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从学徒到董事长

这是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的创业故事，摘自其著名作品《我和三洋:成功源于探索》。从穷乡僻壤闯入大都会的船夫之子，是如何变成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家的？有哪些经验可供后来人学习或参考？ 另外，多提一句，井植薰是“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小舅子。 一、走自己的路  我14 岁那年，小学刚毕业就远离家乡，只身一人去了大阪，在我姐夫松下幸之助经营的松下电器制作所，也就是现在闻名世界的松下电器公司当学徒。  小小的年纪就急匆匆地外出谋生，倒并不是因为家里已经穷到非让我自谋生路不可的境地。那个时候，虽然父亲早早地撒下了他的8 个儿女和妻子老母永远地离去了，但他毕竟还为我们留下了十几亩好地和一大片山林。大家只要辛勤地耕作，还不至于忍饥挨饿。说来也算奇怪，让我离开那充满温情的家乡的原因竟然那么简单，那就是我自幼讨厌农活，总想着尽快逃避那种令人生畏的打草挖泥、担水劈柴式的农家生活。  真没想到，少小离家老大没回。一个土生土长的船夫之子竟同这代表着现代生活的电器制造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掐指算来，到1985 年我从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为止，在关西电器制造行业中我已整整干了60 年的时间。人生易老，60 年时间悄然而去，想起来不免几分惆怅。但是，能够感到自wei的是，我的一生几乎全部融入了不断变化的家用电器制造事业，或多或少地为实现自己“创造新生活”的理想，为社会大众的生活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有人说，我这个从穷乡僻壤闯入大都会的船夫之子，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大企业家，这是天命。一个人来到这世界，究竟能干些什么，老天早已安排好了。也有人说，这是天命再加天资，要不然一个只念过6 年书的乡下人怎么能够硬是把一个小小的作坊扩展成拥有亿万财产的大企业？还有人说，井植薰的发迹并没什么奥秘，他有一个精明强干，被人称为当代“经营之神”的姐夫，他靠的是亲朋好友的提携。对于这些不着边际的议论，我从来也就没有认真地去理会过。道理很简单，说这些话的人根本不了解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  如果说，一个人只知顺从天命，躺着等待幸运之神，那么机会就会从他的眼前飞过，他注定只能是碌碌无为。如果说，一个人只凭天资而不知勤奋，那么即使是凭着小聪明能干几件好事，但终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成不了大器。靠着亲友的帮助和提携而飞黄腾达的不乏其人，但是坐享其成，得来的所谓成功，其实更多的是别人的恩赐，得到的是幸运而不是幸福。  所以，我既不是这三种人，也从来没想去做这三种人。我走的是自己的路，一条靠自己的力量去开拓的、别人未曾走过的艰苦创业的路。 在一次为三洋公司新干部举办的训练班的开幕式上我曾经这样说过： “别以为你自己的前方存在着一条坦荡的大路，只有你的身后一定会留下你自己走过的踪迹”。 人的一生就是一条路，无论是前途无限的光明大道，还是历经艰险的曲折小路，只要是你认认真真地走过来的，就是你可以引以为豪的路。听过我这句话的人经常感叹地说，井植家兄弟3 人如出一辙，都是这样说，这样干的。确实，这句话是我经常用来勉励自己而又经常用来教育晚辈的“井植语录”，也是我一生的写照。   走自己的路，但不是盲目地走，要走通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下来的路。这样，即使遇到困难，你也不会随意地改变方向。只要坚持走下去，就是一条可望成功的路。 行走在人生路上意味着不断的学习、不知疲倦地苦干，意味着思考和探索。人就是在这样一种苦思冥想加苦干和磨练的环境中创造出自己的全部历史的。归根到底，成功源于探索。 想要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  我在松下公司一共干了近25 年的时间。到我离开松下前，已是公司的常务董事兼制造部部长，掌管着松下公司的生产大权。收入超出了常人，职位也已升到了足以叫人羡慕的程度。然而，培养和照顾了我25 年的松下公司所给予我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名利地位。 更为珍贵的是，我从松下公司那里学会了经营，懂得了以培养人才为前提的经营之本。这是一笔无形的，但比任何财富都更可贵的思想财产，凭着它，我叩开了一道又一道成功之门。 在松下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受到这样的熏陶，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我“你们松下公司生产些什么样的产品”时，我应当不假思索地回答：“本公司也生产电器产品。”对于这个“也”字，问话的人当然会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大都会接着追问：“那么，除了电器，你们还生产些什么？”这么一问，就自然而然地会引出那简单而又能体现出松下公司全部成功奥秘的回答：“造人”。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造人并不是制造当代尖端技术意义上的机器人，而是指的培养人才，造就他人。 这种思想是一切经营管理思想的基础和立脚点。一家成功的企业，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 先“制造”优秀的企业人才，然后再由这批优秀的人才去开发、制造优质的产品，最后再通过优秀的人才去推销优良的产品。可以想象，这样的经营方针哪有销路不畅通的道理？ 所以，我始终把“造人”看成比造产品更为重要的事情，把“造人”置于企业立足于剧烈竞争的市场的第一要素。在我担任三洋公司的各部门领导职务直至社长（董事长）的全部时间内，我为“造人”花去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工作时间和精力。三洋公司之所以花大钱盖起了远比公可总部漂亮和完备的教育中心大厦，目的也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造人”的企业策略。离开松下公司之后，我凭着自己的力量与大哥一起经营起自己的企业。 如果此时再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三洋公司生产什么产品”的话，那么我的回答不再会停留在“造人”的水平上。否则，我们提出的赶超松下公司的口号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在松下式的经营思想上更进一步，更深一层，确立自己的经营方针的话，那么面对强手如云的市场竞争，三洋公司大概难保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插嘴：可惜，三洋终于熬不住，2002年被松下收购了；如今，别说三洋了，松下也一样遇困，所以，百年老店难啊。） 因此，三洋电机公司不仅“也生产电器产品”，不仅要“造人”，而且还要“制造社长”，“制造总经理”。换一句话说，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只有竭尽全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称职的企业领导人，你才有充分的资格去教育和培养他人。 劣质的总经理想要去“制造”优质的部下是绝无可能的。同样的道理，劣等的经营者绝对领导不了一家优秀的企业。 我这里所讲的塑造自己不是一句泛泛而谈的空话。塑造自己不仅仅需要刻苦的学习、持续的自我启发和不懈的探索，还需要经常保持着让人感到痛苦而又必须持之以恒的自我约束精神，以及甘为企业职工做出表率的牺牲精神。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每天上午去公司上班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秒的程度。天长日久，变成了一种习惯。公司大楼的门卫竟然把我当成了标准时钟，每当我的身影出现在公司大门前，门卫就会有意无意地伸手看自己的手表，嘴里老是“真准时啊”地说个不停。有时，门卫甚至一边看着我，一边喃喃自语：“我的手表怎么慢了一分钟？” 实际上，我家就住在公司的旁边，不用坐车，徒步走去花不了多少时间，准时上班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思想上没有表率的精神，认为自己是总经理或者是企业之主，无需如此苛求自己的话，那么至少你不能持之以恒。