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后站岗的人——评《跌荡一百年 下》

孟庆祥

一

吴晓波的书无需评价，自从2001年，《大败局》取得成功之后，吴晓波的作品就确定了自己的江湖地位，稳定又不算太小的读者群自然都有着各自的感受和评价。在我们这个根本就没有人阅读的国度，在这个根本不屑阅读的时代，吴晓波算是幸运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读者也是幸运的，因为晓波并没有成为这个浮躁世界的俘虏，他没有像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声誉进行撇脂式“创作”和“产品延伸”。

通常我从来不读成名之作的后续作品。在这个时代，一旦成名，最佳获取利益方式就是快速延伸、粗制滥造。在很多领域，消费者并不能及时、准确的体会消费品的质量，他们只能凭借名气、宣传做出仓促的判断，就好比档期非常短暂的电影，是否能够成功的获取票房，最重要的并不是真正的质量，而是如何把顾客骗进电影院。

如果《大败局》是我的作品，接下来我就会迅速的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打着我的名号，出炉一系列“大骗局”、“大结局”、“大变局”等等。我还会到处指手画脚、演讲赚钱，这样既得名又得利，可谓两全其美。实际上，做“中国管理的思想家”远比写一部好作品简单得太多，我可以给钢铁行业讲服装、给房地产讲金融，给中小企业讲如何长大，给企业家讲如何算卦……。

季羡林在他的自选集中说：“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此言诚也！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以文笔辛辣著称的记者门肯一语道破天机：从来没有人因为对美国公民智力的低估而吃亏赔钱。好在晓波不知道这句旷世格言，当然这只是一种调侃，最关键的是：他不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我”，而是一个宁拙勿巧、谨慎辛勤的“另类”。

二

《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堪称中国企业史的扛鼎之作。引起了众多财经作家进行“山寨”式的模仿，有的描述一个行业的发展历程，有的搜寻一个地区成长的记忆，翻开这些编年史方式的作品，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受到“激荡系列”影响的痕迹。也许这种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庸俗的书一旦畅销，不久也会出现更庸俗的跟风，这已是常理。晓波的书属于哪一类，大家有目共睹，无需我来唠叨。

在这些跨越一百三十年的系列企业史中，我觉得最最复杂的就是《跌荡一百年》的下集， 38年到77年，四十年间由国民党未真正完全统治的战乱时期到共和国成立，经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改造到文革。

这是一段我们大多数人未曾经历但略知一二的复杂历史，《跌荡一百年 下》梳理的细节让读者清楚了很多历史事实的内在逻辑。例如，在49年前的战乱时代，国民党打仗需要钱，共**也需要钱。国民党统治了中国经济中心，共**当然在贫穷的地区发展，常识的逻辑告诉我们，为了胜利，共**只有更多的搜刮民财一条出路，而事实上却不是，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亲身调查了他们的区别：在边区，这里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8%~15%，而在国统区，佃户要缴50%~90%的田赋，另外还被迫缴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

解放之后，共**要进行所有制的重大变革，当然首先要剥夺富人的财富，这和国民党时期拿富人开刀、筹集钱财是同样的，其中必然充满着残酷，如何基于史实的描写这段历史，是有难度的。吴晓波发现，二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在孔祥熙、宋子文时期，充斥着整个官场的贪欲、中饱私囊和共**的清廉为公，以事实诠释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朴素的道理。

作品挖掘了传播较少、鲜为人知的重大经济历史事实。例如，很多人并不清楚苏联红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乎运走了中国东北全部的工业设施，也不清楚后来苏联援助的意义，这些都在我们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中被“忽略”了。很多人对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比苏联援助中国最无私援助的156工程还清楚。书中写道：

156工程对新中国经济的影响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156工程”在当时不见于报端，几乎没有任何的公开报道，日后更是被淡忘，数十年后很少有人知晓，甚至对此的全面研究也并不多见，一直到2004年才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发行量仅5000册。

然后，作者对为什么发生这种不应该的遗忘做了恰如其分的见解点评，犹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我感觉，在这部作品中，语言朴实、自然，完全放弃雕琢，更重要的，所有的点评和描写，做到了尽量翔实的史实和知识背景，尽量少的定见，就事论事，分析、评论恰到好处。

三

我认为娓娓道来的叙事技巧是吴晓波作品能够吸引较多读者最主要的原因，从《大败局》开始，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谨慎的怀疑和批判，然而他的书真正的生命力在于深情的人文关怀。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是，就像流行的庸俗观点说鲁迅喜欢骂人，我看到的则是鲁迅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人文精神。对来自于人性或者制度层面的犀利的鞭挞体现的正好是深沉博大的爱。

我之所以说吴晓波是最后站岗的人，并不仅仅指在现代社会要到“克己复礼、知其雄、守其此”理想知识分子多么难，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思今后不会再有穷几年的功力与一书的作家，在网络环境下，在自然选择的市场中，精品很快被垃圾淹没，认真、谨慎将被快速、“雷人”驱逐。顶级杂志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已经关门大吉，《商业周刊》正在寻求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电子取代纸媒并不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的变化，其实质则是严谨和精雕细琢的作品已经丧失了读者，变得不合时宜，毫无意义。

任何时代都会有人生不逢时，也会有人如鱼得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全球即将进入“全民写作、无人阅读”的时代，将来不会再有任何品类的“当代作家”，万一我们的子孙后代有那么几个固执的人想读一读严肃、认真的文字，只能在爸爸或者爷爷的书架上把“吴晓波们”的图书翻出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