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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将驱动中国经济成长? 《哈佛商业评论》的网站上有China’s Economy, in Six Charts一文，用六张图表简单而形象地阐述中国经济。其中一张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说在 过去三十年里，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源，远远高过劳动力和生产效率。 比如在过去10年里，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7%，其中四分之三来自资本投入。文章指出，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放缓，未来的增长将主要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即技术和管理创新。用一句套话讲，就是向管理要效益。 这些年的资本投入多为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结果是业务在增长，成本也水涨船高，而且增长地更快。 相应地，企业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经营最好的那些公司也不例外。比如就华为来说，10年前的利润率大致在15%，一路降到2012年的8%。一旦行业陷入低迷，或者宏观经济放缓，企业的盈利压力就更大，甚至亏本，陷入“增长陷阱”，即高成本下的低增长、不增长甚至负增长。这是本土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重资产驱动下的扩张获得了市场，失去了利润；做大了规模，丧失了竞争力。很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央企，不是明亏也是暗亏。有的账面盈利，但不是来自主营业务，往往是卖掉一块地、剥离一些子公司的结果。 我没做过统计，但总觉得与国际同行相比，本土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或许这跟资产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不无关系。在很多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央企，资产回报率连银行的利息都不如。例如有个设备企业，800多亿的固定资产，净利润只有十几亿。800多亿存银行，每年也可赚二三十亿的利息。那几万员工送到街头做劳务，每人每年也能倒腾回来几千块的利润吧？还有些公司，固定资产过千亿，投资回报率连1%都不到，还是靠变卖资产得来的。这还不算那些在亏本的巨无霸们。 高投入，低产出，甚至不产出，就是很多本土企业的困境。 重资产增长确实到了穷途末路。本土企业当然也认识到了问题。于是各种管理药方一一试过，从ISO认证、全面质量管理到精益生产、六西格玛、供应链管理。例如飞机制造行业全面导入六西格玛，比北美同行也晚不了几年；丰田系统的精益生产就更是养活了不少顾问，据说有些丰田的老工人做培训、现场指导，一天收费也可上万美金。这几年物流供应链管理又成了热门，自然少不了教授们来凑热闹，某重点大学的教授竟然让学生写“供应链环境下的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就是项目管理，围绕质量、成本、进度等目标管理，跟供应链管理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教授没学过、没做过、没研究过，也不愿学、不愿做、不愿研究，就在表面飘，哪个名词时髦就冲那个去，结果是误人子弟。企业也一样，管理概念追时髦，新名词一个接一个，但多是表面文章。例如有些企业推行六西格玛，项目都做完了，才戴上六西格玛的帽子充数，供宣传之用。精益生产就更是阳春白雪，成了一些“专家”们的自娱自乐。于是，向管理要效益就成了句空话。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些管理方法的本质所在，以及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六西格玛从根本上讲是项目管理，即确定合适的项目、按照严格的项目管理流程做下来，并配以闭环检验、纠偏。确定项目的范围是第一步。大公司，决定做什么容易、决定不做什么难。结果事儿越做越多，人也雇地越来越多，公司就成了资源黑洞，印证了为什么成本增长快于营收增长。这听上去跟笑话一样，但公司大了，人多了，总会找出数不清的事、数不清的项目来做；即使把员工的数量翻一倍，事儿还是做不完，因为闲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会制造出更多的事儿来。 把资源放在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上，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这也是一流公司与二流公司的显著区别。决定了正确的事，然后就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做，即按照六西格玛的DMAIC流程，按部就班地做项目，以确保项目完成的质量。 理解了这些，你会发现六西格玛跟数理统计没多大关系，当然也不是质量管理——六西格玛早已超越了那个层次。如果把它当成质量管理的手段，这方法论自然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影响，无非是又一个流行术语罢了。精益也一样。这概念来自生产，却早已超越生产。起初精益的对象是生产过程，例如减小批量、消除浪费、“消灭”库存。浪费看上去是对材料、库存的浪费，其实更多是对时间的浪费。如果没法缩短做事的周期（cycle time），就没法降低浪费。生产时间只占整个周期的10%左右，90%的时间是由系统、流程来决定的。如果精益的对象只局限于生产，再加上有些“专家”开口丰田，闭口丰田，注定就是曲高和寡，成为“专家”们的自娱自乐。

