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狱中又一日

17 “WU，给我下载几张《花花公子》照片怎么样？”狱卒Perry敲打着我的牢门，黑乎乎的大圆脑袋贴在我的牢门栅栏孔边，吓我一跳。 狱卒们和我熟了，老有人拿我开玩笑，明明知道我的电脑上不了网，就专拿这个开蒜。我站起来向Perry问好，他转身一笑而过，算是完成对我的点到，去到隔壁的牢门。F监仓上午11点、下午3点、晚上8点各点到一次，点到时犯人必须起立。 Perry以前很严肃。但天长日久，狱卒们老板着脸也不舒服。怀特监狱的白领候审犯人平均要一年半才能结案，而*品案的审理快一点也得一年。这里的狱卒能叫出许多犯人的名字，而时间长一点的犯人都对不同的狱卒知根知底，连他们开什么牌子的车都知道。 点到结束，Perry在又大又厚的值勤日志上开始写起来。怀特监狱的狱卒花在写值勤日志记录的时间可能比他们值勤的时间还要多。他们将值勤时间内发生的任何事件，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这样一来，狱卒都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厌其烦永远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也许在他们脑子里，这纸上写的东西比他们实际做的事情要重要的多。 F监仓和附近其他监仓不同，狱卒有椅子可以坐，电视机是开着声音的。其他监仓有的没有给狱卒配椅子，所有的电视机都关闭声音，犯人通过收音机接收电视的声音信号，这样不同的电视在一个大厅里播放互不干扰，不看电视的人也不受影响。Perry做完值勤日志记录，坐下来开始看电视。不久，隔壁几个监仓的狱卒也完成各自的点到工作，陆续跑到F监仓和Perry边看电视，边闲聊起来。 犯人在怀特监狱的牢房是不能坐椅子的。经年累月下来，习惯了老板椅的老吴屁股已经被这里的铁板凳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原计划晚上给孩子母亲Annie打电话，见狱卒们聚在一起，我只好暂等。狱卒闲聊之际不好打扰他们。往往他们一个人的时候会迅速回应你，在人多的时候对你爱理不理的。我从书桌起身，开始整理铁床上铺堆积的文件。我的储物箱已经装满了三千多页的文件。但最近律师DW一连搬来两堆文件，有一堆检方中译英文件有一千多页。我的律师提交的提案和检方反驳的文件也是动辄上百页。我挑出一些不重要的扔掉，否则就没地方放了。 小的时候，家里糊墙的报纸经常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毛主席语录。我常想，这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为什么老要那么多人去打它？如果真是纸老虎连我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打倒它的。长大以后发现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前后两层意思合起来，才能模模糊糊一致。 记得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是1982年，有个在科大读书的表舅，华罗庚班上的，去美国留学寄回一堆彩色照片，我分到几张，其中有他背个双肩包在航空母舰上拍的。那个时候这样的照片在国内见不到，当时的彩色照片是照相馆里用黑白照片人工做出来的。我拿出这几张给同学看，有个同学王志文非要说它们是明信片，让我越给他解释越费劲。 后来在1985年，我从江西景德镇千里迢迢去南开校园了解招社会学研究生的事情。我顺道去了北京，第一次跑到前门的肯德基去吃了烤鸡，当时的价格是七块多一个套餐，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烤鸡。但我印象更深的是肯德基餐厅带香气的厕所和里面的洗手烘干机，因为这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另外一种生活。 这两件事决定了我到南开读书的时候，壮胆第一个在新生接待会上迫不及待的提出“我们要怎样才能出国留学去美国？”当时许多同学都看着我怪怪的。 