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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1-27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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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8日上午,华为中兴的一级供应商,深圳市的明星企业福昌电子宣布破产,张武正是厂里的配料工人,他和女友一起在这家工厂打工了不到2年多。工厂倒闭的消息让他措手不及,公司被账款拖垮了、老板想去做房地产、3年内的员工赔偿只有一个月……各种消息在那一刻铺天盖地传来。 时至10月14日,张武才缓了口气,“昨天下午我们的赔款到账了,但超过3年的员工还在等消息。” 而在福昌电子宣布倒闭的同时,当日下午,从事手机模具和外壳生产的东莞京驰塑胶也宣布破产。 事实上,自去年年底开始,国内手机配件和代工等产业链企业的坏消息就不绝于耳。 2014年12月5日,台湾胜华科技在东莞东城和松山湖的两家子公司——万士达、联胜科技停产;12月9日,胜华科技旗下苏州子公司联建科技也陷入停产,3家子公司相继解散近万名员工;12月下旬,位于东莞望牛墩的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跑路,外界称公司欠债1.35亿元。 2015年年初,东莞兆信通讯传出了企业倒闭遭到供应商围堵的消息,兆信董事长高民自杀;9月8日,深圳鸿楷兴塑胶制品发布了一个不足50字的公告,宣布倒闭。鸿楷兴结清了员工薪酬,但留下214家供应商接近3500万元拖欠货款,目前没有任何解决途径。 在每一次倒闭破产消息传出后,外界都充斥着对中国手机产业链低水平竞争、行业环境恶劣的担忧。如今的制造业已不再是10年前黄金时期——在成本大增,单价却相比10年前还低很多。 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中国手机代工厂面临利润微薄和生产经营模式暗藏风险等多重困境,很多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中小型代工厂,正面临一轮残酷的行业洗牌,产业寒冬已提前到来。 整体市场下滑 厂商下单日趋谨慎 今年初,作为手机产业的主管单位工信部发出警告。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手机市场累计出货量为4.52亿部,同比下降21.9%。整个手机行业风声鹤唳,销量的下滑导致厂商对上游的投入日趋谨慎。 整个产业的大生产热潮正在逐渐冷却,但是2013年智能手机井喷的后遗症却仍然笼罩市场。对2014年继续增长的错误判断导致多数手机品牌库存增高,手机销量不及预期。作为上游的手机代工厂的发展逐渐停滞,因为手机厂商已无法消化每日从产线下来的新机器。 深圳的制造业哺育了华为、中兴这样的品牌手机厂商,也缔造了诸多白牌手机厂商。后者的主要市场此前从中国大陆拓展至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然而,当品牌手机厂商杀入海外市场,希望倾销剩余库存时,这些白牌厂商的市场空间也进一步挤压,这使得这些厂商合作紧密的代工厂处境也日趋艰难。 中国厂商早已经习惯了血拼价格战的模式,原本如三星、苹果应当在售价中加入品牌溢价,也被以各种性价比的理由“抹去”,甚至出现了压榨上游供应链的现象。为了使用最新的可以宣传的元器件,对那些普通消费者难以接触到的配件,手机厂商则选择了降低标准。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如今代工厂生产一部手机的利润已十分微薄,甚至除去人工和设备成本外,几乎难以获得利润。更为恶劣的是,代工厂为了获得订单,也开始了恶性竞争,甚至牺牲了良品率,这有时候会导致代工厂最终失去品牌手机厂商的订单。 上游产业融合 竞争日趋激烈 在性价比成为常态之下,手机厂商开始把工艺和设计制造做为噱头,所以对于代工厂商的要求也比以往更苛刻,只会单一制造的必将被淘汰,那些随着手机品牌一起转型的代工厂才能更好生存下去。 此次倒闭的福昌电子就主要生产塑胶磨具,然而当前手机厂商大规模开始使用金属外壳,而福昌电子并没有金属外壳的生产线,无法接到相关订单。 一般来说,某个产业成熟的标志就是分工专业化。在手机行业,除了为消费者所知道的品牌商之外,整个产业还包括方案设计公司(通称“IDH”)、代工生产企业(通称“EMS”)和原始设计制造企业(通称“ODM”)。 然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庞大的手机终端制造能力也推升了上游手机设计行业的发展,产业链上各个角色已不满足现有的规模,希望向其他领域拓展。当然,这背后的推动力很难与中国互联网手机品牌的兴起分开。 这些互联网手机品牌在互联网“轻资产”思维的指导下,往往习惯将手机设计、供应链管理、制造等业务纷纷外包给“IDH”来操作,诸如红米、魅蓝、乐檬背后的闻泰,华为荣耀背后的华勤,格力背后的卓翼、锤子背后的希姆通。 