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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在振兴制造业上可是雄心勃勃，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希望在25个领域有所作为。眼下，该计划已经有所进展，光在手机制造领域，印度就迎来了20多家新的手机生产商。   IDC旗下的全球手机季度跟踪报告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印度出货的手机有三分之二都是本土组装的。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现有的手机组装厂未来还会从事电池、充电器和数据线等配件的生产。   今年第一季度，印度市场手机出货量达到了2350万台，同比增长5.2%。此外，该报告显示，“拥有4G功能的智能机第一季出货量达到了1540万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倍有余。”   当地时间2016年5月21日，苹果CEO库克与印度总理莫迪摆弄苹果手机。东方IC 图   各大厂商抢滩印度   苹果CEO蒂姆·库克的造访，为印度制造又增添了几分光彩。上周六，库克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并表态在考虑“将iPhone生产搬到印度的事情”。在全球手机销售放缓的大背景下，苹果今年一季度在印度的销售额猛增了56%。这给了库克加码印度投资的理由。苹果的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已经先行一步。2015年，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已经表态，要在印度投入巨资建厂。目前，富士康的主要产能，集中在深圳和郑州的几个中国基地。   外界担心，富士康大举进军印度，会不会冲击中国工厂。   苹果和富士康并非特例。单是在手机行业，金立、vivo、TCL、小米等一大批中国品牌，都早已表态，已经或有意在印度设厂。   在这20多家抢滩印度的厂商中，来自中国的Vivo和金立，它们已经分别在德里附近的大诺伊达区和安得拉邦开设了自己的生产线。此外，三星也在诺伊达区建有生产线。而小米、摩托和联想等厂商也纷纷在印度设厂。据悉，韩国巨头LG也正在印度进行选址，未来印度将变成它们的零部件制造基地。   IDC的报告显示，除了以上这些厂商，攫取了业界大部分利润的苹果也瞄准了印度廉价的劳动力，它们也准备将生产线转移过来。   除了手机厂商在印度建厂，各大代工厂也开始行动了，印度《经济时报》了解到，位于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已经准许富士康在当地建立一个大型的组装工厂。据了解，该工厂将建立在孟买，占地1200英亩，耗资100亿美元。   眼下，印度的智能手机渗透率只有30%，市场潜力相当巨大，在印度建厂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还能获得许多政策优惠。   政策支持力度大   印度通讯业联盟副主任鲁尔表示，印度正在成为世界智能手机制造中心，印度政府愿对各类企业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   眼下，在印度建厂可以得到政府的资本支出补贴，还能减免一定的税款。“由于国内人工成本逐渐增高，中国厂商也将印度看作新的制造基地。”鲁尔说道。   2015-2016年，印度手机制造业创造的产值相比从前有了185%的增幅。而去年，“印度制造”计划则为手机制造业创造了40000个工作岗位。   IDC资深市场分析师卡辛克表示，眼下印度手机制造业主要还处在半散件组装状态，这与中国和台湾的端到端制造方式还有较大差距。   鲁尔表示：“不过当印度手机制造进入全散件进口组装状态，它在全球手机制造的版图上就会地位陡升，其产能完全可以满足南亚和东南亚市场的需求。”   制造业转移不可避免   此外，印度的基础设施还极其落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提及，印度缺少港口、公布和铁路运输货物，缺少可靠的能源供应维持工厂运转，更糟糕的是软环境，投资者无法获得所需要的土地，也无法开除工人。   也有投资印度的中国厂商直言，如果不是因为印度不断上调进口税，以及高昂的通关费用，他们根本不打算将工厂设在印度，因为当地的营商环境极差，产业配套也跟不上，这远非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可以对冲的。   英国金融时报直言，印度在制造业方面没有良好的声誉，就连印度人也看不起本国产品。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印度制造落后的现状。 当前，印度很难在短期内超越中国形成完整的手机制造产业链，但眼下的印度有其独有的优势。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工厂向成本低廉的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规律。而且所谓低成本并不只是劳动力价格低廉，更是低成本劳动人口、劳动力教育培训水平、土地成本和税收政策的大杂合。