前言：时光的流逝不能带走对友谊的回忆。 江上舟老师离开我们快三个月了，我的心情也渐渐平稳，从痛苦，思念到追忆，不再是当初的“泪飞顿作倾盆雨”。今夜中秋的月亮格外皎洁，窗外细雨濛濛，我的思绪也随着月光散发开来，让我再回梦乡忆恩师。来追忆我和江老师这段忘年交。而每忆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江老师鞠躬尽瘁，坦荡无私，兴业为公，提携后进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已久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窗外雨濛濛---追忆江上舟老师 6月27号的晚上，我在成都。听闻上海有雨，没想到成都也在下雨，是不是老天也感觉到了这天的悲哀。濛濛细雨带着幽幽的悲戚扎在我身上，却刺在我的心里，让我隐隐感觉到丝丝不安。淅淅的小雨中，一个挚友告诉我江老师走了。顿时，我心与天同，热泪涌眶而出。那一刻，我的心冰凉到了极点，浑身错愕，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回到现实。细雨夹着我的泪水簌簌从脸上流下，茫然的面孔，模糊的眼神仿佛让我看到了天堂里的江老师。 成都的雨夜中，我听到了这个不想听到的消息。其实我是有预感的：三周前江老师和我还有短信来往，交流中国半导体和中芯国际的一些发展的事情，那时刻他的心还完全在中国半导体和中芯国际上面；两周前江老师已经不回短信了，但显示收到了短信；可一周前，手机关机了。我当时心里一沉，想起6月5号去医院看他的情形，不禁隐忧中夹杂着害怕。 噩耗确认后，我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悲伤，失声痛哭。我和江老师其实认识时间并没有多久，但从相见，相识，相交到相别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高风亮节，一心为公使我深受感染。擦去眼泪，平静下自己的情绪，我渐渐打开了那恍如昨日的记忆。“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追忆分成四部分：“相见于中芯困境”、“相识于武芯危难”、“相交于中国芯方案”、 “相别于一心为芯”。                                       追忆一 相见于中芯困境 虽然江老师从中芯国际创立伊始就有着中芯情缘，而我也曾在中芯国际工作过两年。但我们的交集却是从2009年的11月9号的傍晚开始。我清楚的记得那一刻，瑟瑟秋风中，中芯国际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风雨飘摇：与台积电的官司失利，导致公司“割地赔款”，前途未卜。而这天的下午，我帮一位业内朋友约见了当时中芯的CEO张汝京（Richard），谈完公事，Richard给我说：我来介绍下我们董事长给你认识。那是我第一次和江老师见面：他握着我的手，亲切地给我说“你就是顾文军啊，这么年轻啊，你分析中国半导体产业分析地很好，点评地也很好。以后要多多支持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或许冥冥有天意，就在我要走出门的一刹那，江老师突然叫住我：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你，以后多联系。 到了当天晚上，我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Richard辞职了！对作为从中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我，以及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分析师的我来讲，这个消息绝对是地震性的。我知道意味着什么，对江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千斤重担他来挑！ 第二天的早上8点钟，没有任何征兆地我接到了江老师打来的电话，告诉我Richard辞职的消息，以及眼下中芯的困境。他说中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他非常有信心。当时他事情特多，电话很快就结束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江老师的电话交流。 其实这次动荡，也拉开了江老师在中芯国际高度负责，鞠躬尽瘁的“芯”篇章。而他最后的岁月也大多围绕这而展开。当时的中芯国际绝对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对外“割地赔款”，客户疑虑加大；内部则是一直的掌控人---张汝京辞职，管理层面临重建，员工人心惶惶。并且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萎靡”表现和中芯国际连年亏损使得半导体制造业和中芯国际已经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鸡肋”。那个时刻，绝对是“乌云压城城欲摧”。而癌症尚未完全康复的江老师丝毫没有顾及个人的身体健康，而是毅然接过了这副重担。其实他这次身体不好，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可谓是“辛苦遭逢起一芯”。 过了大概一个月，我去康平路江老师的办公室。