幸运的是1991年我成了我们研究生班最早赴美留学的人（之一？），而且一去就是读哈佛。当时坐飞机中转了好几次才到波士顿，是我往返中美十八年来最辛苦的一次。但我一踏上美国国土，就由衷的赞叹这个“美好”的国家。我在哈佛读书不久，加州（好象是旧金山）因为警察暴力发生街头骚乱，我瞠目结舌的看到电视中老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超市，转念又觉得那不过是“美好”的代价，犹如我在哈佛校园看到灿烂阳光下的一片乌云，乌云之下依旧是风景如画的绿油油的地毯式草坪。 “Sir，”我站到牢门前，向光头Larry请求，“能不能打一个电话？”我的文件已经整理的差不多，外面大厅中闲聊的狱卒也回到各自的监仓，只剩Perry一人。 Perry板着脸应了一声，然后在值勤日志上写了起来。不一会儿，他站起来，把一个可移动的电话台推到我的牢门前，打开我的牢门门洞，再把电话台的电话线接上墙头的插座，一声不吭的就又回去写了。一般我都是去A监仓放风的时候打电话，在F监仓要面对狱卒的白脸才能得到打电话的机会。 谢过Perry，搬来枕头放在门边，我坐在地上，拿起话筒拨通了Annie的电话。保释中的Annie戴一个电子监视器在脚脖子上，规定她每天晚上九点后必须在家里。入狱一年多来，我几乎每天给她打电话，是我和她多年来联系最密切的。 “Mommy，都好吗？”我总是这样喊玉凤。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是我所认识的最软弱也是最刚强的女性。软弱是因为她优越，是父母七个儿女中最小也最受宠爱的一个，是外语学院里的班长，有着八十年代在北京令人羡慕的工作，在朝阳区的外国使馆做秘书；刚强是因为她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两次生育的时候我都不在她身边，1991年在北京生大女儿我在波士顿，1995年在波士顿生小女儿我在深圳。她卷入到案中是我一生中最揪心愧疚的事情。 Annie刚吃完饭，说最近眼睛开始疼了，因为看的案卷文件太多，每天看文件的时间又长。我跟她说我的老花镜也开始不行了。入狱的时候带进来的老花镜是100度的，现在我看字的时候又开始觉得吃力了。 我问大女儿感恩节返校后的情况。十四岁的小女儿Rowan在母亲身边还好，但十八岁的大女儿Rose在密西根大学读第一个学期，我们俩比较挂念。前几天收到她在学校写的一篇《What Constitutes A Family》。我们离婚的事一直瞒两个孩子，直到两年前才实在瞒不住了。她在文中回忆自己当时的震惊及后来的怨恨，也写了她渐渐的理解和对父母的感激。她这样结尾： But now I realize that it never mattered what legally constituted the state of their marriage, whether, as a couple, they were labeled "divorced" or "married". They cared unconditionally for each other, despite adversities, but it is family that links them together. It is everything they experienced together in the past, all the hard work as poor,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it is me and my sister, we not only share their blood but also their love and nurturing; it is that delicate bond that ties my father's family and my mother's family together, that makes up who they are. 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我们俩读完之后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讲到女儿的时候，Annie总是骄傲和自信。她说Rose平安返校，三周后过圣诞节还会回来。