只要有几次的松懈，那么门卫大概就不会把你看成是标准时间。我之所以近乎于苛刻地控制自己的上班时间，当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这对于我来说没有这种必要。我是想，既然我要求公司的全体职工无论职位高低，都要严格遵守公司的纪律，那么你自己就得比其他职工做得更加出色；大家都能准时上班，那么怎样才算更加出色呢？提早上班？这样做的话，大家可能会学你的样，比你来得更早，这不是好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分秒不差。所以，我每天早上必定在看完NHK 的金融新闻节目后立刻动身，一分不差地踏进公司大门。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接待事务，我始终这样做，一直坚持到退休。 遵守上班时间只是一件小事。作为企业的负责人还应更加全面地执行企业的全部规章制度，同样不能有任何松懈。“欲善人，先律己”，这是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在一次应邀为一些中小企业的业主作经营管理思想方面的讲演时，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的企业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的时候是否想过，谁应最最模范地遵守这些制度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企业的规章制度只是一种控制职工和下属的手段，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锗到了足以使你的企业一蹶不振的地步。假如你认为，既然是公司的规章制度，那么公司的全体成员，包括企业主和总经理在内都应遵守，那么你的想法对了大半，说难听点，你的企业还有救。只有当你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企业之主除了比其他所有的职工更加模范地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而别无选择，并且为此而坚持不懈的时候，你才具备了承担企业领导职务的基本条件，你的企业才能兴旺发达。” 然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你还不能只满足于自己能够做出表率，更重要的是你还必须时时处处意识到自己在企业中的特定地位。这里我所说的地位，绝不是指企业领导人可以随意支配他人或者是可以掌握某些权力的地位。 我说的是实实在在地比他人多做工作、多动脑筋、多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着想的地位。我经常对别人说，公司的董事不是好当的。董事就是要职、重职，从字面上看，董事又可写成“重役”，意思就是“责任重大”。那么， 董事的责任究竟重大到什么地步，而董事又应怎样去承担这种重大的责任呢？我说，既然你要当董事，你就得具备每天24 小时都为公司的工作着想的觉悟 ，当然，我并不是说董事就得24 小时都呆在公司里。我是说，作为董事你得时时刻刻为公司的工作操心，甚至晚上睡觉做梦你也要做公司的梦。说白了，也就是你对待工作一定要“走火入魔”。 对于公司中的一般管理干部，我就不要求他们24 小时都为公司着想。我对他们说，你得为公司每天干16 小时。开个玩笑，我说，你们晚上睡觉爱做什么样的梦悉听尊便，但是除了睡觉，你平时可得多考虑工作。 对于一般的管理干部，我要求他们避免“下落不明”的现象。 下班之后，找家酒店喝上几盅，或者约几个朋友搓搓ma将之类的并不是不可以，人之常情，管理干部也应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如果工厂里发生了紧急的事情需要同你联系，或者需要你去处理，打电话去你家，家人却又认为你还在公司加班的话，你在下班以后到回家之前这段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人。所以，喝几口酒也好，其他娱乐也好，只要是正当的，我一概不加反对。相反，公司还会为你创造点条件。但是，你最好事先给家里去个电话，告知你的下落，万一有事也就可以找得到你。这就叫做为公司着想。 对于一般的职工，我仅要求他们工作8 小时。 也就是说，只要在上班时间内考虑工作就可以了。对于他们来说，下班之后跨出公司大门，你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但是，我又说，如果你只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思想上没有想干16 个小时或者更多的念头，那么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只能是一个一般的职工。否则，你就应当自觉地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多想想工作，多学习，多思考。 也许，人们对我这种“24—16—8”的工作时间制会产生种种误解，认为我是一个严酷的独cai主义者。但是，我自己从没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不仅不是一个独 cai 主义者，我能充分注意倾听下属的意见，更能注意上下级之间的思想沟通。我之所以这样设想，全部目的仍然在于贯彻我的“要想造就他人，先得塑造自己”的经营思想。 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说，企业无论大小，总得有个最终的权威，由这个最终的权威来决断一切有关企业生死存亡的事宜。这就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能够充分地将上意下达和下意上达巧妙地融和在一起的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是靠人来设计和完成的。企业越大，中间环节也就越多，如果不这样严格要求每一个干部和职工，说不定哪一环节就会出问题，企业怎能运转自如呢？ 说到底，处于领导地位的总经理和董事们首先要严于律己，敢于并且善于塑造自己。经营管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工作的效率，而效率的基础是职工的能力。所以，在公司内部无论你处于什么地位，首先要培养自己的能力，然后才能提高效率。人的能力提高了，这就意味着一个对企业有益的人才培养成功了。从这一点说，“造就他人”和“塑造自己”重要到了足以决定企业前途的地步。   60 年的历程，我的欣慰 60 年一个花甲。人生60 年意味着你已走上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段路。但是，就像现在的青年人一般都要读完大学或者至少念完高中后才参加工作那样，一生之中像我这样整整工作了60 余年的仍然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这60 年的工作经历，给我自己和社会留下的最珍贵的经验无非是对时间的珍惜。60年就是60 年，浪费一点就少一点，谁也没有办法让给你一些。回顾我的60年工作历程，我能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在三洋公司里，我有一个长长的外号，叫做“一月出差48 次的人”。严格地说这不是外号，而是名副其实的赞美之词。但是，不留任何时间空隙地安排工作倒是我长期以来的一种习惯。利用出差的机会游览名胜古迹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记得是在1967 年的夏天，我去西班牙的马德里考察当地一家使用三洋商标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工厂。到达的那天正值星期天，同行的公司干部和西班牙的朋友都来劝我去看看闻名世界的斗牛表演，因为我当时的脑子里考虑的尽是如何扩展欧洲市场的问题，对于经常可以在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看到的西班牙斗牛却忘得一干二净，竟然拒绝说：“什么，让我去看牛打架？我小时候在乡下经常看到，今天就免了罢。”于是，我考察了工厂并同工厂的负责人讨论完具体的事情后立刻赶到了下一个目的地。等我到了巴黎静下心来后才想到，西班牙的斗牛非但全世界都知道，而且根本不是牛与牛打架，而是一名斗牛士与一头壮牛的惊心动魄的搏斗。 就是这样，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一办完事就会马上赶回公司，有时甚至是日夜兼程。因此，一天去两个地方出差并不是不可能的，一月出差48次也就不是什么值得过分渲染的事情了。 1969 年正月，我陪我的妻子去伊势神宫参拜。这是我一生中屈指可数的一次完全脱离工作的私人旅行。那天，参拜完毕后已是中午，我俩选了一家寿司店吃午饭。伊势的大虾闻名遐迩，海贝和生鱼片也向以新鲜纯正而闻名于世。