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荷兰新加坡

发达经济体无一例外拥有强健的供应链生态，这是保持长期领先的前提和保障，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不管是工业、农业还是服务业，区别仅在于这个生态是偏自主的、垂直型的，还是偏开放的、横向合作型的，如果属于前者，则要选择少数重点领域，毕竟资源有限，如果属于后者，则要形成稳固可靠的同盟，即供应链“盟友”不可以随便断供。 韩国以三星为代表的电子业供应链有明显的垂直整合的特点， 在 IC 研制、存储器件、显示面板、被动元件、终端电子电器产品等多个关键节点实现业内领先，形成强有力的供应链竞争力，并获得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部分定价权和支配权。韩国在电子行业的实力让人艳羡，估计下一步应会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环节做些弥补，毕竟 2019 年日本威胁断供的震动不小，另外，三星在多年前曾参股光刻机霸主 ASML 。 荷兰 ASML 的供应链属于典型的开放型， 当初正因大胆采取 高度外包的策略，快速“集成”各领域的前沿技术 ，才得以快速 设计和“组装”出最先进的光刻系统，甩开对手，赢得市场。据说 ASML 的设备中 90% 的零部件是外包，其中有来自德国的光学设备和精密机械、美国的计量设备和光源设备，等等。 ASML 之所以选择开放型供应链模式，既有 赶超日本 Nikon 、 Canon 等传统霸主的策略性考虑，也跟自身财务和研发条件、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现实因素有莫大关系。 ASML 还曾出让股份实现和重要客户的捆绑，并入股或并购关键技术供应商，从而巩固从供应商到市场的利益同盟。 ASML 开放型供应链的成功是企业开放的心态和外部良好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新加坡也是开放型供应链生态的典范。 该国的经济构成除了我们所熟知的旅游、物流贸易等产业之外，其电子和化工等制造业也有相当规模，其中，晶圆代工和测试、炼油石化等均在全球市场拥有一席之地，另外该国生物医药产业也极具活力。因为资源局限性，新加坡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培育了自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门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独特优势，这十分难能可贵。其成效的取得可归功于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和外部环境。 近几年，我国企业虽饱尝供应链断供之痛，但拥抱经济全球化，营建开放型供应链生态仍是主流共识。 一方面，作为大型发展中国家，我们在科技水平、科学精神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只有在坚持兼容并包，与外来文明充分交流、取长补短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展和提升。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由中日韩、东盟十国及澳大利亚、新西兰 15 位成员方签署，成为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将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预计 RCEP 在两年内正式生效，届时超九成商品纳入零关税范围。自由贸易、多边主义是世界主流，对外开放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当然，营建高质量开放型供应链生态谈并不容易，内有自身发展的短板弱项，外有美国的战略压制，以及瓦森纳协议等钳制，不利的外部环境不会因为我们想要开放就减轻或消除，如果我们自身的科技实力长期上不去，长期无法在重要环节实现突破，就始终面临被随意制裁的威胁，且缺少反制的手段和筹码。 从过往瓦森纳协议对我们限制的情况来看，往往是我们在某项技术上取得突破后，协议的限制性条款就会很快放开，否则就很难。 如果我们不想 被卡在比 先进技术 落后 两 三代的水平 ， 就要凭奋斗和智慧在重要环节打开缺口。当然，因为科技和产业发展均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科研投入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成效，所以需要坚持长期的、持续性的战略，要避免冒进，避免摇摆和中断，也要尽量避免资源浪费。 从整个信息产业供应链的角度看，我们在移动互联网应用、通信设备、终端产品组装、部分产品零配件、消费市场、电子工程师数量、及相关要素配备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且我们是全球半导体最大市场。美国在关键元器件、半导体材料、设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及 IP 等高技术环节掌控供应链，其近几年的贸易和供应链政策也让美国科技业损失巨大。 中低端制造业很难再回流美国，但可能会由中国陆续分流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经济体， 应对产业链外迁的趋势有充分的警惕和 应对，如果苹果及其代工厂富士康、和硕、纬创等生产实体外迁，势必影响到半导体产业的下游市场， 影响内地半导体产业的投资和布局。原本技术和产业的突破就需要数年数十年的时间，有了市场源源不断的验证和反馈，技术和产品才有机会成长。