而ODM也开始向上游方案设计进行产业链的整合,他们不仅能提供传统的业务,还可以满足客户更为广泛的需求,如产品定义、元器件生产、ROM优化、云服务等等。事实上,小米、华为、联想、魅族等手机厂商都在接受类似的产品定义、方案设计、生产制造、软件开发服务。 产业正从有序的分工合作,转变为混乱的红海竞争。代工厂一方面需要应对整个产业的变化,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品牌商的种种需求,牺牲利润获得订单的局面已十分普遍。 技术升级 催动产业呈现马太效应 数年前,腾讯科技曾参观小米代工厂英华达,仅手机装配一条产品线,就需要30多名工人的流水线操作,但如今在西安高新区的中兴工厂,25条全自动化生产线,将生产一部手机对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急剧缩减。 在这家工厂内,生产线从单板测试加载、全自动化分板点胶、整机音频测试、整机软件加载等使用的都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 与服饰等传统制造业不同,电子科技产业是最容易以机器代替人工的。机器联网后,以前人工进行的生产规划和排期可以用机器实现,而以前需要人工检查的生产环节漏洞,也通过机器可以识别。虽然机器大多使用英文界面加大操作难度,但有工厂负责人员告诉腾讯科技,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软件翻译,到时候会更进一步降低用人成本。 据腾讯科技了解,一些代工厂对员工的需求已经简化到仅需搬运填装物料和收整产品。也就是说,即使那些因为产线升级而不被淘汰的代工厂,其在自身产业升级中,逐渐对行业进行“瘦身”。随着技术的更新、生产质量的可控性提高,那些具有优质良品率的代工厂会从中胜出,失败者则会逐渐被产业所淘汰。 对目前代工厂等国内手机产业链的倒闭潮,IHS中国研究总监王阳表示,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手机产业链在走下坡路,只是市场经济下自然经历的优胜劣汰过程。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也步履维艰。《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对公开报道的不完全梳理发现,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有76家企业关门,其中东莞占27家,比例超关门企业总数的1/3。 珠三角制造业是否又迎来了一次危机?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制造业该如何转型?记者深入珠三角地区,为你解答上述问题。 10月24日,中国迎来了传统的“霜降”节气,而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下调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霜降接下来是立冬。对于中国很多行业来说,已经感觉到了冬天的寒意。互联网领域,百度 停止社招,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携程与去哪儿合并;基建材料领域,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玻璃等产业处境艰难;轻工业制造领域,家具、服装、陶瓷等状况不乐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对公开报道的不完全梳理发现,今年以来,珠三角地区共有76家企业关门,其中东莞占27家,比例超关门企业总数的1/3。 从行业看,家具、纺织、电子、陶瓷等7大劳动力密集行业成为高发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最困难 过了一个“十一”长假,东莞金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的上千名员工怎么也料不到,公司已经将部分生产线搬走了。没过两天,10月10日,中兴手机一级供应商福昌电子有限公司也倒闭了。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GDP同比增长6.9%,6年多以来季度值首次跌破7%。接着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双降”。 10月在广州、佛山两地举办的秋季广交会、陶博会的冷清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实体经济的“寒意”。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10月1日至今,珠三角地区已有8家中小企业宣布倒闭,另有2家大型企业由于经营问题引发员工纠纷。