我与妻子约定了，今天只管慢慢享用，不谈工作，也不谈令人烦恼的事情。 这家寿司店不大，连老板在内只有6、7 名职工，但生意显然很兴隆，老板与伙计都手不停、脚不停地为客人点菜、上茶、端盘子。我吃完后到店后堂去结帐，无意之中看到了内房墙上贴得端端正正的一副对联，从字迹上看好像就出之店主的手笔： “现在不干，更待何时？自己不干，指望谁人？”  猛然间，我被这位老板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真想找个机会同这位叫人肃然起敬的小店主攀谈攀谈。但是，看着在正月里还忙得满头大汗的老板，几次想开口又都缩了回来，带着几分遗憾，我离开了这家使人难以忘怀的小店。 店外阳光明媚，妻子游兴甚浓。花了360 日元吃了一顿美餐，乐得妻子只叫便宜。然而，我的思绪却被这副对联给紧紧地缠住了，脑子里乱哄哄的，再也提不起游玩的兴致来。出了店门，我拉住妻子就往汽车里钻。 路上我对妻子说： “真对不起了，原来约好的，今天不谈工作。但是，店里的那副对联对我刺激太深，不能不谈。今年是彩色电视机之年，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刚刚开工不久的歧阜三洋彩电厂的生产尚未完全走上轨道，面临的是'稍有迟缓、全盘皆输'的局面。正如刚才我们去吃饭的那家寿司店老板所说的那样，今年不干更待何时？我自己不干还指望谁人？”  回到公司，我立即召集东京三洋和鸟取三洋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完善彩电生产的管理和销售问题。尽管如此，我自己仍然感觉到不如那位寿司店老板的精神，后来，我在一次干部培养班的发言中说，“今年”与“现在”相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虽然，寿司店规模小，调头快，想干就可以干起来。三洋公司的摊子大，想干还碍协调整个公司的力量。 但是，再大的组织也是由一个一个的“自己”组成的。只要每一个“自己”都有分秒必争的决心，都有“现在不干更待何时”和“自己不干指望谁人”的劲头，企业就能捏成一个拳头，就能像小寿司店一样，现在就干，人人都干。 不久，我将这次从寿司店里得来的体会写成一系列文章在三洋公司自己的刊物上连载。以后，干脆就用“现在不干更待何时”为题，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公开发行。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60 余年工作经历中，每一次的成功或者说是进步，其中往往都蕴含着伊势那家寿司店老板的精神。我在松下公司当学徒的时候，日本国内还没有规定劳动时间的法律，学徒工就是小佣人，什么事都得干。老板不休息，你就别想闲着。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仍然坚持念了8 年夜校，读完了相当于现在中等技术学校水平的机械制造和商业会计两个专业的全部课程。  20 岁那年，我被提升任松下电器制作所第二工厂的厂长，领导着150多名工人生产自行车车灯。 松下幸之助这位出色的经营管理者在选任干部时很少会考虑亲属关系，说他是任人唯贤大概不算是夸张。所以，我至今都认为，我之所以被提升，绝对不是我与松下沾亲带故，而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当时，日本的经济非常脆弱，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冲击，再加上浜口内阁紧缩银根政策的影响，国内物价暴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就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松下制作所却没有解雇一个工人，也没少发一分钱的工资。当时，在被迫削减了一半生产规模的情况下，松下多余下来的工人拼命地去推销库存物品，从夹缝中求得了一条生路。我所负责的第二工厂生产的自行车车灯平均每月仍然能够销出12 万只。要不是大家齐心协力地苦干，哪会在大萧条中站稳了脚跟呢？ 1949 年12 月，我辞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职务，当时社会上有一种传说，认为我的辞职是家族内部矛盾公开化的表现。实际上，这种谣传或者说是误解之所以不攻自破，关键就在于对松下幸之助和我本人的不了解，或者说是不能理解的缘故。说实话，我早在1946 年从上海回到大阪的时候就已萌发了辞职的念头，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而已。我总感到，我在松下公司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想要谋求更大的发展，非得自己干自己的事业不可。而且，日本战败以后，松下公司因战时从事军需品的生产而受到整肃，松下幸之助则被盟军司令部指认为“财阀”，行为受到种种限制。他因此而变得十分消沉，似乎无心发展自己的事业。这就更加促成了我离开松下的决心。 然而，辞职意味着抛弃25 年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一切，这其中所包含着的痛苦和失落，是局外人所难以理解和体验得到的。不过，当时我已看准了一个极好的时机，认定日本的广播事业会有一个飞跃的发展，收音机的需求量将会激剧上升。这被不久以后出现的“民放”现象，即日本国内最初允许民间从事广播放送事业的政策所证实，我的想法是对头的。决心既下就绝不回头，就连我的姐姐梅乃，就是大老板松下幸之助的夫人和我的上司兼内兄的中尾哲二郎这样一批平时深受我尊敬的人对我的苦心规劝，也丝毫没有改变我的主意。人们常说，江山可移，秉性难改。确实，我这60 余年的工作经历，清清楚楚地映写出我的“果断敢行、甘担风险”的脾气。   相关阅读： 经典创业故事：从学徒到董事长（一）   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二——“天才”的选择   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三——年轻的厂长

人生总有几次大的转折。不知是凑巧还是有缘，我的几次大转折都同广播事业的发展相呼应。我是14 岁那年到的大阪，同年3 月1 日，东京放送局（即现在的NHK）开始试验广播，揭开了日本电台广播的序幕。而我辞去松下的职务，自己经营三洋公司时已经是39 岁了，那时又正好是日本广播进入民间私营时代，许多地方和民营电台正忙着开播的各项准备工作。幸运的是，三洋公司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一只打破传统概念的收音机着手，确立了三洋公司的地位。加上战后日本社会趋于平稳，三洋公司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 万余名职工，在海外建有近百家子公司和营业所的大型跨国公司。 一、初到大阪的教训 记得是在大正14 年，也就是公元1925 年的3 月26 日，上午我去学校参加了毕业典礼。整个下午加上晚上，我一直和母亲一起忙着整理行装。 我走的时候，母亲曾让我去邮局给正在大阪的哥哥打个电报，好让他们到码头上去接我。那时，岁男服兵役去了，只有祐郎一人在松下制作所里当经理。所以，电报就打给了祐郎。小学校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们如何打电报，并且要我们把电文缩写得越简洁越好。于是，我那份电报就只有4 个字：薰至盼接。本来发报时曾想写明船停哪个码头，后来又一想，大凡岁男和祐郎回家时都说停在安治川，没有必要再多花4 个字的钱。结果，坏就坏在这太想省钱的脑子上。 那天，我乘的轮船偏偏停靠在天保山码头。尽管早就候在安治川的祐郎一听说轮船改停天保山后立即骑车赶了过去，但我终因左等右等不见他来而先搭电车进了城。一个刚从乡下来到大城市的小孩，面对纵横交错的马路，简直不知所措。记得当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当我扛着沉重的行李到达松下制作所时，人都快要瘫了。初闯大阪，就给我留下了一种人生艰难的切身体会。 后来，我在经营管理三洋公司的时候，曾经不下数十次地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在起草公文、报告或者其他文件时，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绝不允许简洁到会使人产生误解的程度。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打电报得来的教训吧。 二、姐夫松下幸之助 大正6 年春，二姐梅乃嫁给了正在大阪电灯株式会社任职的上下幸之助。婚后不久，松下突然决定辞去他已经干了近7 年的工作，筹划经营自己的小作坊。那时，大哥岁男也正好因为亲眼目睹了大阪安治川码头悲惨的爆炸事故，而不敢再在大叔的船上干活。于是，松下便去说服我的 母亲，打算让岁男到他的小作坊去当个帮手。虽然，像母亲这样一种安分守己的农家妇女，对女婿不捧铁饭碗而偏要去独自闯荡的做法颇多微词，但她最后还是同意 了。