半导体行业应对类似事件进行充分的量化模拟和预研。 另外，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十分严峻，国内在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疫情才基本被控制住，但国外许多地区的疫情仍在爆发和蔓延，病毒不断通过跨境货物、人员等流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国内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优先在半导体制造、设备、材料、及工业软件等关键环节持续布局和发力，准备长线资金，培养梯队人才，坚持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引进并行，避免顾此失彼，这是个艰巨的系统性工程，是个持久战、接力赛。 要做好疫情的防控，也要坚持开放性，尽可能地和各经济体保持融合，在融合中加强合作， 取长补短；也要坚持战略方向的自主性，实现若干年后重要环节的陆续突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从根本上营建良好的供应链生态。关于供应链生态的问题，在之前的“大江大河看中国大陆”、以及“美国篇”等章节中已花了很大精力和心血，详细的介绍和总结半导体产业发展思路及经验教训，其核心就是营建好的生态，再作几点补充。 供应链生态建设怎么理解？打个比方就像自然环境生态，想要动植物、微生物等充满生机，当然需要种子、监测、以及防毒防疫等投入和管理，但最根本的是要有合适的土壤、水、空气和阳光等生态打造， 有健康的生态体系，才会生机盎然。 现实中有许多“橘生淮北则为橘，生于淮南则为枳”的遗憾。不讲科学的乱干预，会导致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对现阶段产业供应链来说，如何营建一个良好的生态，形成正反馈的长效机制，让资金、人才、及相关资源自发地、优先地流向关键环节，而不是相反地流向投机性、低效乃至无效的环节，如何避免一些地方人走政息式的弊端，如何让产业投资更透明有效，如何建立起长期追溯机制，让真科技获得奖励，让借科技名义圈钱的事少发生 …… 鉴别生态建设的成效，一个例子就可看出端倪。 二十年前 SMIC 成立时举步维艰，当时张汝京先生就受困于内地半导体人才的匮乏，这么多年过去了，效果怎么样呢？一方面，仍然面临人才缺口，另一方面仍有大量的微电子专业人才流向互联网和金融等其它行业，这并不是说“其它行业”不好，而是半导体行业的人才成长期比其它行业长很多，工作初期贡献小，待遇自然上不来，而年轻人也面临现实问题挑战，比如结婚买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逼迫人才外流，而人才是生态建设最重要的一环，此例算是管中窥豹。 生态建设既需要长效机制，也需要文化认同。 由于历史及各种复杂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众整体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仍有差距，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容易偏颇和极端化。在供应链领域，前些年许多情况下有机会选用，或给国内品牌元器件一些试样的机会，一些人偏偏就是不用，连备选第二供应商的机会也不给；近两年在面对美国断供威胁时，一些人又要走向另外的极端，不顾技术实际、操作成本，也不顾企业市场风险承受力，盲目一刀切式地推进国产化替代。这些做法有失偏颇，也是对工作的不负责。 供应链从业者，应具备基本的理性，始终兼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尽职尽责，力促供应链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同样适用于不同的经济部门。比如我们一再强调制造业，那就要忽略农业和农业科技吗？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同样让人刮目相看，比如以色列、丹麦、德国、荷兰等等，我国种植业、养殖业也同样需要补补科学技术和生态发展的课。我们为什么要在发展中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立起来，发展一个就要牺牲另外一个呢，这真的很奇怪，原本它们是可以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的啊。 多年来，疯狂上涨的房价和拜金主义文化，也不断鼓励人们去投机和赚快钱，浮躁之风盛行，像华为那样专注于技术进步的企业太少了。 华为内部的激励制度和奋斗精神，是砥砺科技进步的希望。有业内专家表示，前些年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我们过分强调学习台积电的代工模式，而忽略了 IDM 模式，错过了一些机遇。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下， IDM 模式仍然在业内占较大比重，三星、 SK 海力士、英特尔、美光、 TI 、 ST 等巨头就是这种类型。以上 IDM 类型的企业发展更为稳健，而像高通、英伟达、 AMD 等 Fabless 企业则更便于轻装前进。 两种模式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业内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包容和兼顾，但无论如何，内地晶圆制造的短板需要补上。 其它的短板还有设备、材料、工业软件，等等，道理是类似的，至于操作系统关键之处也在于生态建设。近几年遇到的困难，让我们警醒，原来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多么地不均衡，是多么地看轻基础科技，其结果就是发展的高速度掩盖了发展的低质量，短板和弱项成为今日之痛。 