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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作为ICT的老兵，无可意外的遇到了“安可”和“信创”，而在琶洲听了倪光南院士的网信安全讲座，更是燃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我想既然工作可以为国家的战略贡献一点点力量，就扎根信创，做出点样子。 随后的事情，华为一次制裁，曙光制裁，华为二次加严制裁，飞腾被制裁，长存被制裁，更多更长的实体清单，给信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也严重的冲击了从业者的信心。 外部的制裁和外部的压力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而最强固的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 信创内部存在的问题，期望管理部门和行业可以很好的找到解决方案。 1.XC目录向商业化和公开化的转变 目录和指导就非常像计划经济和垄断经济模式，在技术和高度竞争的市场是非常低效的，也不会引起技术和管理进步。 ICT市场是高度竞争的市场，信创虽然是保护羸弱的底层技术厂商，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存在非常多问题的。 其一，很多厂商为了进目录，不择手段，而审核目录的是权力小组成员，很多的厂商则利用背景关系去挤破脑袋进场，给市场的反应并不是信创多需要类似厂商，如果信创需要，下游和客户自然就可以选择，政府不需要深度参与类似监管，可以在抽查和审核最终产品就可以了。 其二，某些厂商利用身份和关系优势进入特定名单，包括保密资质或者JG，利用独家身份垄断市场，谋取高额利润。从市场准入公平角度，是非常的不公平的，民营企业等如果没有背景，无法进入国家信创需要的市场，而部分人依赖背景身份长期高价垄断市场，一来不利于该领域的技术进步；二来不利于信创长远发展。 所有的领域都需要引入竞争，没有竞争，暴力的驱使会让最自律和最爱国的人都会失去自觉性。 美国军工都是有波音、洛克希德等等竞争； 包括云计算都是AWS和微软参与竞争； 无论什么深的市场需求，都需要在竞争的环境下，加强监管，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2.引入竞争而非过度竞争，避免信创成为低端同质化的市场，不利于突破卡脖子。 信创的CPU厂商有6家，其中5家都被美国政府制裁，当下就是兆芯可以独善其身。 CPU 具备国产身份的还有澜起、暴芯，合芯，虽然没有在信创身份，但依然在市场上可以有其应用和推广的地方。 可以跟Intel 和AMD 正面PK吗？技术、规模和生态都完全达不到。 如果可以集中小企业的力量办大事，也是可以考虑集中力量出击。 GPU厂商就更多了，已经呈现多点开花，了解其构造和原理的都清楚N家里面90%采用的IP是同质化的，最终只是性能和应用层面的优化了，跟NV去PK和单打的几乎没有。 国内的网卡厂商，包括DPU也是如雨春笋，但是都是低端低速网卡； 需要突破卡脖子则是没有，都在低端领域卷，给原本就不丰富的技术资源、资金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需要加速突破的Raid卡，BMC芯片，高速的桥接芯片，高性能的数模转换芯片基本上都无法取得深度的进化。 3.龙头厂商不能利用政府给与的主导地位吃独食，导致下游厂商和伙伴经营困难，生态无法持续。 信创市场虽然国家没有给出分门别类，但是研究机构给出是四大门派之说，中国电子系、中国电科系、华为系和浪潮系。 牵头的央企和巨头们，有获得政府良好的支持和资源，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话语权等等。 而这个是政府赋予巨头们给国家技术进步让与的红利，而拿到红利的付出是需要培育出良好的技术环境和产业生态，义务和责任。 而在现实的市场环境里面，大量的民营企业和下游参与者接受的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如果信创产业的利益分配无法合理化持续，无法最终按照市场规则完成。 依赖政府的持续输入很难最终保障战略的持续和完整，也很难取得政府想要的技术进步、国产替代和供应链安全、信息安全。 信创进入深水区了，蛋糕是被各种背景的机构在描绘的巨大无比，让参与者感受良多，市场进入者原以为是蓝海市场，而真实的市场竞争比X86的红海却更为红海，导致类似局面的深层次原因值得去好好反思。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人从内心是支持国产化的，支持信创，去打破美国的无理打压。包括最早很多企业都是有一份中国心，当然也有扩展业务的需求。如果企业在市场里面发现都是靠关系背景去干活，说心里话，爱国情怀都会荡然无存。