同年6 月，岁男搭船去了大阪。 我从小对比我年长9 岁的大哥和温文尔雅的二哥都非常敬佩。但是， 自从我到了松下制作所后才慢慢地发觉，被大伙称为“大老板”的松下幸之助是一个比大哥、二哥更具魅力的神秘的人物。松下幸之助貌不惊人，瘦弱多病，平时从不大声讲话。初次见面，你根本无法看出他有什么才气，也无法拿他同我那撑过船、当过兵，办事干净利落，从不优柔寡断的大哥相比。 松下幸之助为什么能干出这样大的事业来，这是我自小一直埋在心底的一个不解之谜。   能在这样一位被人誉为“当代经营之神”的老板手下当学徒，是我初涉社会时的一种莫大的幸运。不过，这是我当学徒的时候还不能完全体会得到的。 在我当学徒时，松下电器制作所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全部职工加在一起恐怕还不足100 人。企业虽小，管理却是又严厉、又刻板。 制作所里的工人等级森严，老板松下幸之助绝对不会允许一等工去干二等工的活儿，也从不会让三等工去干小学徒的杂事 。学徒工在工厂里当然是最低的等级，他们除了睡觉，恐怕没什么机会可以离开工厂；扫地擦窗、送货运料，只要有事就得去干。 那时，松下电器制作所的主要产品是拉线开关、两用插头和自行车车灯。当时，大凡私营企业，大概也就只能生产这些零星的小商品。然而，靠生产这类小商品起家的松下制作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松下电器公司，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产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松下公司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它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开拓新领域和不断占领新市场的经营作风。而这种作风，从松下电器制作所开张之日起，就被牢牢地树立在企业的全部工作之中。 就像拉线开关这样的小商品，松下也从不放松对它的改良和创新。从直拉式改成旋转式，这小小的改动就因减少了拉线的磨损而把大部分同类产品赶出了市场。再如松下的自行车车灯，从设计到制造，始终坚持着为普通百姓实际生活着想的经营方针，因而长期霸占着日本的主要市场。 我到松下制作所正值大正末年。在那个社会里，汽车还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品。作为一家百十来号工人的企业之主，要想展开活跃的经营活动，松下老板只能整日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当时大阪的街道还没有通亮的街灯，晚上骑车外出没有车灯就寸步难行。而那时所谓的车灯只是玻璃罩子罩起来的一枝蜡烛，或者是灌在小铁皮筒里的一盏小油灯。不要说是刮风下雨，就连无风无雨的大晴天，这种“车灯”也时不时地会被自行车行驶时形成的风流吹灭。如果夜间骑车时间再长一点，那么“车灯”便会干脆“断火”，叫你进退两难。还有一种车灯是舶来品，就是小型的汽油灯。舶来品虽然比蜡烛灯要好得多，但点火很费时间，烧亮之后照得骑车人自己也目眩得睁不开眼睛。而且，价格还贵得惊人，根本无法普及。大概就是因为松下老板经常需要夜晚骑车外出办事的缘故吧，松下幸之助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之后，首先着重开发的产品就是自行车车灯。他曾设计出一种干电池车灯，但配套的电池和电珠还很不成熟，售价又比较高，没用几个小时就会把电力消耗得一干二净。这种设计就因为太不经济而无法投入生产。 松下成功的奥秘之一，在于他一能客观地设定目标，二能坚韧不拔地追求这种目标。 他不仅坚持要上自行车车灯，而且还提出了车灯的全部性能要求：明亮、耐久、中途不熄火、价格不贵，使用还要方便。那个时候，为了寻找一种最好的设计方案，松下几乎变成了疯子。他吃完饭后你去问他吃的什么，他大半记不起来。有时他还会突然问一下身边的人：“我中午饭吃过没有？” 半年以后，松下终于开发成功了另一种干电池车灯。这种车灯省电、耐用，售价很便宜。投产当月，产量就超出了一万个。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新颖的车灯就控制了全部市场。继车灯之后生产的电器开关、双眼插头等商品，其中无不渗透着松下独特的经营观念，往往一上市场就便成抢手货。 松下自行车灯的开发，给我这个小小的学徒工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启示，或者可以说是留下了一种必须要我亲自去体验一下的人生命题。从我了解到一些松下的经营手段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人生（对于男人来说实际上就是工作）只有依靠一些重大的转折机遇，才能实现其固有的价值，而转折的机遇并不是上天恩赐的，它来源于像姐夫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有人说松下幸之助这位“经营之神”是上帝造就的“经营天才”，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松下之所以成功，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是艰苦奋斗的结晶。他的天赋并不好，年轻的时候在讲台上对工人讲话总是东拉西扯找不到中心。后来，大凡听过他讲演的人无不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才能所折服。这不通过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 三、“吝啬”的启示 当学徒的时候不仅要吃苦受难，还要时时注意节俭。我初创捕臭虫器的时候，曾从工场里拿了一张稍大的瓦楞纸。虽然，我认为这是已经用过的废物，但仍被工头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学徒工在装运货物的时候只能用旧绵子来捆扎，而这些旧绳子也得靠你自己平时处处注意收集，否则你就无法把货物牢牢地固定在板车上。有一次，我在三洋公司的一家工厂里考察工作，发现包装车间的一角堆放着一大堆塑料包装带的边角料。一打听才知道是包装机调节不准而造成的余料过长的原因，使得好端端的塑料带变成了一段一段的废料。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在松下当学徒时哪怕是一寸麻绳也不准浪费的规矩。 我想，企业经营之中非得强调“吝啬”不可。按照松下幸之助的说法，吝啬就是创造新价值。 同样，我的至友吉本晴彦先生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他的“吝啬”到了被大家公推为“大日本吝啬教教主”的地步。然而，就是凭着他的种种“吝啬”，这位吉本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居然能够独资在大阪火车站前建起了全世界瞩自的圆群大厦。他的财产的拥有量几近天文数字。我同这位吝啬大王谈起过从节省每一寸包装带和每一枚包装钉做起的生产物资管理思想，存幸的是，承蒙吉本晴彦先生的厚爱，他说我具备了加入他那吝啬教的入门资格。 吝啬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个贬义词，名声似乎不佳。 谁也不想被人冠以吝啬两字。但是，吝啬的观点和吝啬的真正内涵则应当是合理的。吝啬的本义是将自己的一切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说，吝啬同西方的**主义思想并不直接冲突，同当代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强调自我的思想更是一脉相承。 不过，人们往往只从消极的、非生产性的角度去想象吝啬的含义，而没有从积极的、生产管理的角度去发展吝啬的内在精神。所以，吝啬创造新价值的观念一直到了今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环节中，才逐渐被人所承认。 当代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往往取决于企业的“吝啬”程度。 如果把话说过头一些，那么吝啬是一种足以左右人的一切行为的准则。因为吝啬，我就十分珍惜时间，以至于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只需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到达公司的地方。假如用目前日本职工平均上下班的路程需用两个小时的统计数来计算，那么我的搬家使我每月多出一个星期的工作日，而我实际上的60 余年工作经历似乎就能说成是75 年。吝啬使我为企业和社会多做出许多贡献。又因为吝啬，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可以说我几乎非常有效地预防了各种疾病。