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狱中又一日】之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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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给我下载几张《花花公子》照片怎么样？”狱卒Perry敲打着我的牢门，黑乎乎的大圆脑袋贴在我的牢门栅栏孔边，吓我一跳。

狱卒们和我熟了，老有人拿我开玩笑，明明知道我的电脑上不了网，就专拿这个开蒜。我站起来向Perry问好，他转身一笑而过，算是完成对我的点到，去到隔壁的牢门。F监仓上午11点、下午3点、晚上8点各点到一次，点到时犯人必须起立。

Perry以前很严肃。但天长日久，狱卒们老板着脸也不舒服。怀特监狱的白领候审犯人平均要一年半才能结案，而*品案的审理快一点也得一年。这里的狱卒能叫出许多犯人的名字，而时间长一点的犯人都对不同的狱卒知根知底，连他们开什么牌子的车都知道。

点到结束，Perry在又大又厚的值勤日志上开始写起来。怀特监狱的狱卒花在写值勤日志记录的时间可能比他们值勤的时间还要多。他们将值勤时间内发生的任何事件，事无巨细全部记录在案。这样一来，狱卒都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厌其烦永远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也许在他们脑子里，这纸上写的东西比他们实际做的事情要重要的多。

F监仓和附近其他监仓不同，狱卒有椅子可以坐，电视机是开着声音的。其他监仓有的没有给狱卒配椅子，所有的电视机都关闭声音，犯人通过收音机接收电视的声音信号，这样不同的电视在一个大厅里播放互不干扰，不看电视的人也不受影响。Perry做完值勤日志记录，坐下来开始看电视。不久，隔壁几个监仓的狱卒也完成各自的点到工作，陆续跑到F监仓和Perry边看电视，边闲聊起来。

犯人在怀特监狱的牢房是不能坐椅子的。经年累月下来，习惯了老板椅的老吴屁股已经被这里的铁板凳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原计划晚上给孩子母亲Annie打电话，见狱卒们聚在一起，我只好暂等。狱卒闲聊之际不好打扰他们。往往他们一个人的时候会迅速回应你，在人多的时候对你爱理不理的。我从书桌起身，开始整理铁床上铺堆积的文件。我的储物箱已经装满了三千多页的文件。但最近律师DW一连搬来两堆文件，有一堆检方中译英文件有一千多页。我的律师提交的提案和检方反驳的文件也是动辄上百页。我挑出一些不重要的扔掉，否则就没地方放了。

小的时候，家里糊墙的报纸经常有“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毛主席语录。我常想，这美帝国主义“纸老虎”为什么老要那么多人去打它？如果真是纸老虎连我一个小孩子也可以打倒它的。长大以后发现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前后两层意思合起来，才能模模糊糊一致。

记得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是1982年，有个在科大读书的表舅，华罗庚班上的，去美国留学寄回一堆彩色照片，我分到几张，其中有他背个双肩包在航空母舰上拍的。那个时候这样的照片在国内见不到，当时的彩色照片是照相馆里用黑白照片人工做出来的。我拿出这几张给同学看，有个同学王志文非要说它们是明信片，让我越给他解释越费劲。

后来在1985年，我从江西景德镇千里迢迢去南开校园了解招社会学研究生的事情。我顺道去了北京，第一次跑到前门的肯德基去吃了烤鸡，当时的价格是七块多一个套餐，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烤鸡。但我印象更深的是肯德基餐厅带香气的厕所和里面的洗手烘干机，因为这是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想象的另外一种生活。

这两件事决定了我到南开读书的时候，壮胆第一个在新生接待会上迫不及待的提出“我们要怎样才能出国留学去美国？”当时许多同学都看着我怪怪的。

幸运的是1991年我成了我们研究生班最早赴美留学的人（之一？），而且一去就是读哈佛。当时坐飞机中转了好几次才到波士顿，是我往返中美十八年来最辛苦的一次。但我一踏上美国国土，就由衷的赞叹这个“美好”的国家。我在哈佛读书不久，加州（好象是旧金山）因为警察暴力发生街头骚乱，我瞠目结舌的看到电视中老百姓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超市，转念又觉得那不过是“美好”的代价，犹如我在哈佛校园看到灿烂阳光下的一片乌云，乌云之下依旧是风景如画的绿油油的地毯式草坪。

