想,因为爱的炽热与执著而对现实人生的一种绝望。鲁迅是重视现实人生的,在他看来,没有比现实世界、现实生命自身更主要的了。恼怒于对生命的疏忽与麻痹,他小说中曾一再出现的死亡主题,表现死的寂寞与悲哀,如祥林嫂,如子君,如魏连殳……生命在于个体永远是神圣的,而当个体生命价值被剥落,个体的生命存在便永远打上了荒漠、寂寞的色彩,存在的虚无感便难以摆脱。这使得鲁迅将对现实世界与现实生命的灼热的爱,转为一种沉重的绝望,在他的笔下便化成了对现实人生的冷郁描写。
在《伤逝》中,我们看到了现实生存环境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剥夺,社会环境的挤压将主人公的生存之地紧缩到了极点,是否维持生命存在都要打上问号,更谈不上其余。假如生命都难以保持,那么道德与价值,寻求与愿望便成为虚空的存在。“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就是最繁重的感喟。在一种到处受挤压的环境中,主人公越来越陷入一种自我怨兑中,涓生对子君的嫌弃,就是这种自我怨兑的一种迁徙。这里,不仅个体存在的骄傲感与好汉感无影无踪,连爱的才能也已损失。那么,摆脱子君,在涓生看来,就是摆脱挤压他的环境,争取自己的存在价值。他空想子君不在身旁的情景,“看见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士兵,摩托车中的朱紫,洋场上的投契家,深山密林中的英雄,讲台上的教学……”自我的生命力又有了苏醒。但这种清醒实际上只是空幻中的狂想,涓生的现实生存环境仍然没有改善。子君走后,他回到的是更加虚空的会馆,又回到寂寞与渴求中,其个体性命价值并不得以外化。在此,阴郁惨淡的现实环境将人物迫回内心,剧烈的心坎矛盾与灵魂挣扎被酣畅淋漓地表示了出来。
《伤逝》无愧于一支悲郁现实中的人类灵魂哀歌。
(原载《江苏社会迷信》,199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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