她说小女儿Rowan也很争气，在学校成绩越来越好。我欣慰案子没有对孩子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案发后，大批FBI来抄家，连孩子用的电脑也当作证据。Annie很快就把大女儿支走了，再请朋友从学校把小女儿也接走了，处理的相当冷静。 上周来探视的时候，大女儿突然哭了起来，说想为父亲做点什么，可无能为力。小女儿还好，没受她姐姐的影响，一会儿就嘻嘻哈哈起来。我想，孩子们在磨难中成长，不是坏事。 我接着问我们的同事李波的情况。上个月，主审法官Ms. Saris驳回了检方羁押李波的陈述，批准了李波的保释申请。他目前住在Annie朋友担保的寓所里，也是佩戴电子镣铐。Annie说李波感觉良好，会一个人煮肘子吃，说软禁在寓所的日子不如狱中的热闹。他惦记他的狱友，把自己省的钱往监狱的狱友们那儿汇，好让他们过圣诞。我听了特开心。李波是锦州人，腼腆中英俊质朴。他是那种所有的人坐牢了，他也不会犯法的人。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案发后他一直不想告诉家里，怕让父母担心。李波是个孝子。 “转告李波，老吴讲的，”我笑着对Annie说，“有肘子的生活，多好啊！”说完我们互致晚安，挂上了电话。  

18 “有肘子的生活，多好啊！”放下电话，谢过Perry，我自言自语的重复着。想到李波出狱后吃第一口肘子的感觉，口水都流出来了。 独处牢房久了，有时候会自言自语。犯人初进监狱的时候往往会自暴自弃，缓过劲来了才会出现自言自语。Allen说自言自语还无所谓，等你开始自问自答的时候，就危险了。我想，问题是什么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由自言自语发展到自问自答了呢？不可能有个旁观者站在我身边告诉我，“老兄，你在自问自答，小心了！” 我笑笑，拿起我的“感恩节”苹果端详起来。苹果是感恩节的时候，狱卒忘了给我晚饭才补偿给我的。那天监仓没有其他犯人，狱卒们可能吃感恩节晚餐去了，总之他们忘了我的存在，到十点多才发现。他们给了我两个苹果和两个三明治。三明治难吃，被我扔了。我当时吃了一个苹果，另一个留到现在。 吃不到肘子，口水只好吞回去。但眼下的美丽苹果，可以过过眼瘾。每天我会拿起它端详一会儿。我想，我会把这个苹果一直留着，直到它烂掉。这个苹果对我的美学意义，比吃进嘴里大多了。看着它，有时候我会想起祖宗的教导，“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素夷狄，行乎夷狄。”可有时候呢又后悔了，觉得 “生活是一只渐渐干瘪腐烂的苹果。” 其实我一直不敢告诉自己的父亲我在狱中。至今，我七十六岁的父亲还蒙在鼓里。过去一年多来，我不断用一个谎言替代另一个谎言。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不得不由秘书精心安排，因为监狱拨出的犯人电话要懂英语才能接通，而且每隔五分钟就强行插播FBI监听提示。 我年近九十的外婆脑子不糊涂，居然在我出事两个月后的春节就猜出他的外孙在美国有难。她在电话中坚定的告诉我，“滴宝（我的小名），等你回来，我告诉你我过去的故事。我以前还有过更艰难的时候，没告诉过你的。”说完，她再也不接我的电话，抱怨我的电话声音小，她听不见，其实是不想让他的外孙难堪，也不愿更多的触痛自己。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他们在我两岁的时候，也就是文革爆发的那一年离婚。是外婆把我当小儿子带大。父亲的成份是地主。这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反右时的右倾分子，文革时的造反对象，下放到江西农村改造八年。四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偏僻的皖赣山沟小村还不通汽车。外婆随国民党海军的外公没享过福但吃尽了苦。她从小教我的至理名言就是一个字：“留！”就是把一切可以好的留下来。在那个年代，所谓好的东西常常是食物。这样，我在外婆家会习以为常的吃到臭的鸡蛋、发霉的咸肉、长毛的花生。到三十多岁了，我才明白这个“留”字，就是老子说的“俭”字。 就在被捕的2008年，我陪父亲和继母游了贵州，安排了外婆和阿姨一家四世同堂游了北京，寄钱补贴了母亲和继父。