面对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关键技术靠引进变得几无可能。 求人不如求己，主要靠自身研发攻关，突破关键科技是一道必须迈过的坎。 当前供应链遇到的困难很大，但我们这些年也取得了不小成绩，比如高铁、基建、移动互联网和应用技术等，但我们长期忽略了基础科技，长期对问题视而不见，甚至让那些理性和善意提 问题的声音也被淹没。一百多年前，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 为纯科学呼吁 》的演讲中强调纯科学、基础科研的重要性和神圣性，他说为了应用技术，基础性科学必须成功。他在这次著名的演讲中特意拿中国、当时的清王朝作反面典型，他说假如忽略基础性科学，而只留意应用技术，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进步，因为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事情背后的原理，而追问和探索这些原理就能逐步形科学。这段评价实在让人心寒得难以接受。 但更心寒的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改的怎么样？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们重大的基础理论、重大的原创核心技术几乎是空白，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 底层的硬件、底层的软件 等，都高度依赖一个名曰美国、名不符实的国家及其盟友。 其实，比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早 600 年，我国古人就曾提出过“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道理。早先中国的文化其实相当优秀、开明和通达，只因明清两代的专制独裁和鸡肠蛙肚，才导致思想的摧残和文化的凋零。当代中国应学习唐代，海纳百川，弘扬大道，万物相育，并行不悖。要培育国民的科学理性精神。 供应链生态的营建要注重实际应用，应用技术能带来实际收益和财富，也能改善民众福祉，并为后续科研投入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但我们更要补上基础研究的短板，这是我们过去长期急功近利忽略的部分。 基础研究不会立竿见影，其成效可能会延迟数年、数十年，节省基础科研的成本，短期会少付些成本，但长期来看，缺少基础这一块，相当于我们的大楼始终建在别人的地基上，挖坑和制裁大概率要发生。一旦发生，代价之大超乎想象。 基础科研空白太多，就会陷入补了东墙补西墙、疲于奔命的怪圈，我们自然也无法赢得尊重。只有当我们在基础科研上取得突破，成为供应链生态中不可替代的那一环时，才有真正的话语权和尊严可言。未来我们这样的突破会越来越多，当然前提是投入、长期持续的投入。 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都很重要，不能割裂和对立，更不要顾此失彼。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曾有深入研究，并在多年前提出“技术科学”的思想，强调以技术科学为桥梁纽带，联结应用技术和基础科学，避免科学和技术分离，从当前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关系来看，仍然可以看出“从基础科学到技术科学，再到工程技术”的清晰脉络，应用技术属于工程技术的一部分，我们长期滞留在这一阶段，急功近利，过分看重短期利益回报。 华为的公益广告说，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基础研究的厚积薄发，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工业的强大，只有长期重视基础教育，才有产业振兴的人才土壤。媒体发布 2020 年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 50 名企业，内地只有华为上榜，其它企业仍要努力。如果要论平均每个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瑞士是世界冠军，该国虽规模不大，但在生物制药、机床、精密机械、机器人、化工、食品、冶金等领域均有发达的科技实力，在半导体设备领域也有所建树。欧洲另一个规模不大的国家瑞典，爱立信、宜家、 HM 、伊莱克斯等名企比比皆是，科技实力也相当了得。 从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技实力来看，欧洲几无弱国。 从平均每个企业的研发投入看，美国也名列前茅，从科研投入的绝对数字来看，美国更是长期的霸主，这是其科研实力强大的基础。我国近些年在科研上的投入总量也在持续增加， 2019 年科研经费突破 2 万亿，占 GDP 比例大约 2.23% ，发达国家整体科研经费占 GDP 比例约 2-3% ，其中瑞典、韩国、以色列等国科研经费占 GDP 比例超过 4% 。美国长期重视科研，基础研究占比约 40% 左右，英国有重视基础研究的文化和环境，德国和日本也重新把基础研究放在重点位置，即便是经济不振的俄罗斯，也有重视基础研究的传统。我们的企业、科研单位和高校等机构，需要长期坚持在研发上投入、尤其是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这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及追溯机制，让研发投入形成正反馈。 发达国家科技供应链生态培育及科研政策监管经验需要研究和借鉴。