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来珠三角被公开报道的倒闭的大中型工厂共有76家,主要集中在陶瓷、家具、纺织鞋子、玩具、纸品包装、电子、LED等7大行业,记者注意到,这些行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佛山)国际陶瓷及卫浴博览交易会上,佛山禅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岩也在开幕式上透露,“我们初步统计,至少有30%的企业受到了严重影响。” 今年来,珠三角共有12家陶企倒闭,主要集中在清远、佛山、肇庆3地。产能过剩是这轮陶瓷洗牌的主要原因,据了解,陶瓷行业产能过剩高达40%。 房地产的低迷同样影响了家具、LED行业。今年来,珠三角地区家具行业有10家企业倒闭,LED有6家关门。 2010年开始,造纸行业也难逃产能过剩引发的洗牌。2015年以来,珠三角有10家纸品包装企业倒闭。 珠三角电子行业则因订单不足引发倒闭或员工停工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珠三角今年14家电子类企业关门或倒闭,4家公司因订单不足引发员工纠纷。今年7月份,江门鹤山四海电路板有限公司在因订单不足停工2个月后贴出通知称,公司出现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公司决定结业,终止与员工的劳动合同。 而受外贸严重缩水影响,服装鞋子企业共有11家关门,主要集中在广州、惠州两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进入媒体视野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因为外债而悄无声息倒闭的小厂。 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17.8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9%。其中,出口10.24万亿元,下降1.8%;进口7.63万亿元,下降15.1%。 企业关门在正常范围 东莞当地一家P2P互联网金融公司网投网,早在去年12月份就开始有意识地压缩东莞当地业务,扩展外地业务,转战泛西部地区。 网投网CEO汪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钢贸、家具、纺织等传统行业是公司基本不会碰的行业。 汪瑶表示,实际上今年的倒闭现象并非突发情况,而是前几年实体经济的累积和延续,“东莞这边的行业比较特殊,可能一个核心企业,周边有几十上百家企业为之服务,大企业一倒,受牵连的就是几十上百家企业。” 广东(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龚佳勇则表示,珠三角企业关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像鞋帽、家具等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劳动成本不断提高,原先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就消失了。另外,企业家在经营中缺乏向品牌、高端方向转型的眼光,所以在这一波外贸经济形势、国内经济形势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导致了目前这种情况。 “中小企业的生存率是个通病,即便在美国,大多数企业都熬不过5年这个时间节点,倒闭是时时刻刻存在的。” 他认为,之所以今年的倒闭现象得到了外界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情况下,以及国内总体的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低速的发展过程中,大家的经营效益都不是很好。 据《南方日报》10月26日报道,东莞市商务局称,从该局负责的领域看,目前东莞关停外迁的外资企业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来看,都属于正常范围,没有出现所谓的“搬迁潮”现象。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则告诉记者,目前尚未有具体的统计数据。 今年3月份,国际金融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 曾到东莞、深圳对两地制造业进行调研,当时他得到的结论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赵庆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根据东莞几个企业家的后续反馈,目前和3月份比,东莞情况没有更得变差。” 不过,佛山一位不愿具名的陶瓷行业人士则告诉记者,对于大部分陶瓷行业来说,最危险的不是能够停窑,不敢停窑才是最可怕的。陶瓷厂商拖欠供应商的款,6个月、9个月还款期限是常态。“陶瓷厂平时不会停窑,但春节之前会有个停窑放假,同时供应商收款过年。所以,真正的考验在春节后。” 深入剖析 2015对比2008:人工成本翻倍 企业融资仍难 2008年樊友斌念完MBA之后,回到佛山市创办了一家服装公司。