而且，尽管我不断地外出旅行，满世界地飞来飞去，还是因为我吝啬才确确实实地避免了哪怕是小小的交通事故。 我只要一谈起吝啬，就会想起学徒时代的松下老板。 听吉本先生说，松下幸之助11 岁时就在一家名叫“五代商会”的自行车铺里当学徒。那时的自行车铺前都有一个为客人补车胎的摊子，幸之助就在这种摊子上干活。平时，摊前总会围着几个闲人在聊天。但自小就懂得拼命干活的松下，几乎从不参与这些游手好闲者的谈话，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 还有一件买香烟的事，那时，有一种价格很便宜的“朝日”牌香烟，两包一买还能便宜5 分钱。松下幸之助为店老板买香烟时就选择了买两包的办法。 松下幸之助先生退休以后还追忆着说：“我就是从我小时候买香烟这件事上懂得了精打细算和节省时间的道理的。”我也曾在松下的身边当过学徒，每当我看到松下算帐或者写报告时，把整张纸从顶到底全都写得满满的而不留下一点空白的时候，我总会恍恍惚惚地感觉到他所用的信笺似乎慢慢地变成了一张纸币。 四、机械加算盘的夜校课 学徒工的一天总是从打扫工场的活儿开始的，学徒工的一天也大都是以打扫工场结束的。干了一整天的又累又脏的活，一旦把工场打扫干净后，对于小学徒来说，最大的享受和福气就是立刻倒在床上睡大觉。当时，对我来说，若要想去读书，就只能少睡一点觉。每天，我在打扫干净工场之后，就立刻骑车赶到福岛的夜校去上课；前前后后加起来，我竟然坚持了将近8 年。 我去夜校读书，完全是用工作之余挤出来的时间。所以，长我一辈的老工人和与我同辈的小学徒都没能找到任何嫉妒或者挑剔我的理由。 记得那时工厂息工已近天黑，夜校上课的时间又比较早，晚饭就只能等到下课之后再回厂里去吃。可能就是饿着肚子上课的缘故，每顿晚饭我都吃得特别香、特别多。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晚饭大多是煮豆腐渣外加几块油豆腐。我不知道该称它什么菜，但总是一碗又一碗地吃。 实际上，当年松下制作所的饭菜还不至于糟糕到顿顿都是豆腐渣。但我却是经常只能吃这种东西。我要赶去念书，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吃饭。好东西早已被别人吃完，剩下的只是别人不爱吃的东西。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碗豆腐渣，比我大几岁的学徒还经常挖苦我，拿我取笑，说我是吃豆腐渣的命，拿豆腐渣当山珍海味。其实，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看到人家吃好东西，难免馋涎欲滴。但是，我是因为要去念书才吃不上好东西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想，我倒又心甘情愿了。 上夜校还使我放弃了绝大部分娱乐。那时，普通人家连台收音机也买不起，看场电影便是人人向往的高尚娱乐。电影院为了招徕观众，每个周末就把排片表夹在报纸里分发给各家订户，凭这张排片表可以买到打折扣的票子。所以，一到周未，热衷于看电影的学徒和工人早早地就候在厂门口，等报童送报来，然后争抢夹在报里的排片表。当时，松下制作所规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是休息日。一到这一天，大伙儿就跑得无影无踪，绝大部分工人都从工厂直奔电影院，对于我来说，平时每晚都要去上学，休息日又要温习功课。是温习功课还是去看电影？对于一个不满20 岁的少年来说，这真是对毅力的一种考验。 我选择了温习功课。 就是这样，我以优秀的成绩修完了机械制造和商业会计两种课程。机械加算盘，描绘出我深深扎进电器制造行业的全部人生历程。机械再加算盘，培养了我用数字来考察事物甚至是考察世界的思想立场，更加培养了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而被人称作为“走火入魔”的工作狂热。 五、一条笔直的人生曲线 1930 年12 月26 日，我收到了有生以来第一张任命书：“兹任你为本厂三等职员”。下面是松下制作所印章和老板松下幸之助的签名。这张任命书意味着我学徒生涯的终结。从今往后，与人交往时我不再会为自己小学徒的身份而感到难为情和低三下四了。 当时的松下制作所已在福岛建造了新工厂，已经是一个拥有97 名职员和380 名工人的中等企业。同我5 年前刚入所当学徒时的情况相比，松下的发展已经是足以让人感到惊讶的了。 三等职员之上还有二等，入了二等上面还有一等。爬到了一等职员的地位，今后又将怎么干呢？年龄稍稍大了以后，对我自己漫无目的的苦干不时地产生了疑问，禁不住胡思乱想地安排起自己的将来来。 我从小酷爱机械，热衷于动手造物。这种热情至今丝毫没有减退。每当工厂添置了新的机器设备，我就会像爱马爱到疯狂地步的人抚摸他心爱的坐骑那样，去爱抚那些铮光闪亮的机器。在我还是学徒工的时候，虽然我事实上已经完全有能力去开动那些并不复杂的机器，但是每当我在工场里清除废料时看到工人操作那些机器的时候，我仍然会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机器不断运转的情景。后来我才想到，我如此热爱机械倒不是我想操作它，而是想自己动手来制造它。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想去铸造厂当个制造工人，或者干脆去做木匠。 然而，学完了4 年机械专业之后，想当制造工人或者木匠的念头却渐渐地淡薄起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又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商业会计的课程。不久，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数字概念和心算能力都比同辈的学徒工强出许多。 机械再加算盘，形成了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十字座标，而我从学徒工干起就好像是从原点出发。推而广之，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苦苦地描绘着一条只属于自己的人生曲线。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曲线居然是一条笔挺挺的直线！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松下幸之助。 松下年仅9 岁就离开了老家和歌山。最早，他在大阪宫田的一家煤炭店当学徒。两年以后，煤炭店老板转业，松下就进了五代商行当自行车的推销员，实际上干的则是修车工。据说，当年只有11 岁的松下之所以选择自行车商店，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属于高档舶来品的自行车很快就会全面普及。 果然，没过几年，除了偏僻的山村之外，日本国内已到处可见自行车。年龄虽小，却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这就是松下的高明之处。松下在车行干腻了，抬腿又进了电灯公司。据松下自己说，他到大阪的头一年，老百姓家里还都点着蜡烛或油灯，电灯只是达官显贵的奢侈品。大阪市内的电车也只有一条从筑港到花园桥的短短的营业线，然而，生来就有着超人的直感能力的松下幸之助，却在刚刚接触大城市生活的情况下，很快看到了今后的社会必定是电气化的世界。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非凡的洞察力，松下就不会满足于电灯公司小职员那种平平庸庸的生活。所以，在常人看来，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是个稳定的铁饭碗，而松下却感到是寄人篱下，压制了自己的能力。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松下幸之助创建巨大事业的基础。 顺应时代的发展，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描写自己的人生曲线，是松下幸之助的性格，也是一切成功之士的性格。天才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善于作出常人不敢作的选择，善于把握常人把握不住的机遇。   相关阅读： 经典创业故事：从学徒到董事长（一）   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二——“天才”的选择   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三——年轻的厂长