这次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深入交流，而这一聊就是一上午。我首先就问他为何不顾个人身体健康而来接这个困难重重，暗流涌动的“烂摊子”。我委婉地给他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中芯国际的问题绝不是官司输掉，换个CEO这么简单。江老师微微一笑：有困难，有压力更要去做啊，否则都觉得压力大，都不做，国家还要不要发展半导体啊？我既然做了中芯国际的董事长，我就要负责任；既然出了这些事，我就一定要管；我已经是半条命了，还怕什么。中芯过去多年的发展不能在我这里毁掉。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和他探讨过，因为我知道“勇于担当，知难而上”是他的性格；我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早就刻在了他的心里。 话题自然转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之路上，虽然江老师担任中芯国际董事长已经半年了，但还是很谦虚，他说：“我是半导体的门外汉，担任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不到2个月。我去跑了产业链上十几家公司，对这个产业有了些了解，所以才找你来和你交流。你别怕，也别有顾虑，咱们今天没有年龄差别，没有职位差别，就当作朋友探讨一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应该怎样发展，你有什么看法，大胆讲，放开说，错了没问题，我也不是专家。”；“你是行业分析师，我看了你很多文章和观点，很不错。我们探讨一下”。在江老师的大胆鼓励下，我把我关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以及制造业发展的思考和思路给江老师做了详尽的汇报。而接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中，江老师没有丝毫的架子，当我们有不同意见时，他从来没有用他的经历，资历和地位来反驳，而是从产业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在整个交流中，每讲到中国企业和产业取得的成绩时，江老师总是笑逐颜开；而每讲到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时，他则愁眉紧锁。  临至分别，江老师给我说“今天聊得很好，我会再好好想想我们今天的内容。中国一定要发展好半导体产业，需要更多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参与。虽然现在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好起来。我很有信心。中芯国际也是这样子。” 时光慢慢流逝，再后来，几乎每个月我都要和江老师促膝长谈一次，话题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而我和江老师也慢慢从“相见”到“相识”。而2010年成芯和武芯（原武汉新芯）的事情，则让我更加见识了江老师为国家半导体产业高度负责，鞠躬尽瘁的精神。请见追忆二： 相识于武芯危难      

中低档3G手机将成为电信运营商未来一段时间的推广重点。5月17日电信日，中移动总裁王建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移动将推广1000元甚至1000元以内的3G手机。 事实上，要推1000以下或者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3G手机并非移动一家。早在年初，中国电信就提出将重点发展"中档价位3G手机"、"千元智能3G手机"，并计划引导产业链资源向700元~2000元之间的中档价位手机倾斜；一直将目标客户定位于高端商务人群的联通，也调整了其3G终端运营策略。按照中国联通的计划，今年将推出数款2000元以下的3G智能手机，并将重点打造800元至1200元、1200元至1600元等价位档的千元3G智能手机。 可以说，推广中低档3G手机已经成为中国运营商们发展3G的一种共识，但问题是，千元3G手机真能引领3G发展吗？ 这需要我们来了解什么是3G，3G的特质是什么。3G是第三代通信技术，是相对于第二代通信技术2G而言的。3G与2G最大的区别就是高速数据传输，这将会突破2G的传输瓶颈，促进一些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的发展，进而将整个互联网装进3G手机。 毋庸置疑，千元3G手机将会极大的促进3G手机的普及，也许在不远的将来，3G手机有望人手一个。但这就能代表3G成功了吗？未必！ 一份调查显示，3G用户使用3G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手机阅读、手机游戏等方面；真正体现3G特色的视频播放、高速下载等使用度还很低。 手机阅读和现在流行的一些手机小游戏，2G网络和2.5G网络就可以做的很好。如果所有的3G用户都只使用这些2G就可以实现的业务，那么3G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3G的业绩提高很大程度是"新瓶装旧酒"--侵占的是2G的业绩。 3G手机并不是3G的关键。3G成败的关键在于高质量的网络、丰富实用的高速应用、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资费水平。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估计运营商也不必补贴3G手机了--早就卖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