“Sir，”我站到牢门前，向光头Larry请求，“能不能打一个电话？”我的文件已经整理的差不多，外面大厅中闲聊的狱卒也回到各自的监仓，只剩Perry一人。

Perry板着脸应了一声，然后在值勤日志上写了起来。不一会儿，他站起来，把一个可移动的电话台推到我的牢门前，打开我的牢门门洞，再把电话台的电话线接上墙头的插座，一声不吭的就又回去写了。一般我都是去A监仓放风的时候打电话，在F监仓要面对狱卒的白脸才能得到打电话的机会。

谢过Perry，搬来枕头放在门边，我坐在地上，拿起话筒拨通了Annie的电话。保释中的Annie戴一个电子监视器在脚脖子上，规定她每天晚上九点后必须在家里。入狱一年多来，我几乎每天给她打电话，是我和她多年来联系最密切的。

“Mommy，都好吗？”我总是这样喊玉凤。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是我所认识的最软弱也是最刚强的女性。软弱是因为她优越，是父母七个儿女中最小也最受宠爱的一个，是外语学院里的班长，有着八十年代在北京令人羡慕的工作，在朝阳区的外国使馆做秘书；刚强是因为她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两次生育的时候我都不在她身边，1991年在北京生大女儿我在波士顿，1995年在波士顿生小女儿我在深圳。她卷入到案中是我一生中最揪心愧疚的事情。

Annie刚吃完饭，说最近眼睛开始疼了，因为看的案卷文件太多，每天看文件的时间又长。我跟她说我的老花镜也开始不行了。入狱的时候带进来的老花镜是100度的，现在我看字的时候又开始觉得吃力了。

我问大女儿感恩节返校后的情况。十四岁的小女儿Rowan在母亲身边还好，但十八岁的大女儿Rose在密西根大学读第一个学期，我们俩比较挂念。前几天收到她在学校写的一篇《What Constitutes A Family》。我们离婚的事一直瞒两个孩子，直到两年前才实在瞒不住了。她在文中回忆自己当时的震惊及后来的怨恨，也写了她渐渐的理解和对父母的感激。她这样结尾：

But now I realize that it never mattered what legally constituted the state of their marriage, whether, as a couple, they were labeled "divorced" or "married". They cared unconditionally for each other, despite adversities, but it is family that links them together. It is everything they experienced together in the past, all the hard work as poor,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it is me and my sister, we not only share their blood but also their love and nurturing; it is that delicate bond that ties my father's family and my mother's family together, that makes up who they are.

孩子长大了，懂事了。我们俩读完之后都是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讲到女儿的时候，Annie总是骄傲和自信。她说Rose平安返校，三周后过圣诞节还会回来。她说小女儿Rowan也很争气，在学校成绩越来越好。我欣慰案子没有对孩子们造成太大的影响。案发后，大批FBI来抄家，连孩子用的电脑也当作证据。Annie很快就把大女儿支走了，再请朋友从学校把小女儿也接走了，处理的相当冷静。

上周来探视的时候，大女儿突然哭了起来，说想为父亲做点什么，可无能为力。小女儿还好，没受她姐姐的影响，一会儿就嘻嘻哈哈起来。我想，孩子们在磨难中成长，不是坏事。

我接着问我们的同事李波的情况。上个月，主审法官Ms. Saris驳回了检方羁押李波的陈述，批准了李波的保释申请。他目前住在Annie朋友担保的寓所里，也是佩戴电子镣铐。Annie说李波感觉良好，会一个人煮肘子吃，说软禁在寓所的日子不如狱中的热闹。他惦记他的狱友，把自己省的钱往监狱的狱友们那儿汇，好让他们过圣诞。我听了特开心。李波是锦州人，腼腆中英俊质朴。他是那种所有的人坐牢了，他也不会犯法的人。作为父母唯一的儿子，案发后他一直不想告诉家里，怕让父母担心。李波是个孝子。

“转告李波，老吴讲的，”我笑着对Annie说，“有肘子的生活，多好啊！”说完我们互致晚安，挂上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