现在，中国的用工成本是印度的3倍多，税费更是东南亚国家的数倍，高昂的土地成本更是这些年来影响厂商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服装等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越南和菲律宾制造一样，随着中国上述成本的上升，手机制造业的转移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莫迪振兴印度制造业的承诺，能得到践行——包括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外国公司的税收待遇，改善营商环境，那么，也许就像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说的，即便考虑到中国的主导地位，“印度也有机会成为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的一部分”。   附记：印度制造业的真实水平是怎样的？   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24日报道，要去印度首都孟买郊外的工业区，最好乘坐德里地铁，因为市中心宽敞的公路出城不久就变成了泥土路。建筑物远处是尘土飞扬的田野，偶尔有水牛在其间游荡。   有些工业区虽然名字取得响亮——如曼戈普里（Mangolpuri）工业区——但期待在这里看到大型工厂的来访者不得不马上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在这些三层的建筑中，大多数企业只占一层，机械设备也不多。许多设备都是转了好几手买来的，只能半自动或手工操作。为数寥寥的高科技自动化机械通常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翻新过的二手货。实际上，印度制造业几乎与大规模不沾边。   但这个国家终于发现，它需要发展制造业来为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提供工作，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者创造就业。   如今，由于连在制造简单产品方面都实力薄弱，这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仅占2%。然而，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表示，即便考虑到中国的主导地位，“印度也有机会成为全球价值链及供应链的一部分”。   印度已经认识到，仅靠提供低端服务不足以拉动经济，这促使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发起了“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运动，并推出相关措施。近期“印度海事论坛”召开期间，孟买街头挂出了很多标语牌，呼吁陷入交通堵塞的人们“在印度造船”。   有一种担忧是，印度现在发展制造业可能太迟了。到曼戈普里工业区以及临近拥有1.6万小微企业的巴瓦纳（Bawana）工业区参观一下，就可以了解印度要发展制造业面临多大挑战。   “经过政府几十年的管制，印度根本不存在规模经济，”开关电源及笔记本电脑充电器制造商卡迈勒·卡普尔（Kamal Kapur）说，“自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害怕让私营部门发展壮大。我们已经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   塔塔集团（Tata Group）旗下一家曾经制造铁路机车的企业就是例证。几十年前，印度政府决定，应由公共部门的实体制造机车，塔塔只好放弃该业务。因此，当印度铁道部不久前重新授予私营部门制造机车的合同时，受益的是外国公司，包括通用电气（GE）与阿尔斯通（Alstom）的一家合资公司。印度本土的公共部门企业集团毫无竞争力。   卡普尔开始经商时并非一名制造商，而是进口商，他从具备规模效益、拥有技术且产品价格低廉的中国工厂进口零配件。“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向深圳，”卡普尔说，“我可以买到一块中国产的山寨集成电路，质量与美国飞兆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亦称“仙童半导体”）的一样好，但价格只有后者的一半。比起我们印度人，中国人能制造出复杂得多的集成电路。”   那么，卡普尔后来为什么放弃从中国进口配件、转而要在印度进行生产呢？他的解释大多指向那些将在印度经营的外国企业搞得晕头转向的障碍。   一大挑战来自与印度海关打交道。通关费用使得中国商品原有的价格优势荡然无存。“海关是一个**烦，除非你有秘密渠道，”卡普尔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通常要滞留海关数周。有时，关税和罚款已经超过了货物的价值，使得卡普尔只能放弃进口来的配件。   长远来看，进口也不太合适，因为印度运输成本高、速度慢：货运列车平均时速只有25公里。   然而，要在本土采购零部件并不容易。卡普尔用了18个月才为自己需要的部分配件（如印刷电路板、注塑模具）找到合适的供应商。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尽管中印两国制造业存在巨大差距，也是值得付出努力的。即使赢得铁道部机车生产合同的是外国公司，这一项目也将为印度北部贫穷的比哈尔邦创造就业机会，并带来乘数效应。   虽然晚了些，但还不算太迟。   资料整理自澎湃、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