二十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总会在数周内给父母和外婆请安，每逢年节一定争取和父母和外婆见面。如今，无法让父母和外婆安享天伦之乐，美国让我从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发展成了一个不孝的儿子和外孙。 从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到十八年后被当作这个国家的公敌锒铛入狱，我从来没有对美国说过不字。天赐美国和美国人民。我深爱这个国家，为我两个女儿在这片土地健康成长而欣慰，为自己和公司能为美中贸易做出贡献而骄傲。即便在入狱多日，我依然认为存在误解，觉得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在美国检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起诉面前，在他们一次比一次更加无耻的指控面前，我不得不对美国说：“不！” 三十年多年来，中国人民象逃避瘟疫一样远离了一个政治挂帅的噩梦年代。然而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在这个新的世纪，“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幽灵飘荡在这个“美好”国家，如黑洞般吞噬着良知和真理，代之以一望无际的谎言编造的“纸”的海洋。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文革浩劫的受害者和见证者之一，在这异国他乡的美国联邦监狱，老吴每日徜徉在他们的“证据”海洋之中，深深感受到我父亲当年被包围在大字报中的恐惧。在我头上高悬的“间谍”大帽子，无异于我亲眼见过的外婆在批斗时头上戴着的高高尖尖的“地富反坏右”帽子！ 无疑，联邦监狱不能动摇美国文明迄今在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但联邦监狱已经颠覆了我对这个“美好”国家的根本信念。谁曾想过，这个我们曾经朝圣的，全世界最冠冕堂皇的，美国人民引以为豪的，建立在伟大的《独立宣言》之上的司法体系，实际上会是一台精湛高效的罪犯绞肉机？谁曾想过，击打恐怖分子的铁拳本身能制造出比恐怖分子更可怕的恐怖？谁曾想过，所谓的“纸老虎”其实比真老虎更加凶残无情？ 后冷战时代的绝对权力，已经或正在使一个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走向专制**！要知道，德国纳粹发动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民和今天的美国人民一样的善良温顺！ 晚上11点，F监仓的牢房在远程控制下准时熄灯。就着牢门栅栏孔透进的监仓光亮，我开始做夜间操。黑人老犯人Sam也准时来到隔壁的储物间拿出清洁工具，开始他例常的清洁工作。他照例向我打招呼，问我的工作进展。我说，“It's getting there。”他扬起壮硕的黑拳，粗声说，“beat that son of a bitch！”随后，监仓大厅外的走廊上，响起了吸尘器的轰鸣。 做完操，我拿出窗台上的牛奶，拿出茶杯中的蛋糕，边吃边等今天的第三次检查。一会儿，Perry打开我的牢房门。我拿出我的电脑包，走到他办公桌边，默不作声的将里面的光盘一一摊开在地面，等他逐一清点完，再全部放回到包里，回到牢房。每个晚上入睡前，习惯了被他们检查，犹如等待楼上扔下来的第二只鞋，不掉下来我心里不踏实，睡不着。 Perry启动开关，哐当关上了牢门，伏案孜孜不倦地写起他的值勤日志。想必该条日志记录如下：“值勤动作代码ABCXXX号，2009年12月XX日夜12:15，开门查F4房嫌犯WU（联邦犯人号40887-424）的电脑及光盘无误，已在核查清单签字，5分钟后关门。记录人Perry XXX。”这条记录随后将由某个巡佐确认并签字，然后存档并录入 到怀特监狱值勤日志数据库，之后再上传给联邦监狱数据中心，再汇总到帝国政府的数据海洋之中，由相关机构共享、加密、授权、分类、统计、分析、综合、归纳、查询、比较、抽样、复制、备份、浏览、打印…… ……………………………………………………………………………… 昏暗中的我把储物箱侧倒竖立在床边，再把笔记本电脑搁在上面，打开一个全屏空白的Notepad界面，以电脑屏幕的白色光亮权且充当牢房蜡烛。