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学徒到董事长之二——“天才”的选择

 2014-8-29 11:03  9867 21 24 分类: 采购与分销

人生总有几次大的转折。不知是凑巧还是有缘，我的几次大转折都同广播事业的发展相呼应。我是14 岁那年到的大阪，同年3 月1 日，东京放送局（即现在的NHK）开始试验广播，揭开了日本电台广播的序幕。而我辞去松下的职务，自己经营三洋公司时已经是39 岁了，那时又正好是日本广播进入民间私营时代，许多地方和民营电台正忙着开播的各项准备工作。幸运的是，三洋公司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从一只打破传统概念的收音机着手，确立了三洋公司的地位。加上战后日本社会趋于平稳，三洋公司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 万余名职工，在海外建有近百家子公司和营业所的大型跨国公司。

一、初到大阪的教训

记得是在大正14 年，也就是公元1925 年的3 月26 日，上午我去学校参加了毕业典礼。整个下午加上晚上，我一直和母亲一起忙着整理行装。

我走的时候，母亲曾让我去邮局给正在大阪的哥哥打个电报，好让他们到码头上去接我。那时，岁男服兵役去了，只有祐郎一人在松下制作所里当经理。所以，电报就打给了祐郎。小学校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们如何打电报，并且要我们把电文缩写得越简洁越好。于是，我那份电报就只有4 个字：薰至盼接。本来发报时曾想写明船停哪个码头，后来又一想，大凡岁男和祐郎回家时都说停在安治川，没有必要再多花4 个字的钱。结果，坏就坏在这太想省钱的脑子上。

那天，我乘的轮船偏偏停靠在天保山码头。尽管早就候在安治川的祐郎一听说轮船改停天保山后立即骑车赶了过去，但我终因左等右等不见他来而先搭电车进了城。一个刚从乡下来到大城市的小孩，面对纵横交错的马路，简直不知所措。记得当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当我扛着沉重的行李到达松下制作所时，人都快要瘫了。初闯大阪，就给我留下了一种人生艰难的切身体会。

后来，我在经营管理三洋公司的时候，曾经不下数十次地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在起草公文、报告或者其他文件时，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绝不允许简洁到会使人产生误解的程度。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打电报得来的教训吧。

二、姐夫松下幸之助
大正6 年春，二姐梅乃嫁给了正在大阪电灯株式会社任职的上下幸之助。婚后不久，松下突然决定辞去他已经干了近7 年的工作，筹划经营自己的小作坊。那时，大哥岁男也正好因为亲眼目睹了大阪安治川码头悲惨的爆炸事故，而不敢再在大叔的船上干活。于是，松下便去说服我的母亲，打算让岁男到他的小作坊去当个帮手。虽然，像母亲这样一种安分守己的农家妇女，对女婿不捧铁饭碗而偏要去独自闯荡的做法颇多微词，但她最后还是同意了。同年6 月，岁男搭船去了大阪。

我从小对比我年长9 岁的大哥和温文尔雅的二哥都非常敬佩。但是，自从我到了松下制作所后才慢慢地发觉，被大伙称为“大老板”的松下幸之助是一个比大哥、二哥更具魅力的神秘的人物。松下幸之助貌不惊人，瘦弱多病，平时从不大声讲话。初次见面，你根本无法看出他有什么才气，也无法拿他同我那撑过船、当过兵，办事干净利落，从不优柔寡断的大哥相比。松下幸之助为什么能干出这样大的事业来，这是我自小一直埋在心底的一个不解之谜。

能在这样一位被人誉为“当代经营之神”的老板手下当学徒，是我初涉社会时的一种莫大的幸运。不过，这是我当学徒的时候还不能完全体会得到的。在我当学徒时，松下电器制作所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全部职工加在一起恐怕还不足100 人。企业虽小，管理却是又严厉、又刻板。制作所里的工人等级森严，老板松下幸之助绝对不会允许一等工去干二等工的活儿，也从不会让三等工去干小学徒的杂事。学徒工在工厂里当然是最低的等级，他们除了睡觉，恐怕没什么机会可以离开工厂；扫地擦窗、送货运料，只要有事就得去干。

