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电视！说声爱您不容易(三)（续二）

一位国家广电总局的官员向记者透露，广播电视行业标准按道理应该是由广电标委会负责，广电总局是主管部门。但是数字电视，特别是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却恰恰例外。原来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才是标准的真正决定者。

据悉，1996年，国家计委将数字电视的地面传输标准作为一个高新技术科研项目，委托给了上海交大，并投入了一笔资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院校的科研项目”，上海交大却把它当成国家标准来做了。
“按道理，一个院校的研究课题在攻关之后会有一个成果发布，至于这个成果是否可用，应该由主管部门来决定，但是上海交大现在做得就像是订货一样，别人谁也不能动，就只能用他这个。”

在那位广电官员看来，一个原本的科研项目变成了一种专买专卖，“这显然是有些太过了，但是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有人支持他这么做。国家计委投了钱，如果做来的东西挂在墙上不能用，计委也下不了台阶。可想而知，这种做法难以服众，因为别人也有权提交标准方案。所以，清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后来也都出来较量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上海交大在随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做出令国家计委满意、令其他竞争对手信服的方案，这就更令外人不满。而国家计委与交大的这层特殊关系，又使得它在是否能够决定采用交大之外的方案上显得犹豫不决。

但尽管如此，原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仍然是此事的最高管理部门，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信产部和广电总局的两个标准化委员会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谁拿到了经费围绕着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故事远比有线传输标准要复杂得多。

1996年，数字电视被列入原国家科委“八五”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并成立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总体组，组织了一支由高校、科研院所和工厂等14家单位近200人的队伍，现任上海交大副校长的张文军教授担任组长，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匡也是总体组的成员之一。

总体组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跟踪美国和欧洲两个方案，并努力做出样机。1999年10月，由广科院花费1亿元筹办、采用总体组做出的跟踪方案进行的国庆50周年大典数字电视试播获得了成功。当时，有媒体宣称，中国数字电视花了几千万元，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超过了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了十几年时间所取得的结果。

不久，原国务院总理朱?基批示国家科委把项目移交给国家计委，并由其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贸委、现科技部5个部委的副部长组成的领导小组，曾?炎为组长，负责制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标准和芯片，以及产业化发展。在这个领导小组之下，还成立了一个由上述部委相应的科技司司长或副司长组成的协调小组，国家计委科技司司长马德秀任组长。

与此同时，协调小组下设一个数字电视办公室，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接着，财政部将项目资金拨给国家计委。随后，国家计委给张文军领导的总体组投入5000多万，用作研发经费。后来，国家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设立了3个试点，每个试点各获得大约2000万元不等的经费。在这3个测试点中，每一个都拿出了一笔钱去购买总体组的样机，据记者所知，其中北京返回给总体组800多万元。这样，总体组一共积聚了近1亿元经费。

另外，张文军所在的上海交大还与上海广电集团、上海有线网络、上海高清等7家沪系企业组成了上海联合体。

但到1999年下半年，另一个主角出现了，清华大学认为当时中国在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方面进展不大，故决定加入标准制定竞标行列。由于清华大学没有参加总体组，一开始也没有真正参与到数字电视标准的具体制定当中去，所以并没有得到国家计委的经费。

同年，杨?、王兴军等几个清华大学在美留学生受当时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徐顺成之邀，为中国制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标准。1999年9月，由杨?在3年前创立的美国凌讯公司在恒基伟业第一笔资金的帮助下，做出了标准方案，并将其带回中国。

清华校方对凌讯方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论证，并征求了广电总局相关专家的意见之后，1999年12月，以清华大学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广播传输系统——清华“DMB-T”方案，并成立了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凌讯公司和广科院无线电所组成的“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同时获得清华校方拨给的1000万资金作为研究经费。

2000年11月，清华大学又和清华同方联合成立了地面数字多媒体传输系统产业化领导小组，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为组长，吴佑寿担任首席顾问，清华同方投资200万美元。2001年5月，清华同方向凌讯注资8000万元人民币，成为其控股股东。2002年，荷兰安凯公司也投入了几百万美元资金入股凌讯。在此基础上，清华大学还与长虹、TCL、康佳、创维、海信、熊猫等8大主要电视机厂商以及3家主要广播设备企业结成联盟，搭建数字电视的产业化链条。

据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数字电视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杨知行教授介绍，这8家厂商代表了国内2000万台彩电和机顶盒的产销量及70%的市场份额。另外，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广电总局下属的广科院也募集到一定资金，从而形成了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4家格局。

不过，总体组和清华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制定最有力的竞争者。上海交大“食言”2000年4月，清华将方案报请国家计委申请立项。当时国家计委认为这个方案是一个全新的方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对这个方案提出了疑问，希望清华能把仿真和样机做好，因此并没有给清华立项。

随后，清华开始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在2000年9月做出两个试验样机，而且进行了开路试验，证明方案可行。这一年12月，清华邀请国家计委、广电总局、信?局、科委等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全国性的“DMB－T”咨询研讨会，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清华的仿真结果。

然而，国家计委虽然肯定了清华的仿真结果，但以方案不一定能够实现为由，再次拒绝给清华立项。同时，张文军所领导的总体组虽然也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但却一直以美国方案的改进为主，始终没能解决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不过，此前曾经在国内遥遥领先的总体组已经感觉到来自清华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双方的较量开始升级。据吴佑寿院士介绍，国家计委为此找到清华，希望清华能够与总体组联合起来，共同研发出一个方案，并请吴佑寿出来给双方做工作。

不久之后，吴佑寿院士把张文军请到了清华大学，与杨知行一起进行了联合技术座谈。3人在协商之后当场拟下了一个会议纪要。“在签字的时候，张文军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意见，但是他要求回去给总体组的其他人看看，并承诺晚上签完字之后就把文件传真过来，结果那天晚上，吴佑寿老师等到了12点也没有收到任何传真。”杨知行对张文军的食言表示很不满，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文军后来打电话说不同意联合开发，因为总体组相当于国家队，而清华只是一个地方单位，国家队不可能和地方队进行联合。

于是，清华向上求助于国家计委，但是本应在这个时候发挥权威作用的计委似乎并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而只是在一旁继续口头敦促双方进行联合。计委此时的做法对清华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张文军并不希望与清华联合，而不联合，清华就得不到立项，拿不到经费，研发工作也就会受阻。2001年3月，在深圳召开的全国数字电视工作会议上，组委会正式把清华方案列为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候选方案，并敦促各研发单位联合起来，同时还决定向全国征集更多的候选方案，并进行测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