我脱下裤子和袜子，躺在床上，盖上毛巾被，把大衣压在上面保暖。再侧身往下，顺手拿出床底的一本书，是《东周列国志》。凑着惨淡的屏幕光亮，我翻开第一页，见开篇写道：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 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留名，北邙无数荒丘； 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是夜，愿老吴的灵魂不在这个地球的这个年代飘荡。 （完稿于2010年1月7日，联邦监狱怀特看守所F4）    

16 我的睡觉能力是在联邦监狱培养出来的。以前在深圳总是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走到办公室步履沉重。但现在的老吴无论监狱里多吵闹，用不了几分钟就可以睡着。经历过美国政府的磨难之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让老吴再忧心忡忡的。 监仓大厅的电视机声音开得很大。晚上转来的新犯人已经住进来了。不同牢房的犯人隔着牢门在大声的交流着，和电视的声音混在一起。每天都是这些大同小异的问题说来说去，哪一个法官好呀，起诉书拿到没有，有没有前科，有没有同谋犯，等等。一年的联邦监狱生活下来，我的英语进步比以前十年的都大，唯一担心的就是这边犯人的粗口太多，老吴在监狱学的英语可能一口匪腔怪调。 起床先洗了个脸，站在镜子前做了一百下弹跳操，再来回走了一会儿。接着，坐回到书桌前，我打开电脑，继续看GFC新到的文件。Garrick说，如果我能在收到他这个文件的时候完成证据整理和分析工作将是一个奇迹。 一辈子经过无数次考试。从改革开放后的中学开始是初中升高中、尖子班、跳级等考试，之后稀里糊涂16岁开始读大学。考大学后学数学，但我同时自学了中文系的课程，居然在放暑假还留在学校自修，大夏天穿高筒靴子防蚊子，坐在教室专研现代哲学思潮。之后做了几年中学老师再考南开的社会学研究生，我在研究生考场用手绢紧箍在头上，以期提高紧张度和集中注意力，奋笔疾书。做研究生之后，我有过写论文四十八小时不睡觉的经历。在北京，在国家机关，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年代，更是经历不同的考试与洗礼。等到来美国读哈佛了，我是把每一天都当作考试，一年半就完成了硕士学位课程。为了磨练自己开拓眼界，我做了大量校园零工，为教授做园丁打扫卫生、为国会议员洗衣服扫地、在校园做清洁工搬家工、在校外送报纸………… 等我在深圳做老板了，总觉得这辈子都是考别人了，不可能别人再考我了。然而在美国联邦监狱，身经百战的我却面临着一生中最被动最艰难的考试。我所有以前的考试都可以不及格，但这一次我输不起！在过去的四十五天里，常常在浩如烟海的文件之中，在文山字海的线索之中，在痴痴找寻证据证明我们清白的时候，我已经把案件的输赢置之度外。我把一切交给上帝，只有祂才是最终审判，只有祂才会在冥冥中作出最终安排，而我仅仅是尽力恢复被颠倒的黑白，还原事实的真相。 但恐怖的是，我在联邦监狱牢房中呕心沥血做的所有工作，可能全部掌控在检方的手中！ 半个月前的一天凌晨，在睡梦中我被狱卒唤醒，通知我出庭。我当时觉得怪怪的，因为出庭前我的律师都会事先通知我。就在数小时前我入睡时的半夜，他们在已经熄灯的情况下还清点过一次我的电脑和光盘。因此我临走前多了一个心眼，专门在一张小纸条上签了我的中文名字，再把两端用邮票贴在笔记本电脑的两侧，封住了电脑，才离开牢房。这样他们不撕掉密封条就打不开电脑了。 到法院后，联邦押送官在中午十二点多把我从地下囚室经过犯人专用电梯押到法庭侧门的候审间。我关在候审间，押送官在外面，等了二十多分钟，押送官接到电话说不用我出庭了，把我稀里糊涂的又送回到地下囚室。回到监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一进到牢房，我就发现我签字的邮票密封赫然拆开了。我当时就明白，兹事体大，但思量再三，还是决定不保护现场，打开了电脑。