最近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对互联网巨头的点评，是资本的贪婪还是企业发展选择的无奈？ 互联网企业的道德底线在哪里？企业伦理是否需要重新审视。 以此来看，其实中国的的主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的监控还比不上美国政府，似乎中国互联网更像市场经济。 通过互联网的算法，结合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抢占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衣食住行，是资本对中国互联网企业最大的预期。 至于要不要完成基础算法，核心芯片，大型数据库似乎都不是关键，自动驾驶，还是ALL IN AI 都是表象，其本质上是通过大数据，算法来抢占消费市场的每一寸土地，让每一寸土地都可以瞻仰其巨大的资本影响力。 而互联网巨头们都会冠冕堂皇的去评价和抨击现有分散的消费市场的低效和高价格，但是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层面。 资本高度集中的去改造市场格局，可以部分的提高效率，但是会影响公平，无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只会将本来属于分散的小门面，小商店，小饭馆，小菜贩的财富迅速转移到了互联网巨头的腰包里面，无论是阿里的电商，美团的外卖，滴滴的打车，乃至未来的社区团购都是类似的模式，以高科技的包装后的服务去抢占了属于底层阶段的奶酪。以至于财富分配出现了更加不公平：互联网的老板都是聚集财富成了首富等等，而原本依赖生存的手段，变得更加艰辛。 而且互联网厂商也以高薪聚集了一大批人才，而国家急需的芯片人才和微电子人才被集中在互联网去搞外卖算法。 监管部门也许及时出手阻止，也算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经济学的两个重要维度：效率和公平，我们必须要有效统一，不能让顾此失彼。 愿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会更合理，更具有竞争力。

物以“矽”为贵？日月光与矽品的并购与反并购大战继续上演。昨天矽品董事会对日月光的“强行”并购提出疑虑：因为二者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的封装公司，日月光对矽品的并购要符合全球主要市场反托拉斯法规定，日月光须主动向全球主要市场之竞争法主管机关提出结合申请并取得核准。一语中的，切中要害！日月光随后决绝了矽品的“提议”：继续收购矽品股份，仍强调“维持后者现状”，“二者合并和对台湾产业有利”。但对反垄断之事却有意避之。含糊其辞，事出有因！ 矽品“挑明”，日月光“回避”。这一“明”一“暗”，一切尽在不言中。却恰恰说明反垄断审查成为日月光并购矽品中案中最大的难关。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日月光是“矽品易得，审查难过”。 “矽品日月光，客户都发慌”。为何矽品一再强调“反垄断审查”，而业内大多对“政府审批”表达谨慎和疑虑，正因是全球封装第一和第三大厂的合并，影响力太大！ 多个领域的“高占比” 日月光是全球封装龙头老大，2014的销售额占全球封装市场的19.8%；第三名的矽品则占据10.5%，如若二者合并，市占率将高达30.3%！这将是封装领域第一次出现巨无霸，这对客户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众多中小客户的议价权、话语权将受到众多影响。   与在销售额领域的巨大占比相比，在多个领域领先的二者在众多细分领域的影响更加明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QFN和QFP两种封装中，合并后的新公司也拥有超过30%的市占率。而在更先进，成为趋势的FBGA封装中，二者的市占率超过35%。（见下图）   多个领域的高市占率，（尤其是这种市占率不是通过先天竞争形成，而是通过并购达到），肯定会触发反垄断的调查。不仅日月光/矽品的客户不会“善罢甘休”，估计安靠、力成在内的竞争对手也不会“束手就擒”。 多个国家的“反垄断” 如日月光收购矽品，由于二者的强势地位，在全球几乎所有半导体领先国家和地区都会触发“反垄断”，面临政府审批，这样不仅流程冗长，最终结果也有很大不确定性。 前车后辙。从全球案例来看，2013年半导体设备领域的第一应用材料并购第三的东京电子，虽然二者为了完成合并，“委曲求全”地满足了几乎所有条件，但一年多后，美国司法部最终还是“基于新公司在某些领域存在垄断的可能”否决了这个并购。而这还是美国的企业合并日本的企业，按理来说对美国的产业应该“更有利”。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桩合并案中，不仅美国否决了这个审批，还有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没有批准。同样是第一和第三的合并，有了前车之鉴，日月光并购矽品要获得美国的通过肯定困难重重。可以借鉴的是今年发生的NXP收购Freescale一案中，NXP为了能获得美国的反垄断审批，宣布收购后第一时间将自己的RFPA部门分拆出来，用以规避在某些细分领域的高市占率，最终才获得美国的审批通过。而日月光和矽品合并后，势必也面临着在某些领域分拆、调整的可能性，但这对日月光来说肯定是“进退维谷”。 