1931 年新年刚过，我又收到了松下电器制作所的一张任命书：“兹任你为第一工厂主任”。这份任命书与上一份任我为三等职员的任命书相距不过半个月。 名为主任，实际上就是厂长。那时的松下制作所的第一工厂已经采取了独立核算的制度，同现在一般公司采用的事业部制相差无几。那么，既然干的就是厂长的事，任命书上为什么又偏偏写的是主任呢？后来才知道，这是松下幸之助的特殊考虑。他曾对别人说过， “小薰年纪太小，任他为厂长怕同辈的人不服气，对他自己也没好处。” 我的这位姐夫兼上司，他似乎生来就有着过人的远见卓识。   一、教训：今日事今日毕 我当厂长的第一工厂同营业所建在一起，主要生产自行车车灯。工厂占地约1650 平方米，厂房约有800 多平方米。对刚满20 岁的我来说，学徒刚刚出师，三等职员还没干完一个月就让我去负责一家工厂的生产，我总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 我刚当了没几天的厂长，厂里就发生了一件叫人胆战心惊的惨事；一个小学徒被大火活活地烧死了。 那 天早上，天特别寒冷。这个小学徒同我当学徒的时候一样，开工之前打扫完工场后还得去生个大煤炉。生煤炉是件很平常的事，先用废纸引火，再添上劈碎的木柴， 火旺了之后再添上煤块，炉子就生旺了。然而，就这么点小事，大概是各人的性格不同的关系吧，有的人小心谨慎，有的人却马马虎虎。一旦火没引着，那么各人的 态度更不一样。那天，不知是时间太紧的缘故还是这个小学徒有其他什么心事，炉子没生着他竟鬼使神差地用一个大勺子从仓库里舀来一大勺二甲苯往炉子里灌。顿 时，火光冲天，整个工场火海一片。火势蔓延，烧着了仓库，引起爆炸，小学徒被气浪抛到工厂墙外，几小时后就死了。 悲伤之余，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两腿竟象筛糠似的不住地发抖。工厂里总共有150 多号工人，要是这种事发生在开工之后，那将会是一幕什么样的惨剧！上任伊始，发生这种惨事，不啻对我当头一棒。 当 厂长不仅难，而且忙得不可开交。当时的工厂建制同现在的通常做法并不完全一样，我这个厂长下面没有一个帮我跑跑腿、当当差的人，事无巨细，都得自己干。光 是150 多人的工资，就够你算上老半天。那时，松下制作所已经实行了综合工资制度，计有日工资、出勤数、全勤奖、贡献奖等十来个项目。当厂长的就得对每个工人逐一 记下各种内容，每天都得汇总，还不能有差错。到了月底发工资时，如果发现总额有点差错，哪怕是增减一分钱，都得从头再算一遍。亏得我念过商业会计，但每天 还得像打仗一样同算盘和帐本搏斗一番。 当时，第一工厂造的还是自行车的电池灯，干电池是从专门生产电池的冈田电气商会定的货。具体的定货量由松下本人决定，而付款则由我负责。 一天，我接到一封冈田电气商会寄来的信。打开一看，不觉吃了一惊。“上月就应支付的汇票敝公司至今尚未收到，我们认为松下先生是万万不会拖延不付的，谨请调查核实后秉告敝处。” 信 写得很客气，但骨子里却带着挖苦和蔑视。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很不景气，该付的钱到时不付，人家自然会有各种想法。我感到问题好像很严重，但又记不得会有 拖欠不付的事。这是事关企业信誉的大事，我立即翻查帐簿。帐面很清楚，钱已付出。这下我可真的着急了，但捶胸跺足也无济干事。 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那天，我开出汇票正要去银行汇付，厂里出了事，要我马上就去处理。急忙中，我随手将汇票塞进了抽屉，心想明天再去付也来得及。谁知这么一来，竟把汇付的事情忘了个净光。汇票竟然一直躺在抽屉里睡觉。 松 下幸之助知道了这件事后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件事足以动摇他在同行业中的信誉。可以说，打松下自己创办企业以来，还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想，因此而被 解除职务，我是心悦诚服，理所当然的。但结果松下没这样做。这反而使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怎样办才好。当然，训斥大概是免不了的。平时从不大声呵斥的老 板，这次也没暴怒，只是用平静的口气数落我的不是。用这种方式说出来的话，就象针一样，刺得我阵阵心痛。 这种尴尬的局面必须由我自己去处理。迈着沉重的脚步，我踏进了冈田的家门。如实叙说、道歉、请求原谅、点头哈腰赔不是，该做的全都做了。好在冈田没有过多地计较，也没有向外声张。后来，我俩还交上了朋友。 出了这件事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今日事今日毕”这条祖训的真正含义，从那以后，我做事再也不敢迟缓、拖延了。   二、驯服黑脸大汉 松下电器制作所生 产的“乐声灯”产量已经开始直线上升，而灯中使用的干电池却一直只能由冈田电气商会供应。令人担心的是，销售量再扩大的话，电池很可能就供应不上了。因 此，松下幸之助找到了当时实际上是处于松下对立一方的竞争对手小森干电池厂，他对小森说：“咱们不搞小竞争，搞大团结如何？” 从小森的角度考虑，这无异于降伏在敌军脚下。奇怪的是，经过松下的劝说，小森竟然同意把厂子划归松下，成为专门生产乐声牌电池的专属厂。但是，小森也留了一个心眼，他同时又扩充了新工厂，保留了一部分小森产品。这样，乐声灯所需的电池一下于增至每月100 万以上。 松下的乐声灯开始转入大规模生产体制后，成本成倍降低，批发给代销商店的价格从1.25 元一直降到0.60 元，松下生产的于电池每节也从0.25元降至0.16 元。瓜熟蒂落， 乐声灯占领全国市场已不成什么问题。但是，松下并不满足，他要达到的目标是全日本每一个家庭都将松下产品看成是生活必需品，就像每家都要买米、用水那样。因此，只要有可能，他还将不断降低售价。 不久，松下就向冈田和小森两家企业提出了具体的逐步降低干电池收购价格的提案。冈田痛快地答应了，小森则担心今后市场的变化。于是，松下决定立即全盘收购小森工厂，把专属厂改为完全属于自己产业的直营厂，以便彻底控制产品的价格。 小 森干电池厂位于大阪东淀川区的丰崎，松下将它买下后改为松下第八工厂。1931 年9 月我被任命为第八工厂的厂长。那时，我刚从家乡接受征兵体检回来，年方20，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这家工厂与松下其他的工厂完全不一样，管理不善，工人的 素质普遍很低。而且，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非但全厂工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似乎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叫人放心的人。 我 一到工厂，厂里的一帮黑脸大汉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叫他们黑脸大汉，倒不是他们的皮肤天生长得黑。当时的劳动保护条件比较差，环境意识也不强。生产干电 他的主要原料是黑铅和锰矿粉，全是黑的，整天同这些东西打交道，使得这些工人满脸漆黑，只剩下一对眼睛在一片漆黑中闪闪发光。 我一进工厂，工人们就对我议论开了。其中有个工人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当着我的面就说： “咦，怎么来了个白脸小和尚？” 大伙一阵哄堂大笑，工厂乱成一团。 然 而，我是来当厂长的。不管你怎么看待我，我得有我自己的规矩。当厂长就要把生产搞上去。于是，我首先提出要搞生产流水线。这家工厂原来的生产方式很落后， 各道生产工序互不衔接，车间里只见满脸漆黑的汉子忙着来回搬运工件，劳动力和能源的浪费都很厉害。实际上，只要按照工序的先后稍作调整，再安装上传送带， 工效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而且劳动强度也会明显降低，黑脸汉子的脸还可能稍稍变白些。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工人却不能理解。有人当场在工场里喊出了“反对提高劳动强度”的口号。这时， 如果我去同这些工人争吵，或者是干脆用厂长的名义发布命令，那么我就有可能一败涂地，甚至从此失去威信。关键的问题是要把他们说服。 于是，我要工人停下手中的活，听我讲话。我说：“大家再仔细想想，按照现在的做法，这么重的半成品你从这里搬到那里，过一会又得搬回来，搬来搬去不是把体力都消耗完了吗？你们究竟是制造工人还是搬运工人？依我看，你们是搬运工，整天都在搬运这些沉重的东西。” 接着，我再告诉他们使用传送带的好处，还同他们一起计算劳动强度。结论当然对我有利，工人不再反对了。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是口服而不是心服。 想要完全履行厂长的职责，不仅要让工人口服，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人心服。后来，我做到了这一点，但想不到的是，我是通过喝酒的办法来“降伏”这批工人的。 工 人多爱喝酒，我的这家厂里的工人尤甚。我经常听到工人这样说：“有什么事一边喝一边谈。”意思就是说，酒桌之上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解决。真巧，我也爱喝酒， 还能喝上几杯。于是，我就常同工人一起喝，并且常常表现出酒量过人的派头。有一次，我对几个在工人中颇有威信的人说：“今天咱们放开喝，谁最后一个醉今后 就听谁的。” 喝酒这桩事，其中还真有学问。干一天的活，空着肚子去喝，没几口就可以叫你倒下。有人知道这个道理，喝酒前先把肚子填饱， 但 这样做可能醉得更加厉害。