我当时这样分析：首先我经受不了事情闹起来后损失的电脑使用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大量的案件分析工作还等着我；其次，电脑中全部的资料都和检方拥有的一样，不存在任何检方没有掌握的基础材料，更没有他们可以致我死地的证据；再者，当时完成的工作，如果被他们拿走了，相当于我们目前案件的一多半底牌被他们掌握了，但还有一些重要底牌他们不知道，关键是随后的工作要更加保密。当然，也存在这个可能，他们并没有真的窃取我的电脑数据，但存心搞这样的小动作了想整垮我的心理。 那天晚上我马上给GFC打了电话，他很吃惊，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正是在当天上午十一点法庭举行了我们案件的聆讯，而我并不需要出庭。想到联邦押送官押送我在法庭侧门候审间等候的时候是十二点多，我更加怀疑检方在搞猫腻。第二天我给DKS电话，他说已经给狱方和检方分别去了电话，并且会考虑向法官提交抗议。下午狱方来了几个人到我的牢房视察。管事的Ms. Singleton令人难以置信的说，“你是不是因为出庭回来有点胡思乱想paranoid了，然后不小心自己开拆了电脑封条？”我告诉她和另两个狱方管理人员，其实法庭当天根本就没有我的出庭安排但狱方却将我提堂，她说会检查相应监视器最近二十四小时的活动，然后和其他人讪讪的走了。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有狱卒似真似假地说我可能会让他们丢工作，还有的直接找我套话，狡辩说他们有权利到我的牢房检查违禁品contra-band。而狱友Allen则提醒我小心，不要正面回答任何这些闲扯，因为他们可能进行了录音，以提取可以为他们狡辩的证据。正是从那以后GFC搞了软件加密的文件传送，而我则加倍看护我的电脑，以防类似事件产生。 生活在联邦监狱，犯人象实验室的老鼠一样，一举一动都在注视之中，没有任何私密可言。我在电脑中写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被剽窃，并且反过来帮助他们的检控。想到这些我常常不寒而栗。外面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公检法是三权分立，而且我们也确实被口口声声保证了若干权利。但在你孤身一人关在他们的监牢中，所有他们承诺的权利随时都可能成为擦屁股的纸！我在联邦监狱亲身经历使我对所有信以为真的东西重新看待。 记得以前看过，有个西北法学院的老兄也被关到联邦监狱，涉嫌人体器官贩卖和移植。他说联邦犯人的诉讼隐私一点都不安全。检方在心虚、证据不足的时候会搞下流名堂，违规刺探犯人的诉讼机密，甚至通过污点证人做假证。他被关两年后无罪释放，写了不少联邦监狱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耸人听闻，现在却绝望的发现老吴面临的现实比这老兄的要残酷的多。 在今天收到的新文件中，Garrick专门对我用中文签字加邮票密封电脑的创举大加赞赏，说我“聪明clever”。但老鼠能比猫聪明吗？ 真的，在过去的四十五天里，我连狗都不如，只能算是一只时刻心怀恐惧的老鼠。不过，这只老鼠还是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完成了后续的工作。当然，这只吴老鼠总是小心翼翼的，哪怕是每天去A监仓放风，也对电脑暗做记号。同时，律师DW把一些机密文件打印出来，出示看过后就收回，根本不留在牢房中。 看完GFC的文件，对此后的工作有了一些头绪。我更加清楚，从今后咱这吴老鼠的日子已经过去，不怕猫的老狗吴正在来临。    

15 狱卒的风格各有不同。光头Larry比老巫婆Sandra脾气急多了。他说话快，嗓门大，动作也快。每天第二次检查我的电脑和光盘本来是级别高的巡佐或上尉来做的，但Larry常代劳。他大模大样的站在我牢房中央，一一清点我的电脑物品，连一块擦拭屏幕的布也不放过，动作准确利落。我估计他用不了多久会升巡佐sergeant的。 等Larry结束检查，哐当关上牢门，我安心下来，至少在晚上七点的犯人点到之前，他们不会烦我了。我知道GFC的新文件在等着我继续工作，但我太累了，想歇歇了。躺在床上，我端着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边看边进入梦乡。 迷迷糊糊之中，外边的闹声把我吵醒。我起身从牢门栅栏孔一看，见三个狱卒围着一个老头在墙角里。