巧合的是，台湾业界的合并也有完全类似的案例。台湾封装第一和并封装第二，不禁让人想起2012年台湾设计第一联发科合并设计第二晨星。而这个合并案，直到今天，都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最终通过，目前二者还是独立运营。 同样的名次，同样的合并，会是同样的结果吗？ 中国政府的“有作为” 近两年，半导体产业国际并购案频发，产业从“寡头竞争”向“寡头垄断”过渡，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在半导体上游形成“寡头垄断”后，对中国下游的电子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类似案例的审查。并且审核更加全面，过程更加仔细。 在产业合并案中，达到两个标准其中一个就需要向中国商务部事先申报：1. 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营业额超过1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超过4亿人民币。2. 参加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超过4亿人民币。不论从哪个角度，日月光和矽品的合并案避免不了中国商务部的审查，并且面临着全面、谨慎、严格的审核。             同样NXP并购Freescale的合并案中，NXP也面临着中国政府严格专业的审查，NXP的RFPA部门卖给了中国的建广资本，规避了垄断的可能性，最终才获得有条件通过。 以往并购案中，国际公司往往默认为中国政府“最终会通过”，很少提前向政府咨询，有的甚至并不报备。但随着中国市场日益重要，中国政府审批日益严格，这种“忽视”中国法律，“规避”中国审批的行为一去不复返了。巧合的是，昨天发改委称“相关海运企业规避反垄断监管的意图明显”，给予相关企业4.07亿元的罚款。 更待加强的相关政策 近两年，国际并购形成上游的“寡头垄断”，对中国的电子产业形成了重大影响，相关部门加大审查力度，有力地保护了中国的产业。 但随着中国资本更快、更全面地走出去，某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资本的并购开始带着“有色眼镜”，以各种理由拒绝中国资本的并购，导致中国资本在国际并购中面临着“不对等”竞争。 去年长电科技并购星科金朋一案中，我国台湾地区就以“陆资入台”等种种规定，阻碍长电对星科金朋台湾工厂的并购，导致长电最终分拆台湾工厂；而今年武岳峰资本对美国公司芯成半导体的并购中，芯成半导体的台湾分公司和资产也被迫转手。但是在众多海外并购中，对大陆资产的并购却是“畅通无阻”，既不需“剥离”，又不要“分拆”。导致中国公司的并购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同样，在国际并购中，中国资本和国际资本的竞争也处于劣势，国际资本往往以中国资本很难获得CFIUS审批为由，刁难中国资本。这不，前段时间澜起科技竞购百利通、华创华润竞购仙童半导体，均被对方以CFIUS审批为由拒绝。缺乏公正的竞争环境，导致中国资本在国际并购中举步维艰。而这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充分研究，加大反垄断审查，加强相关政策制订，敢于亮剑，让包括“反垄断”审查在内的相关政策措施为中国产业，中国资本保驾护航！  

　　据《华尔街日报》近期报道，高通公司未能与中国手机制造商巨头达成协议，致使投资者对高通失望。上周四，高通股价下跌15%，后于上周五恢复近5%。 　　高通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 Aberle)上周在公司发布最近季度财报后，面向分析师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称，由于部分中国手持设备制造商瞒报销量，或停止支付无线技术专利授权费，公司授权收入减少，致使最近季度净利润减少44%。   　　去年，在高通在同意支付9.75亿美元平息中国政府发起的反垄断调查后，取得了不错的条件，一方面专利费仅仅打折，收取的基础依然是整机收取，而没有变成芯片价格计价。另外一方面，原本不缴纳专利费的TD也要缴费。其在中国的授权收入原本应当增加。 　　而据投资机构Sanford C. Bernstein Co。的分析师斯塔西-雷斯根(Stacy Rasgon)称，“高通与政府达成协议后，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他称发展“令人震惊”。 　　为什么官司看似有利，高通反而收不到钱了？高通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一、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高通在中国起家，是靠的是小米。虽然高通做芯片的时间要早于小米上市的时间。但是当年智能手机芯片还是百家争鸣的局面，Ti，三星方案在国内都有厂商来做。 　　