我有一个经验，不知是否是我自己发明的，那就是喝酒之前大量饮水，酒精会随着水份的排泄而加快排出体外的速度，这个方法效果不 错。而且，这批工人往往一沾上酒就忘乎所以，你有准备他没防备，不先倒下才见鬼呢！几次下来，工人开始服我了。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彻底。不久，我又邀请了 5 个最爱喝酒的工人一起喝酒，我对他们说：“今天咱们6 人一起喝，你们5 人中只要有一个人醉了，就算我赢，但酒钱都由我出，干不干？”结果又是我赢。从此以后，这帮黑脸大汉个个都服我，我在厂里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很快就把生 产搞了上去。后来，好多黑脸大汉还成了我的知心朋友。   三、相亲、成家和立业 我在丰崎干电池厂当厂长的第三年，也就是1933 年的秋天，我被安排了一场相亲。那时我才22 岁，并不是非结婚不可的年龄，况且，自从“降伏”了那帮黑脸大汉后，我的工作干得很欢，独自一人，想要喝酒就能喝上几口，自己觉得挺自在的，脑子里还从未打过娶媳妇的念头。况且，我认为娶媳妇还是自己去张罗为好。 但是，母亲不这样想。后来她才告诉我，因为我是全家最小的一个，她最疼我，所以娶媳妇的事一定得听她的。她说：“你这孩子是个没主心骨的人，让你自己去找，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好人。要是哪天你突然带那么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女人回家，说这就是您的媳妇，我可实在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回妈给你作主了。” 后来我才知道，松下早就同母亲谈了我的婚事，并且还同岁男和祐郎都商量过。要我去相亲，唯独我不知道。 我相亲的对象是片山的茅子**。我老家这个村子很小，左邻右舍，鸡犬相闻。片山这家人家我当然很了解，他家的茅子**我也从小就认识。后来，茅子小学毕业后为了升学，高小就没在村里念，我虽与茅子自小相识，但没有多少幼时的交往，更谈不上什么青梅竹马了。 实际上，茅子的学历比我高得多。但那时候我很自负，觉得能管住一大帮粗汉莽夫挺了不起的。压根也没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先看看学历是不是相配，然后再决定是否能够接着去谈恋爱。也真好像是天生有缘，就这么第一次相见，两人就象是常来常往的那样毫无顾忌地聊上了。1933 年12 月24 日，在大阪松下幸之助姐夫的家里举行了结婚典礼。 我这个人并不傲慢，也不粗暴，但我也不算是个好丈夫。我一心只是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就很难照顾得过来。好在茅子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她能理解，而且好好地帮我扶持了这个家。每天吃完晚饭，我俩就合吃一个苹果。茅子她用刀切苹果时，从不从当中切，切下的总是一边大一边小，大的总是给我，小的就留给她自己。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总感到一阵阵的紧缩，我觉得我总欠茅子点什么。 我结婚的这一年，也是松下制作所飞黄腾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的5 月，松下宣布建立事业部经营体制。有关事业部体制，松下幸之助在他的《松下电器五十年史略》一书中曾有如下精辟入里的分析。他说： “在事业部体制之下， 各事业部的负责人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和高涨的工作热情，更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和创造性。 就靠着这一点，当时还未能跳出私营企业范畴的松下电器公司，却能在很多新的事业领域内取得丰硕的成果。同时，由于事业部体制采取的是严格的独立核算的财务制度，因此它既能够有效并且仍然地去抑制那种大大超出自身实力的盲目的扩张，又能为积极的、坚实的经营提供可靠的保证。事业部体制能限定产品的范围，并且能将生产和销售直接联系起来。 这种管理上的一杆子插到底的特点，使得它既具备了小企业那种能够完全适应市场变化而采取灵活多变措施的特长，又具备了发展成为拥有小企业全部长处的大企业的各项条件。 所以，采用事业部体制，业主就能在开业伊始就充分地去贯彻他那‘干事业、育人才’的经营方针，并且可以据此把一切企业生产的机密一开始就交代给新职工，借此还可以发现和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 松下所说的“生产机密”，实质上是小企业赖以生存的一种技术秘密。 比如，创业初始的松下制作所，其主要当家产品是电气配线盘。这种配线盘的主体是用一种由胶木、石棉和橡胶等材料的粉木烧炼成型的。其中各种材料的比例各家企业之间是绝对保密的，配方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所以，烧炼工序一般都是业主亲自动手，不让其他职工染指。松下幸之助敢于把这种同企业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秘密全部委托给刚刚进厂的新职工，足见其经营管理之中的大将风度。 他常说，“信赖之中无叛徒”，只要你表现出至诚的信赖，对方怎能昧着良心再来背叛你呢？ 所以，松下电器后来越是发展壮大，松下本人让出的权力也就越多。他说，他把让权以及如何出色地让权看成是企业发展的重大课题。 对我这个成家不久，年龄才20 出头一点的人来说，能够在如此难以寻觅的环境中学习松下的经营哲学和处世哲学，我除了感到幸运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多说的了。 四、台风之后 1933 年5 月，我被任命为松下第二事业部主任。第二事业部就是原来的灯具厂和电池厂合并而成的。事业部采取独立核算制，如果出现亏损，不允许用其他部门的盈利填补。所以，事业部与独立的企业区别并不很大。 俗话说，后饮冷酒先听劝。我想，冷酒我是不会去喝的，但别人的劝说却一定要听。就像松下所希望的那样，结婚之后，小家庭能把我给圈住，还能让我更能倾听别人的意见。所以，松下不断地把权力委托给我，让我始终处于一种满负荷运转的状态。 有的人肩上的担子压重了，思想就会变得迟钝起来，能力也就受到了抑制；有的人则正好相反，担子越重，思想就越活跃，能力反而更强。这两种现象在企业干部任命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在这层意义上说，松下当时选任我这样的年轻人当事业部长，着实带有浓厚的赌博色彩。 结婚后的一年里，接连发生了几件事。 1934 年9 月21 日，关西地区普遭狂风暴雨的袭击。被称为“室户台风”的强大风暴损毁了大量房屋和建筑物，3000余人死亡，损失十分惨重。松下电器公司的工场和生产设施同样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所管理的丰崎电池厂幸亏地处高架线路旁边而免遭于难，但另一家地处三乡町的电池厂则几乎被水淹没了。 内行入都知道，干电池生产就怕水。一旦被水淹，原料、半成品及未入库的成品大都得报废。而且，更倒霉的是通往三乡町的输电线路全部损坏，短期内没法修复。这样的灾害我是第一次遇上。望着被毁的厂房，我脑子里一片混乱。然而有一点，我却异常地清醒，那就是应该想方设法尽快恢复生产。于是，我立即请来了工程队抢修厂房，并且决定自筹资金购买发电机，在三乡町厂内自行发电。厂房修复之后比原来的矮了7 寸，这无关紧要。发电机买来后，几经调试便正常运转起来。一切如愿，谢天谢地啦！ 不仅是天灾，更有人祸。 根据内务省的统计，截至1933 年10 月，全国失业人数已逾39 万，而且不景气的现象还在恶化。“毕业就是失业”的哀叹随处可闻。就在室户台风袭来之前数日，东京电力公司的12000 余名职工为抗议当局裁.员而举行了规模空前的ba工，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这种经济上的重大变故不能不对松下电器产生严重的影响。然而，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松下却作出了筹建公司总部、扩充工厂设施、收买更多工厂的决定，对于这种“大.跃.进”式的决定，好心人都为松下捏了一把汗，“如此大规模地投资，不是蛮干就是冒险”。上门规劝的人络绎不绝。 但是，这一切在松下看来既不是蛮干，也不算是冒险。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果断行动。 他认为，扩建工厂只要产品对路就不算是蛮干。追加资本只要不是奢侈和浪费就无所谓冒险。企业只要能够不断地向市场推出大众必需的产品，那么景气与不景气就是次要的。乘着不景气的时机买进工厂和地皮，就能为经济一旦好转而想要大干的企业提供物质保障。 几年以后的事实证实了松下当时的推断，不久，松下电器一跃而成为关西地区的明星企业。 还有一件小事，也能说明松下的脾气和性格。 当年，为了筹建松下电器的总部办公大楼，公司买下了门真地区一大片土地。