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直面器物的美学研究

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性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30年里成果斐然，既有大量通史性研究，又有诸多断代史研究，还有相当数量的针对概念、范畴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触及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各 癫痫 个领域。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绝大部分中国美学史著作都将研究起点确立为先秦诸子，鲜有涉足夏商西周者。个中原因非常简单，“文献不足故也”。勿庸讳言，对于公元前841年前夏商周三代确切的历史景况，至今尚无举世公认的定见。三代年代难考，加之相关的古籍文献非常之少，并且真伪难辨，这就为研究三代美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正因此，朱志荣先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 地暖热泵，穷数年之功，完成的这本煌煌43万字的《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庶可填补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被视为“轴心时代”的先秦是思想的成熟期，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架构在此时已然确立。将先秦作为中国美学史的起源，这样的美学史写作更多关注的是美学思想或美学范畴。朱志荣先生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把美学思想的出现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源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的总结一般总是远远地落后于艺术活动的产生。”一种成熟的思想不会横空出世，在它产生之前总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孕育期。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曾提出：“艺术的起源，就在文化起源的地方。”他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着文化程度的高低，并据此认定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原始民族艺术就是艺术的源头所在。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审美意识的产生同样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们的审美意识由萌芽而成长，正如朱志荣先生 劳务派遣所论，夏商周成为一个过渡期和转折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变迁是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由自发走向自觉，由朴素的审美意识走向相对丰富的理论形态，再发展成为成熟的美学思想。”揭示这一发展演进过程，是《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一书的价值所在。

　　该书的研究方法极为值得关注。由于三代古籍文献之不足，朱志荣先生大量采用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资料，投身田野，直面器物，考查了夏商周三代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这些器物的所属年代是普遍得到学界认可的。如夏代器物主要出自1959年发掘的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器物来自考古发现的四个时期：代表先商的二里头遗址、代表早商的二里冈文化时期、代表中商的郑州商城和代表晚商的安阳殷墟。对于每一时代的各种器物，作者详考其造型特征、纹饰特点以及艺术风格，探究其中透射 脉管炎出的审美意识与时代精神，条分而缕析，脉胳甚是分明。沿着作者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各个时代不同器物的美学风貌，还能见出这些器物在从夏至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变迁。

　　在以器物考察为主的同时，作者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下实物与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以地下的材料补证纸上的材料，田野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相互补充。”基于此种方法论，该书的研究对象又包括了三代书法(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文学(《诗经》、《楚辞》、诸子散文)与美学思想(先秦儒道等)。通过与纸上材料的相互参证，出土器物变得鲜活起来，由器入道，道器合一，体现了研究方法的丰富性与科学性。这种研究方法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充分的美学理论素养，而且要有相当的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知识，还需具备一定的审美鉴赏能力，能从纷繁零乱的出土器物中辨别出其美学特点、文化意蕴等等相关信息。

　　众所周知，美学研究在近些年来趋于椎间盘突出冷寂，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者胶著书本，既缺乏实证，又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使得作为感性学的美学流于玄谈，失去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理论上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窘境。如何改变美学研究的困顿状态？《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走向田野，直面鲜活的器物与艺术作品，以自下而上的实证方法，由器进乎道，或许，以这种方法所得的研究成果，会更加形象化，更具科学性，更能体现出理论的鲜活性与生命力。实际上，艺术人类学近年来在国内外的蓬勃发展即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相信《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一书会很大地丰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会给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带来新的启迪。稍觉遗憾的是，由于该书涉及大量器物，如能辅之以插图，定能增进对相关文字的理解，提升该书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