而高通的基带，应用处理器整合成SOC，开发容易，小米迅速做出产品，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引发了厂商的跟风。 　　在小米之前，高通芯片并不流行，而在小米之后，几乎所有安卓手机的旗舰产品都用高通的处理器。高通迎来了辉煌时期。 　　在智能手机的热销期，增长期，高通专利费虽然收的价格极高，但是厂商得多，赔得起，只要早点拿到高通芯片的供货，这点专利费可以负担。 　　但是到了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整体萎缩，销量都在下滑，高通继续收取高额专利费，就严重影响了厂商的利润，本来很多厂商就是微利甚至亏损，高通按照整机收取的专利费虽然打了折，依然是沉重的负担。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拖欠就很正常了。 　　二、高通的制约能力在下降 　　其实，就是在智能手机的鼎盛时期。手机厂商对高通高昂的专利费也是叫苦不迭。但是为了高通的供货，没有厂商敢于直接反对高通。 　　去年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本身就很有意思，举报高通的不是厂商，而是上海一个的组织，这个组织背后的厂商没有敢直接出面。 　　一方面，厂商害怕高通的法律诉讼。更主要的是，厂商的全线产品都用高通处理器，得罪了高通，不供货厂商怎么生产产品呢？ 　　而到了2015年，一切都变了，一方面高通的专利调查本身就代表政府的意志。最后高通虽然缴纳了罚款，取得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缴费一方的中国手机厂商却嗅出了一些味道，高通在这次诉讼中妥协收场，那么下一次诉讼呢？高通法律诉讼的威慑力在反垄断调查后下降了。 　　更重要的是，高通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在2015上市的处理器中，高通高端的骁龙810发热严重，而中低端的处理器采用公版的A53核心，性能要弱于竞争对手MTK。 　　而中国主要的手机厂商华为，小米都在自己设计芯片，华为常年不用高通，而小米年初拿下了联芯，低端已经不用高通。 　　同时，最近崛起的魅族和乐视都选择了MTK的芯片，只是乐视的旗舰还用高通。 　　即使高通不供货，中国手机厂商也有替代品，高通断货的威慑力也在下降。 　　厂家不怕得罪高通，专利费拖一拖等一等也就正常了。 　　三、高通的出路在于专利保镖 　　在中国国内市场，高通的威慑力下降。厂商利润微薄，在可预期的未来，高通的专利费会收的越来越艰难。这个趋势很难改变，除非高通的新产品相对竞争对手具有压倒性优势。 　　但是，高通依然有出路可走，这就是给中国手机厂商充当专利保镖。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饱和，下一步的发展需要海外市场，特别是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市场。而到了海外，面对险恶的专利环境，中国厂商是需要保镖的。 　　去年，小米在印度被爱立信打击，就是专利问题，而解决的方案是高通利用其专利垄断地位和反向授权协议保护了小米。用高通芯片的的小米手机在印度畅通无阻。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出海后被众多厂商专利围攻，还不如把专利费交给高通，让高通充当专利保镖，为中国手机的国际化保驾护航。 　　而高通也应该认识到，其在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把高通的利益与中国总体的利益结合起来，高通的利益与中国手机厂商，中国中国政府的利益一体化，高通才会获得广泛的支持。 　　历史证明，能够做到一体化的国际厂商在中国都赚的盆满钵满，大众在被美国调查前，全球一大半的利润都来自中国。 　　所以，捆-绑利益才是高通在中国的出路。专利费是个麻烦，但是高通有路可走。  

　　10月9日，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批评中国电信业垄断的帖子。10月12日，国内通信方面博士、高校老师奥卡姆剃刀发表了题为《中国电信业这点儿事》的文章，批驳高晓松的观点，并认为中国电信运营不存在垄断，三大运营商之间是竞争关系。 　　随后，高晓松转发奥卡姆剃刀微博，并发表评论，二人开始了七个回合直接的交锋。 　　在交锋中，高晓松较为感性，先是说腐-败，然后是自己节目被砍，之后是传统的论调。而奥卡姆剃刀则是摆数据，列名次，说中国电信行业不差，拆分为了竞争而非垄断。 　　两者你来我往，最终高晓松不做回复了局。那么电信垄断或者其他行业的垄断的真相是什么呢？   　　一、自由经济并非万能 　　高晓松出生于1969年，祖父父亲都是高知，祖父在民国时收入丰厚，算是旧时代的利益集团。高晓松80年代在青年时期恰逢自由思潮，大学时又赶上大变革，推崇自由经济是很正常的。 　　其实，从80年代至今，自由经济甚至原教旨的自由经济一直在中国很热闹，曾经的下岗大潮，新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改革其实都是自由经济思想主导下的产品，只是最近几年才有所反思。 　　