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民主理论的前言

 有报道称：“十一”当天，重庆主城区部分婚姻登记中心，将为市民提供服务，不过，这天只能办理结婚登记，不办离婚。消息一出，立即引来热议，多位市民称此举纯属莫名其妙，太有中国特色了。而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中心也称，这是片面传递了消息。（《重庆晚报》9月25日）

     是不是片面传递了消息？尽管上级机关表示结婚离婚都应该办，但是，也认为在祖国六十周年华诞的 婚车租赁 大喜日子，仅为新人办理结婚，也可以理解。如此的说法似乎意味国庆请当天离婚就是不爱国？而下级机关有关人士的解释更显得离谱：“因为十一假期，我们是专门为结婚的新人加班，所以只办结婚！”“原则上仅办理结婚登记”，因为今年十一是国庆60周年，婚姻登记处正是为了给新人圆梦，为他们留纪念。行政机关能设身处地为“结婚可以纪念”的公众着想，恐怕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不为离婚者服务”就合适吗？
        应该说，这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但是，从中暴露的权力行使惯性却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一是权力自我设定行使方式，二是自我划定行使范围，三是自我设置服务对象，四是公权一贯的霸道和傲慢跃然纸上，五是习惯性的边界迷失等。甚至还有公权自我服务的冲动在内。这一切都是社会不能不警惕的。
       我们并不陌生先哲的告诫：“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但缺少一种应对的方法，也正因为此，公民权利屡屡受到伤害。现在是在限制公民离婚时间，其实更早的时候，公权还延伸到了私人空间。政府的权力可以管理一切，它甚至可以随意侵入个人生活的任何空间，那怕个人生活中最隐秘的领域。如政府机关可以管你的头发应该留多长，裤签证 筒子应该宽几寸，女同志该不该穿裙子，能不能烫头发等等。总之，没有政府不能管的，也没有政府管不了的。
       众所周知，权力本身具有扩张的本性，也就是说，它天然地致力于权力自身的增长和张扬。因而，如果它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必然会危害到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生活的自主性。任何人处于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位置，不是其道德修养所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由于公共权力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就有可能与个人的贪欲相结合成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导致彻底的权力异化及其执掌者的蜕变。美国的学者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写到，现代民主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假定就是，“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 国庆当天不办离婚就是对公民的一种不恰当限制，是对公民权利的侵蚀。
        经济学家吴敬琏不止一次提出，法律首先要规范和界定的，是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边界，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力不 宫颈糜烂受侵犯。国庆当天不办离婚违背了这种要求。合理的权力边界可以节约政府行政管理成本，达到权利和权力的帕累托最优。但从国庆当天不办离婚引发的争议来看，所谓的帕累托最优还是奢想。
         因此，理应看到“国庆不办离婚”背后的权力惯性：权力自大和自我服务以及权力边界迷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