这老头是个墨西哥人，大声囔囔着蹩脚的英语，怒发冲冠的象一只困兽。而三个高大的狱卒站在三个不同角度，象三只围猎的狮子，显得轻松自在。一个狱卒指着我隔壁的一间牢房，让这老头进去。他不进去，大声抗议着。之后这三个狱卒转变方向，留出这老头进牢房门的路，逼得他一步步向牢房门挪去。几秒钟之后，那老头边囔囔，边进了牢房，而一个狱卒也迅速启动控制台的开关，关闭了牢门。于是，老头的声音更大起来。而三个狱卒也已经大摇大摆走出了监仓。 回到床上接着睡。隔壁响起巨大的砸钢马桶的声音。这老头的脾气挺大的，但愿不要把自己的脚踢伤了。我见过他，以前在A监仓，后来搬到别的监仓了，那时看不出他脾气这么大。 我看到的监狱暴力事件凤毛麟角。犯人间产生冲突，狱卒的做法就是迅速隔离双方，疏散犯人，对那些发生肢体冲突的犯人实施禁闭。以前在H监仓一个月会见到几起，都是小儿科之类的。我在H监仓的时候自己也有过一次，是和身高1.90cm的黑人小伙子Peter争抢电话。他新来H监仓，又瘦又高，喜欢打篮球。那天晚上我正在打电话，另外五个话筒也有人用，一些想打电话的犯人都在排队等着。黑大个Peter大概觉得我这个小个子中国人好欺负，竟蛮横的要夺走我手里的电话，说我电话打得太多了。我不干，和他争抢起来。还好边上有个我教过中文的小伙子Jim帮我拉住了这黑大个的胳膊，没有打起来。但当时的情形也是这样，呼啦一下涌进来三五个人高马大的狱卒，把我们迅速从监仓隔离到外面，然后疏散全监仓的犯人，把这些犯人赶回牢房，再分别给我们铐上手铐，各自押送到单人禁闭室关了起来。 他们把我关到RD的单人囚室，里面只有一张长条铁板凳和钢马桶。我反手被铐着坐在冰凉的铁板凳上，回味着和Peter突如其来的争执，忐忑不安。几个小时后，一个狱卒过来，什么话也没说，带我回到H监仓门口，然后就松开手铐放我进去。H监仓的犯人们见我回来，一个个鼓起掌喝起彩，象欢迎英雄凯旋一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只好握紧右手拳头，装模作样的扬了扬，躲进自己的牢房。 当时老挝人Bongyong和我住在一起。他告诉我，大家都同情我，不少人向狱卒说情，而且狱卒也知道老吴是个“quiet guy”，所以就当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对老吴免予处分。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同桌的驴子Steve开玩笑说WU是“terminator”（终结者），因为WU敢于和黑大个抗争。他说我当时象个小老虎一样对Peter咆哮。三天后，黑大个Peter放了出来，被调去别的监仓。不久，Steve提醒我，说Peter扬言在找人算计我，要我小心。Steve是个好心人，告诉我别担心，他专门和常打篮球的Michael打过招呼，要他照应我。不几天，Steve转去服刑了，临走的当晚还专门叮嘱我小心。之后Michael也确实跟我打过招呼，但劝我放心，不会有什么麻烦。我担心了好一阵子，牢记在监仓走路永远不穿拖鞋，免得受攻击时容易受伤，这是狱友Jim一再吩咐我的。 后来不知怎的，也许是老吴在H监仓群众基础不错，黑大个Peter的威胁一直没有兑现。从那以后，H监仓对这个中国小个子WU友善的面孔好像多了起来。 刚入狱的时候，我吓坏了，心想这下惨了。那个时候在国内看美国电视剧《越狱》，我印象中的美国犯人，一个个青面獠牙的，满脑子是他们的打架呀，鸡奸呀，刺青呀。我想在这样的地方呆着，老吴出狱的时候弄不好回事是这个样子：瘸着一条腿，嘴里少几颗门牙，脸上贴着创可贴，头发也会掉不少。可一年多下来，老吴不仅安然无恙，反而比入狱前还要鲜活。真是出人意外! 监狱的犯人不爱看电视剧《越狱》。那小个子黑人Kiki就说，《越狱》是骗人的。首先，那个主角Mike的后背刺青地图必须是反面刺上去的，否则通过镜子就看倒了。其次，监狱的镜子没有一面是好的，至少怀特监狱是这样。第三，后背有许多部位看不到，得要用第二面镜子，那这个时候地图又反过来了，怎么看？ 想着在监狱的经历，想着电视剧《越狱》，在隔壁墨西哥老头时不时踢钢马桶的砰砰乓乓声之中，老吴再次进入梦乡。  