虽然当时恰逢全球金融危机,樊友斌却明显感觉今年要远比2008年吃力,“国内70%服装加工厂以外销为主,今年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在广东(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龚佳勇看来,相对于2008年,今年中小企业面临的局势要复杂些。随着劳动成本不断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优势。 据了解,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 生产成本大幅提升 东莞虎门镇一家小型服装加工厂老板乐建波今年日子过得有些愁,他的工厂主要做中高端服装的外单加工,但越来越多的外单被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国内接单价格也被压低,而员工工资上涨使得生产利润缩小。“今年外单的数量少了三四成。” “在孟加拉、柬埔寨,每个员工一个月薪水不到130美元,每个工人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成本,就能把服装生产出来。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人均工资是600~800美元/月。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人力成本优势就没有了。”樊友斌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2008年至今,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BCG今年8月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指出,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是96,换句话说,同样一件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中国则需要0.96美元。该报告认为,中国制造业面临很大压力,因为人力成本从2004年的4.35美元时薪涨到2014年的12.47美元,涨幅达187%。 “2008年到现在,工人工资最少翻了一倍。”乐建波告诉记者,在他的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的月薪为5000元左右,而普通工人月薪3000元起。 在东莞拥有一家LED设备公司的王鑫也表示,2008年至今,设备类技术工的月薪已经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涨幅达到了一倍。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表示,珠三角80%以上的企业都是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成本上涨只会促使订单转移。 记者注意到,服装行业中,优衣库、无印良品、东京style、honeys正在大幅削减投向中国的订单,大批量发给东南亚、印度等地的代工商。 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局 从去年开始,LED荧光粉商李维就明显地感受到经手的现金越来越少,支票越来越多。今年来,李维经手的基本都是支票,而且拿到的不是原手票,到他手上之前,就已经转了好几手。 “目前的这个形势,我只能有选择性地做一些客户。现金比利润更重要,新开发客户必须得谨慎,收不到款的话,做也没有意义。”李维表示。 樊友斌表示,服装行业的中小企业今年贷款比2008年难。在他看来,企业倒闭大多是因为资金链断裂,如果有充足的银行信贷,企业是可以熬过来的。 “只要是个工厂,基本上你去问,都会说需要融资。”网投网总裁助理段炼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在段炼看来,银行抽贷是东莞实体经济现状的一个导火索。 据他介绍,2012年东莞市巨千家具有限公司的没落就与银行抽贷有关,当时银行对其有一笔5000万元的抽贷,使得巨千家具开始发不出工资,最终没能撑住,最后不得不被重组拍卖。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银行觉得风险大就会抽贷。一抽贷,行业就会更不好。”网投网CEO汪瑶表示。 据了解,银行贷款对象一般是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不容易申请到贷款,部分企业为了补充流动资金,不得不寻求融资成本比银行高得多的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成本是银行的5~10倍,中小企业找高成本融资,但实际上只是撑过了这段时间,但最后窟窿还是在。”汪瑶告诉记者。 龚佳勇则表示,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存在。