门真历来被大阪人称之为鬼.门关。虽说这些都是迷信的无稽之谈，但相信的人也不少。甚至有人还认为，在此地建楼房无异于自投罗网。所以，当松下宣布将在门真筹建公司总部的消息传出之后，当时的大阪市内，街头巷尾到处议论纷纷。然而，松下却看准了这块地方的发展前途，鬼门关之类的传说虽充斥于耳，他却听而不闻，我行我素，率先进入这一块后来称之为“风水宝地”的偏僻地区。现在，门真地区已成为大阪市屈指可数的工商业区，一片繁荣的景象。对于这件事，准能不佩服松下超前的眼光？ 五、“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室户台风过后不久，受损的三乡町电池厂的生产就恢复了正常，不久又添了一辆货运卡车。在我的计划中，三乡町电池厂还需要造一个成品仓库。谁知松下却说：“有了卡车还要成品仓库干什么？” 当时，我感到松下没有充分了解三乡町厂的生产情况，大批包装成箱的电池堆满了厂房的任何一个角落，单有卡车无济于事。所以，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并马上找了个包工头让他给我造个预算。最后算下来，木结构仓库每坪（约合3.3 平方米）造价42 元，钢筋结构每坪为46 元。当然，木结构比较便宜，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仓库之中得竖四根柱子。钢筋结构虽然贵一点，但可建成一个象飞机库那样的无柱仓库。所以，同样的面积钢筋结构的容量比木结构的大许多。我当然倾向于钢筋结构。 不久，当松下电池的产量又大幅度地提高时，我乘机向松下提出了造仓库的要求，并且把包工头的计算结果逐一向他作了报告。听完之后，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们都知道，他在动用脑子里的算盘自己再核算一下。“造木结构的吧。”他算好了。这样说的口气比“还是木结构便宜”的说法要强硬得多。但是，我仍据理力争，认为每坪仅差4 元，从长远打算，多出4 元没啥了不起。可是，松下仍然不同意。 第二天，我又找松下说理，我说钢筋的经济性要高得多，希望他能理解。松下笑了笑说：“我当然理解，但还是造木结构的吧。”这次，我又没说服他。 等到我第5 次向他提出要造钢结构的时候，松下老板发火了。“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这句话一出口，一切都成定局。很快，新仓库就建成了，当然是木结构的。正式落成那天，松下要我陪他一起去参加落成典礼。说是典礼夸张了些，实际上只是公司内的一种简单的仪式，松下的目的是要亲自去看看。 一进仓库大门，松下就叫了起来：“怎么？仓库中央哪来的四根大柱子？”我解释说，由于木料负重有限，必须增加柱子来加以支撑。否则，坚固度就很难保证。当时我心里一阵痛快。心想，你自己坚持木结构的嘛。 谁知松下瞪了我一眼说：“小薰”，平时他一直称我井植君，今天叫我小薰，表明他很生气。“你的能力不算太差，但只知道埋头干活，不会想办法说服别人。当时，你为什么不讲清楚木结构的库房一定要有四根柱子的道理？要不我怎会坚持造木结构的呢？” 说实在的，这一点不是我的过失，松下的仓库有好几个，哪个木结构仓库没有柱子呢？但是，再往深处一想，他松下毕竟不同于一个厂长，那时的公司已有数不清的大小事情要他去处理。他顾不过来，这也不应该说是他的失误。 这件事使我接受了教训，以后我在向他汇报或者请示的时候都很注意自己讲话的方式，找准说服他的要害。 比如，接着要建造材料仓库和作为工人福利设施的工厂浴室，我在请示他时就把防火的要求作为首要说明的问题。骨子里就是说，这回你得同意我用钢筋水泥结构不可。 果然，从今以后再没出现“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之类的叫人不开心的事了。   六、松下“让你折服”的做法 松下幸之助确实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气质。比如，用他那平静的口气让你完全听从他的吩咐，并按他的意志去行事。  那 是发生在我从上海回到大阪之后的事。当时，盟军司令部已经解除了对松下幸之助的整.肃令，他已由原来的企业主变成了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的总经理。为了解决因 经营不善而濒临倒团的京都真空工业所的重建问题，松下幸之助把当时的常务董事高桥、财务部长梶谷、真空工业所的经理和我都召集在一起，商量具体的解决办 法。 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大家都已同真空工业所的经理详细地讨论过具体的解决方法，但看来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解救这家过于糟糕的企业了。所以，在会上我力陈己见，建议暂时关闭这家设在京都的真空工业所。  “你 说什么？” 松下幸之助突然暴怒起来，嗓音大得如同电闪雷鸣。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暴烈，吓得再也不敢作声了。 “好吧，你们当中先选出一个人来替任我的总经理，我自己去重建真空工业所。” 这时，梶谷财务部长出面打圆场了。他所讲的话，意思大概是，松下公司用松下幸之助的名义和信誉向银行借了许多的钱，所以总经理的辞职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决 定的。这样，空气稍微缓和了一点。后来，真空工业所的经理向大家报告了。这家企业的财产和收支情况，没有比听到的更糟了。这时，松下才隐约感觉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 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散会时，松下走到我的身边说：“今晚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到我的屋里来一下。” 我想，这下可坏 了。 松下他大概不便在大家面前对我发火，让我到他屋里去十有八jiu是要把我给撵走。老实说，我之所以敢如此坦诚地发表意见，就因为已经考虑到了被炒鱿.鱼的 可能性。在开会之前，我已经写好了辞职书，情况要是不妙，我就先下手为强，自己先提出辞职。 一推**门，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松下一见我进屋，立刻吩咐手下说：“我把一个酒.鬼请来了，你们马上给我烫酒来。” 我明白了，松下请我喝酒，当然无意炒我的鱿鱼。看来他是想借喝酒的机会与我再深谈一下。果然，一杯下肚，他就把话头引入了正题。 “按照你的说法，真空工业所真的无可救药了？” 看样子，自从松下幸之助受到盟军司.令部的整.肃后，从前的干劲快消失殆尽了，他居然对真空工业所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没有这次整.肃，这样的情况大家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我们已经把变卖公司地产的钱全都投进了真空工业所，至今仍无起色。你想想，虽然我们企业整体上还有盈利，但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用来补贴真空工业所，这算哪门子事呢？”我这样毫无顾忌地对松下老板说话，心里觉得有点失礼，但不说又不行。松下没接我的话茬。  “要 是明天没什么重要的事，你陪我去趟京都吧，一起去看看。”松下出乎意料地说。 第二天，我们去了京都，路上松下没跟我说什么。但是，到了真空工业所，同大家交谈了一会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情有点不太对头。接着是开会。经理樋野、厂 长三由、总工程师马渊治以及工会主席山口等人都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的谈话好像都是以我将要成为这里的负责人这一前提而进行的。我 想打断他们的讲话，把事情澄清一下。但一想又觉得不妥，昨日引起松下老板大发雷霆的事我还没忘记。  回大阪的路上，不出我所料，松下幸之助把事情挑明了。他用不紧不慢的口气说：“原本我是想自己去重建这个工业所的，但我去好像有点不妥当。要不，你替我去如何？” 看来，这事我是无法拒绝了。 松 下幸之助办事的魅力就在这里。他能够让你既没有办法讨价还价，也不能明显地加以拒绝，你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顺着他的旨意去行事的。你瞧，原来最最坚决地反对 重建真空工业所的我，如今顺从地去接受了重建的任务。松下的劝导没法不让人折服。后来，我在经营管理三洋电机公司的时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在不同的程度上 受到松下这种颇具魔力的劝导方式的影响。   相关阅读： 经典创业故事：从学徒到董事长（一）   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二——“天才”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