14 光头Larry从门洞递进晚餐餐盒的时候，我已经在谢顶的患得患失之中打扫完牢房。时间不到下午五点。 “Here you go，boss！”Larry说的这话，你听不出彬彬有礼的口气，但狗洞这边的我依然受宠若惊。监狱的晚餐下午五点左右开始。以前在深圳，我常常忙到晚上九点后才吃晚饭。现在在监狱，天还没黑就开始吃晚饭了。“简直一农民嘛，”我呵呵笑着对自己说，心想农民生活也不错，只是太早上炕，一个人就麻烦了，哈哈。 晚餐是胡萝卜伴肉酱通心粉，外加一块蛋糕和一小块奶油。当初在芝加哥入狱的时候，那边的伙食还可以。我记得牛奶可以拿好几包，水果也是吃不完，而且常能吃到真正的肉。可自打进怀特监狱后，觉得伙食越来越差。半年以前偶尔还有苹果的，可之后任何新鲜水果都没了。联邦政府给犯人的预算每天至少100美元的标准，现在的伙食真成狗食了，甚至狗食都不如。我摇摇头，自顾自吃起来。 几个星期前，罗德岛的地方新闻报道说怀特监狱又出事了，说我们这里的监狱长涉嫌贪污五百万美元。外人看不出来，小小一个监狱，油水够丰厚的。 监狱业在美国真是个收益巨大的产业。每年联邦和地方政府要为在押犯支付数百亿美元给监狱。如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犯人，年人均预算达到37,000美元以上。美国监狱是个收钱的机器。除犯人的基本费用外，监狱还可以向政府收取形形色色的犯人医疗费用，还可以和从犯人各自的消费中赚钱，甚至雇佣犯人做廉价劳动力而节省大笔费用。 仅就犯人采购的副食日用品来说，监狱和供应商就牟取了暴利。比如怀特监狱卖给犯人的一包简装方便面要0.40元，一瓶0.5升的纯净水要0.95元，一小瓶6盎司的酱油要1.00元，一块普通Dove香皂要1.50元。有个专供监狱副食品的供应商叫“Keefe”的，据说是上市公司，由前总统布什的夫人劳拉家族参股。这个“Keefe”对美国犯人是如雷贯耳，因为一半左右的监狱副食日用品是这个牌子。 此外还比如犯人打电话，怀特监狱的犯人打一个罗德岛州本地15分钟的电话要3-4美元，打一个外州的电话要15美元，算是世界上最贵的本地和长途电话了。更有甚者，如果犯人家属在怀特监狱边的ATM机给犯人帐户存一次款，收取的费用居然比赌场的ATM机还要高，每百元收取4元。 然而，那边是巨额利润的监狱，这边是困苦交加的犯人。大多数美国犯人都是中低收入人群，加之处在牢狱之灾，更是经济拮据。许多犯人身无分文，连几百美元的保释费都交不出来。在我们犯人看来，看管犯人的也许比犯人还坏。这贪污的监狱长就是一个典型。 我味如嚼蜡地吃着餐盒中的晚餐，把中午留着的卷心菜和半根酸黄瓜也拿出来做开胃菜。我纳闷美国政府产业开发的创造性。法国人也是有创造性的，也是讲自由和民主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法国人口六千万，监狱犯人总数也就六万多一些，占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今年我看到的一则新闻就说法国狱卒抱怨监狱人满为患，上街向政府示威游行，抗议警察局和检察官滥捕乱抓，给他们增加工作量。而同是自由和民主旗帜之下的美利坚合众国，犯人占总人口比率是百分之一，比法国高十倍！ 五分钟不到，就着卷心菜和酸黄瓜，扒拉着吃完寡然无味的通心粉肉末加胡萝卜，我把蛋糕装进茶杯中做晚上的点心，再把餐盒连同餐勺还给Larry，顺手把打扫卫生后的垃圾和看完的一大堆报纸拿出去倒了。监狱伙食味道不好，但营养均衡，据说比医院的病人伙食还要健康，卡路里更加达标。总之老吴自打入狱后，身体状态和胃口都是十几年来最好的。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学我老爷子的浙江奉化腔，喊了一嗓子，“骆驼胚！”然后在牢房踱起步来。 从牢门到窗户是七步，从窗户到牢门也是七步。以前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养着金鱼。我常看着可怜的鱼儿们从鱼缸的一头游到另一头。我那时想象自己是条鱼缸中的鱼，认为办公室、公寓、餐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也和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活在有规律的枯燥之中。如今关在联邦监狱的单人牢房中，来回七步的走着，我觉得自己连鱼缸中的金鱼都不如，起码我办公室的金鱼们在鱼缸来回游动有好几十步了，再说它们还有假山，还有公的母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