只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比较薄,目前很多行业利润率都只有2%~3%。这样的一个利润水平下,就体现出对现金的需求很大。 “中小企业的成长以前是依托政策优势发展起来的,发展并不十分规范,信用体系或者固定资产等关联项很难打动银行放贷。”龚佳勇表示。 林江也告诉记者,对于珠三角的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而言,因为没有相应的抵押物,他们一般很难从银行贷款。 汪瑶表示,大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能力弱,对现金流的控制能力不足。“他们基本没有财务一说,都是老板娘在管账。我也经常提醒他们,如果要融资必须要完善财务管理,但他们往往说要避税。” 企业家说 LED设备老板:时刻保持警惕危机也是商机 虽然时不时听到经济情况不好的消息,80后王鑫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些,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车上度过,四处挖掘新客户,他只关注自己过得好不好。 王鑫在东莞开的一家LED设备公司已经运营了好几年,在前期国家政策的扶持下,他们这代中小企业家并没有真正地过苦日子。“以前都是别人做什么,然后你跟着干就行。但现在不行了,现在要去思考怎么做差异化。” 今年开始,王鑫也开始琢磨着“双腿走路”,从而降低倒闭风险。但是未来如何,该往哪走,他还看不清楚。“像开着飞机,突然没有了导航,不知道该往哪走。” 开始琢磨“双腿走路” 王鑫自嘲说,他的经历就是“在最不好打工的时代,我打了工。在做不好做企业的时候,我做了企业。” 2008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那一年,他在深圳打工的工厂因为一批产品不成熟,出不了货,导致资金链断裂,工厂宣告破产。公司拖欠他半年的薪水,最后他只拿到了1/3。 不过,幸运的是,他当时所在的工厂倒闭前正为佛山一家企业做一批设备,王鑫凭着跟佛山客户的关系,拿下了那批订单,自己出来创业。 然而,他的创业之路并非顺畅。几年前,他的工厂现金流出现了问题,甚至付不起工人工资。当时他拿着价值一两百万的房产去抵押,也只向银行借来20万元的贷款。“我们只能四处筹钱,但挺过来就好。” 2012年王鑫从合伙企业出来单干,开了现在这家做LED灯封装自动化设备的工厂。 “今年灯肯定不好做,但相对而言,我们做设备的会好一点。”王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年的LED灯具淡季在5月中旬就提前到来了,直至现在也未旺起来。目前很多LED厂商还在休整期,“我有个中山的客户,8月份放假放到9月1日。上两天班,9月3日又开始放,一放就放到国庆节。” 随着东莞自动化的兴起,王鑫公司今年的销售量同比提高了30%左右,“去年行业是初期阶段,今年是兴旺阶段。” 但在王鑫看来,设备也是最短命的。一个设备从市场空白到饱和可能就2~3年的过程。公司成立之时,做的是传统的LED灯切面点胶机。今年LED灯行情不好,王鑫意识到,“传统LED根本没办法做。” 瞄准LED“蜡烛灯”的市场前景后,王鑫开始着手研发适用该款“蜡烛灯”产品的自动化封装设备,并实现量产销售。 “之前我们基本都不用动脑筋的,有订单来了就做。但是现在不能这样干了。还要考虑这个东西能做多长时间,要动脑筋考虑往哪个方向转。我们时时刻刻都保持着这种警惕,居安思危。”王鑫告诉记者。 有人倒闭也有人赚钱 王鑫认为,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短命,主要是因为一个行业变革到没办法变革时便只能死掉。他开始意识到至少要发展双产业,公司才能更健康。“今年开始,我觉得不能只做一个设备。” 去年他们刚开始做点胶机时,点胶机有30亿元的市场份额,但后来市场规模缩小至3000万元。“几十家公司分,能分到多少?” 目前王鑫的工厂也起步做“蜡烛灯”的少量灯芯封装业务。“就今年市场而言,这款灯泡的销售占主流,灯芯是我们研发的。” 见惯了中小企业的关门倒闭,王鑫对此并不担心。在他看来,危机就是商机。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才是最重要的,有企业倒闭,也有很多公司赚钱。 “危机中抓紧机会就是商机,如果当年不是我打工的工厂倒闭,我也不可能接到佛山这家企业的订单,一步步走到现在。” 除了涉足灯芯封装外,王鑫还琢磨着涉足手机行业,“准备做些别的东西,进行业务创新。” 王鑫告诉记者,看不清未来,只能边走边做。 这也是另一位企业家广东爱斯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友斌的迷茫,“2008年受国际形势及政策的影响,当时市场遍地黄金,企业家有很多跨界投资的选择,但是今年不一样,我们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企业就像在开飞机时突然间没了导航,不知道该往哪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