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国际救援”真的如此重要吗？［

　　汶川8.0级大地震发生后，我们看见了“国际救援”。日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若干国家和地区先后派出救援队参与灾区抢险。在此次救灾行动中，国际救援组织带来了先进的探测仪器和丰富的抗灾抢险经验，他们在灾区的表现很英勇也很专业，日本救援队为死亡的一位灾民全体肃立默哀的场景也感动了无数人。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这种扶危助难的国际主义精神。

　　黄金七十二小时及以后，国际救援队在拼命救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志愿抢险队、普通干部群众也在拼命救人。我们看见一个个被埋压的伤员被从废墟中救出，一名名遇难者的遗体被从瓦砾下抬出，我们惊心动魄，我们欢欣鼓舞，我们潸然泪下！

　　日本救援队回国了，他们很郁闷——他们没有救出一个活人。

　　其他救援队或早或迟都会离开，我想他们大概高兴不起来——他们救出来的活人屈指可数。

　　反观我们自己装备简陋的士兵和赤手空拳的群众，抢救出来的伤员成千上万。

　　（据有关报道，截至目前为止，汶川大地震受伤接受救治者为三十多万人。）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国谢绝了外国救援，这是事实。这个决策被后世一些文人贬斥得无以复加：外国的技术先进，外国的资源丰富，外国的东西又多又好……最要紧的是：人命关天，为什么不让别人施救？

　　这个问题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了——抗震救灾靠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技术和大型的机械设备，最主要的还是人心！

　　国际救援，有固可喜，无亦不妨。我们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国际救援”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救援的力度往往取决于利益的大小。有个台湾朋友说，如果中国完全没有抗震救灾的能力，外国决不会这么痛快派人参与救援。这个说法有点残酷，但是在理。这就是国际关系的精髓。在社会意识存在对立的国家之间，向受灾国推行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来是国家利益的有机准则。也许我们只看到其他国家要求参与救援的热情洋溢而看不到附加在救援行动后面的政治条件；也许我们能够感受到传教士的友善亲和，而感觉不到外来文化侵蚀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隐隐危机。

　　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多说，我们不妨暂且“以成败论英雄”。假设此次“国际救援”挽救了大批垂死的灾民，假设“国际救援”战果累累而我们的工农兵学商束手无策，假设境外的捐款捐资源源不断而国内的人民冷眼旁观，“唐山大地震拒绝国际救援是罪恶滔天”这个命题就成立了。

　　附加政治条件的“国际救援”是什么？比如你阁下掉井里了，我愿意跳下去把你托上来，但你要把祖传的玉佩送给我；要不你给我十两银子，我给你系一条绳索；要不你给我一块钱，我丢给你一根救命稻草。什么都不愿意给？那你慢慢泡着吧。上帝保佑你！这样的救援，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趁火打劫！

　　“国际救援”来了，主流精英们闭嘴了。非是他们不愿意进一步贬斥“计划经济”、进一步鞭笞“那个时代”、进一步推行他们眼里美轮美奂的“普世价值”，而是相形之下实在是无从下口。社会主义大家庭，军民团结如一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抗灾一盘棋……这桩桩件件有哪样可以用“纯市场”的框架来套？

　　“国际救援”走了，“上下齐心共度难关”的精神回来了。国家总理居然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废墟面前，奔赴灾区抢险的十数万军人居然不带武器只带工兵铲，士兵们把自己的干粮留给灾民而饿着肚子拼命赶路，这些都让西方世界普遍感到不可思议。飞身跃出机舱跳向莫测险地的军人，浑身泥泞带伤挂彩的军人，跪下来痛哭哀求让他去救人的军人，他们的军装样式变了，与国际接轨了，但我们分明看到他们的头上还有那颗亮闪闪的红星！

　　巨大的灾难是共和国难以抿合的创伤，我们必须自己走出困境，我们能够自己走出困境。抗震救灾的根本希望不在于“国际救援”，而完全在于我们全民族的团结一心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