世界历史上，先后形成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五个科学中心， 欧美等发达国家因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而大受裨益，日韩新加坡等国家也在不同时期完成了这种软实力的培育，这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和借鉴的。 黄色人种和东亚文化并不缺少科学基因，但我们一说到东亚文化或传统文化就只想到儒家文化，是极其遗憾的，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不算传统文化吗？为何有些学者和名人一提到儒家就满脸陶醉得意，提到其他学说就面露失望或不屑？ 各家学说皆有长项和短板，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才能持续繁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儒家思想是排斥科学的，因为科学精神倡导质疑和探索，这是科学进步的基石，而儒家倡导的是秩序和伦理。相比而言，道家主张解放思想，追求自由，了解和尊重自然规律；墨家本身就有许多发明探索；法家重视制度建设，反对一成不变，并主张结合实际灵活应变。这些思想均含有促进科学发展的基因。当然，儒家也自有担当性和伦理等方面的优势，否则也成不了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主要精神寄托。 可见，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并不完全对立，“二选一”大可不必，非此即彼也不是客观理性的选择，我们需要理性精神，需要科学文化，也需要传统文化，这些原本就是并行不悖的。 发达国家除了培育科学文化，在产业政策及政府采购上也从未有丝毫犹豫。以美国为例，其能源部、国防部、 NASA 、 FDA 等部门和机构常年投资于基础和重大科研领域，并直接管理几大国家实验室，在产业萌芽和发展的关键期，更会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跟企业签约购买产品和服务。适时适量的政府采购，会对创新方向和效率、基础研究导向等产生积极影响。政府采购表现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国防和基础研究等市场失灵的领域、以及作为最终用户的领域等方面。挖地沟、搞绿化和路桥建设等属于低层次低技术的类别，高技术、高知识含量的政府采购才能见真章，能降低创新风险，促进技术和基础科研的发展。 当然，这些政策制订和执行运作均有很高的规范性、透明度，且保持了有效监管、及长期的可追溯性。这些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发达经济体的科技企业普遍有维持高毛利的习惯，因为有高毛利，才能有高比例的科研投入，从而形成科技供应链生态的良性循环。科技界企业长期低毛利运营，注定无法在科研上有大比例投入，也难以走的更远。因而，从长远看，价格战和消耗战相当于是消灭整个行业。当然，企业的一些短期价格行为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和短期策略，一些企业推出低价大众化产品线以完善产品组合，覆盖更广泛的市场，这都另当别论。 营造好的科技供应链生态，令人联想到孩子的养育，如何养成德智体美劳等良好素质，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一起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适度宽松，合理引导和鞭策，逐步培养孩子的理性科学精神。而孩子们内心对科学的向往既要切合现实，也要超越纯功利目的，要有更高的造福人类的追求。 开放和自主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供应链生态的健康和繁荣。 参考资料： 当前我国产业政策的演变趋势，任继球，中国经贸导刊， 2019 年 2 月上 郎咸平 : 产业政策没有错 , 对错看执行水平，东音社，豆瓣， 2018 年 11 月 28 日 科技部： 2019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2.17 万亿元 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 14 位，王政淇，人民网， 2020 年 05 月 19 日 发达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马跃 陈光 曾东红 创新论坛 技术与创新管理， 2006 年第 6 期 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钱万强，林克剑等，科技管理研究， 2017 年第 12 期 全球研发投入榜：中国第二逼近美国，以色列最下血本 | 联合国数据，郭一璞 夏乙 发自 凹非寺，量子位搜狐号， 2018-09-02 为纯科学呼吁——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朵（在一切世俗与偏见之上），豆瓣， 2017-04-27 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为何没有更好实现？郑哲敏，可靠性知识搜狐号，学习时报， 2017-12-31 年勇 : 忽悠新概念要付出代价 制造业三方面亟待提升，郭涛，中国经济网，搜狐网， 2020-09-21 汪晖：中国的开放与自主，观察者网， 2018-11-17 魏少军：人间正道是沧桑——关于大变局下的战略定力， 2020-11-5 温铁军：百年中国一波四折， 2001-3 温铁军：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化危机，观察者网， 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