自由经济理论上会有高效率，在利益驱动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不断努力提升效率，改进技术，消费者体验也会不断提升。 　　但是，这个的前提是自由经济不被其他因素所干扰，而现实世界中，符合自由竞争的行业并不多。 　　电信这种行业，属于高投入高产品的行业，进入门槛极高，运营商要建基站，买设备，养工人都是天文数字的投资。而且频段资源是有限的，要高价拍卖。 　　即使香港这种弹丸之地，能做电信业的也都是资本巨头，更不用说中国、美国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了。 　　所以，在这种行业，根本就不存在自由竞争，因为加入门槛太高，能进入门槛的都是巨头，这种行业必然是寡头垄断。 　　理想的自由竞争只在很少的行业的存在，垄断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一些行业垄断程度是极高的，电信就是如此。 　　二、资本垄断与行政垄断 　　既然都是垄断，那么垄断所带来的问题，就都跑不了。高晓松较为感性，提到了 腐-败 问题。似乎有了 腐-败 就是万恶不赦，这是电信垄断的罪恶。 　　而实际上，有人类的地方都有 腐-败 。电信行业或者说行政垄断并非独家 腐-败 。 　　只要利益格局决定，**的收益高于机会成本， 腐-败 就必然存在。收费停车，一个小小的看车员都会收半价但是不给你 发-票 ，把停车费揣进个人腰包。 　　而垄断的罪恶，也不限于行政垄断。墨西哥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是去年的世界首富，洛斯的美洲电信控制着墨西哥70%的移动通信市场和80%的固话市场。墨西哥电信垄断导致当地用户每年多花费134亿美元费用，其中针对普通民众的收费更高。这给墨西哥每年带来250亿美元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墨西哥GDP的近2%。 　　而美国这种发达国家的电信覆盖却远不如中国，因为资本商业化运营，只有人多的地方铺设基站才能赚钱，人少的地方就没有信号。而且运营商要完全为投资人考虑，成本能降低就降低，去覆盖人少的区域投资人也不会答应。 　　这是资本垄断的问题。 　　而中国大陆是行政垄断，具体来说，就是钱要赚，但是你得先听话把政治任务完成了再说，否则钱赚的再多，考核也不合格。 　　这样中国电信行业在网络覆盖率上就做的比美国更好，因为在各种偏远地区铺设基础设施是一项政治任务，不赚钱也得干。 　　虽然中国的电信运营商为此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这些基础设施给整个社会经济提供了原动力。 　　在人烟罕至的地区，同样有勘探、建设甚至维护安全的需求，这些需求都需要通讯，有移动网络虽然降低了电信运营商的利润，但是却给每个人节省了一部卫星电话。 　　而村村通这种工程，更是让农村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信息流通所产生的效益是无可估量的。 　　笔者即使到了农村炕头也能通过优酷看高晓松的晓说，这正是电信企业的功劳，整个互联网经济实际是建立在电信的硬件与投入之上的，而电商成功的背后是贯穿全国的公路网，铁路网。 　　也许，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行政垄断没有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在垄断行业，行政垄断比资本垄断更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 　　三、行政垄断的边界 　　其实，高晓松喜欢的自由经济也没错，只是看用在什么地方，譬如出租车，专车这种服务，门槛低，谁都能干，政府利用公权力组织出租车公司收份子钱，就是恶的行政垄断。因为这种行业，不存在天然的资本垄断，政府只要当好裁判员就可以了，无须亲自下场。 　　但是如果出现了资本巨头，把整个行业垄断，把所有自己与乘客都纳入自己的体系，那么政府就要拿出来反垄断法，对其拆分，或者加以控制。用行政手段限制资本垄断后的无限逐利。 　　在美国，大众对于资本垄断有相当的警惕。各种影片中都会映射一些大公司，钢铁侠在映射洛克希德马丁，生化危机在映射孟山都。 　　而在国内，因为历史原因，人们往往对行政垄断更为敏感，而对资本垄断后知后觉。在快的滴滴补贴出租车的时候，大家用的不亦乐乎，而当滴滴快的合并后，补贴专车，出租车司机开始了各种过激活动，而他们的困境正是当年贪图利益，使用各种打车软件的后果。最后，这个行业还是政府出面规范，协调各方利益。 　　所以，行政垄断的边界在于这个行业是否有资本垄断，没有资本垄断的行业，行政垄断也应该远离，让市场去最优化配置资源。而有了资本垄断的企业，政府就要进行干预，避免资本垄断影响公共利益。 　　而对于电信、铁路、电力、公路这种门槛高有天然垄断性质的企业，行政垄断并不比资本垄断更恶劣。 　　对于电信行业，并没有自由经济可选，你只能在行政垄断与资本垄断中二选一，而中国电信企业的成绩单放到世界上看并不差。 　　高晓松喜欢在晓说中给一些人贴上“妄人”的标签，而在这次他自己却做了一次“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