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美国创新

2008年雷曼兄弟引发的金融风暴让美国人感到了害怕，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让人联想到了1933年，失业率高达10%，美国人意识到了 高度依赖金融服务业，互联网等带来的巨大弊端，2009年奥巴马开始着重去探索美国制造的未来和在国家经济和国家创新中的地位。 经过麻省理工学院学院一年多的调查和研究，最终促成了美国的政策出台，2011年6月24日，“美国先进制造业伙伴项目”（AMP）宣布启动1.0， 这个阶段是由大型龙头企业和部分大学参与，国家经济委员会，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制造和工业技术办公室 在上层财政和政策领域给与策略和指导，AMP 1.0标志着美国重视制造业的开始。2014年10月的AMP 2.0报告，推动成立了美国制造研究所，意味着 美国的制造业政策开始有实质性的产出。 美国国家工程院在2015年发布了《为美国创造价值》，其中值得深刻借鉴的观点是：在生产全过程引入数字技术和传感器技术，意味着工作性质的 变革，而且生产价值的企业会创造结合服务、分销和生产的复合型工作，将制造业视为价值沙漏的一部分，意味着理解制造业中真正的工作不能紧急着眼于 生产过程，而是要放眼于依赖它的整个价值链。 由此，美国对于制造业和创新上升到全新的局面，学习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经验，国家范围内成立了相应的制造研究所：数字化制造和涉及创新研究所， 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美国集成光子制造研究所、智能制造创新研究所、先进再生制造研究所、先进机器人制造研究所，具体的功能除了技术研究， 人才培训，虚拟工厂，产业技术输出等等，当然研究所资金联邦政府只提供5年，联邦政府会出钱购买先进技术，但是后期发展需要研究所自行寻找大企业 资金和 自我生产技术。 因为发现了德国的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同时美国还在制造业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创新上进行了策略研究，包括初创企业的技术如何获得量产资金， 如何创越创业死亡时间窗，就是创新裂隙，中小企业的新技术新思想，有没有机会变成真正的产品的能力。通过大型基金和大型企业，大学的创新园圃，回旋 加速器，技术桥和引擎，将制造商和创业公司结合等等方法引入解决创业企业的创新问题。最后还在教育政策向德国学习双重教育的方案。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 发布了《先进 制造 领导力战略》,标志着美国制造业回归进入了第二个战略阶段，美国政府未来会更加重视制造业在经济中的 地位，未来的国家政策，外交政策，外贸政策都会更加向制造业倾斜。 2018年以后我们看到的，苹果供应链转移，华为制裁，实体清单，不可靠清单，所有外交政策都是内政的延续。 大部分国民对于美国人的制造业认识都是很小，包括铁锈带，汽车干不过日本，制造业落后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片面的。 我们把在中国看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速运转的工厂，人潮汹涌的会展看成了制造业的全部。其实不然，高度自动化的工厂， 智能化的物流，尖端的实验室，超强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和方案，领先的关键材料制造和元器件创新策略，这些跟我们想象铺天盖地 的流水线，几十万人的工业园区，富士康和华硕级的招聘普通工人。2018年美国制造依旧产生2.33万亿元产值，占国民生产的11%， 中国产值4万亿美元，占比29.4%。 未来中国和美国在高端制造的交锋会更加密集，双方会在关键领域产生争端越来越多，中国的高精专新政策和小巨人政策，也是 欧美学习的结果，各种创新园区，孵化器形式上是产生效应了，看看广州黄埔、松山湖和南山科技园的制造研究院，也似乎感觉到了 政策层面的学习模仿。中美的制造禀赋确实差异很大：中国的长处是制造体系和供应链完整、日夜不停的工作和高速运转、模仿和 低成本快速量产的能力；美国的长处是在前沿的产品研发能力、关键器件和零件的设计和开发能力和和融资创新模式。 未来双方要争夺的更多是美国的长处，美国人也希望占据中国的优势，将台积电，富士康，三星等制造产能引入美国，实在不行， 不在中国就可以了，去东南亚，南亚和中美洲。 再次回想2019年美国特朗普的脱钩和制造业回归，意义大不一样，美国制造的回归不是所有产能的回归，而是美国制造供应链的安全 保障，核心的、重要的和必须的产能需要可控，安全，美国制造的领先地位和领先优势需要稳定确保，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创新领先也是 需要得到确保，而非简单的工厂迁移回美国。 看看深圳，广州开始嫌弃制造业，东莞和佛山却紧随而至，其实我们的制造业并未强大的不需要低端制造的地步，而是房地产、金融 和互联网等所谓的暴利产业稀释了城市去做制造业的意愿，而且制造业所带来的环境成本确实给地方城府的治理带来巨大的难题。看看 珠三角 大量存量写字楼空置，大量的创业园区无人，还在拆迁旧村，建设写字楼，产业园区，有点发怵。 中国不能等到美国2008年的状况再去回首制造业的重要性，东莞尤其可以去回旋，回到制造业第二春，高端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