那时，松下电器制作所的主要产品是拉线开关、两用插头和自行车车灯。当时，大凡私营企业，大概也就只能生产这些零星的小商品。然而，靠生产这类小商品起家的松下制作所，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松下电器公司，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产业史上的一个奇迹。松下公司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它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开拓新领域和不断占领新市场的经营作风。而这种作风，从松下电器制作所开张之日起，就被牢牢地树立在企业的全部工作之中。就像拉线开关这样的小商品，松下也从不放松对它的改良和创新。从直拉式改成旋转式，这小小的改动就因减少了拉线的磨损而把大部分同类产品赶出了市场。再如松下的自行车车灯，从设计到制造，始终坚持着为普通百姓实际生活着想的经营方针，因而长期霸占着日本的主要市场。

我到松下制作所正值大正末年。在那个社会里，汽车还只是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品。作为一家百十来号工人的企业之主，要想展开活跃的经营活动，松下老板只能整日骑着自行车到处奔波。当时大阪的街道还没有通亮的街灯，晚上骑车外出没有车灯就寸步难行。而那时所谓的车灯只是玻璃罩子罩起来的一枝蜡烛，或者是灌在小铁皮筒里的一盏小油灯。不要说是刮风下雨，就连无风无雨的大晴天，这种“车灯”也时不时地会被自行车行驶时形成的风流吹灭。如果夜间骑车时间再长一点，那么“车灯”便会干脆“断火”，叫你进退两难。还有一种车灯是舶来品，就是小型的汽油灯。舶来品虽然比蜡烛灯要好得多，但点火很费时间，烧亮之后照得骑车人自己也目眩得睁不开眼睛。而且，价格还贵得惊人，根本无法普及。大概就是因为松下老板经常需要夜晚骑车外出办事的缘故吧，松下幸之助办起了自己的企业之后，首先着重开发的产品就是自行车车灯。他曾设计出一种干电池车灯，但配套的电池和电珠还很不成熟，售价又比较高，没用几个小时就会把电力消耗得一干二净。这种设计就因为太不经济而无法投入生产。

松下成功的奥秘之一，在于他一能客观地设定目标，二能坚韧不拔地追求这种目标。他不仅坚持要上自行车车灯，而且还提出了车灯的全部性能要求：明亮、耐久、中途不熄火、价格不贵，使用还要方便。那个时候，为了寻找一种最好的设计方案，松下几乎变成了疯子。他吃完饭后你去问他吃的什么，他大半记不起来。有时他还会突然问一下身边的人：“我中午饭吃过没有？”

半年以后，松下终于开发成功了另一种干电池车灯。这种车灯省电、耐用，售价很便宜。投产当月，产量就超出了一万个。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新颖的车灯就控制了全部市场。继车灯之后生产的电器开关、双眼插头等商品，其中无不渗透着松下独特的经营观念，往往一上市场就便成抢手货。

松下自行车灯的开发，给我这个小小的学徒工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启示，或者可以说是留下了一种必须要我亲自去体验一下的人生命题。从我了解到一些松下的经营手段之后，我就一直在想，人生（对于男人来说实际上就是工作）只有依靠一些重大的转折机遇，才能实现其固有的价值，而转折的机遇并不是上天恩赐的，它来源于像姐夫松下幸之助这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

有人说松下幸之助这位“经营之神”是上帝造就的“经营天才”，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松下之所以成功，与其说是天赋，不如说是艰苦奋斗的结晶。他的天赋并不好，年轻的时候在讲台上对工人讲话总是东拉西扯找不到中心。后来，大凡听过他讲演的人无不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才能所折服。这不通过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

三、“吝啬”的启示

当学徒的时候不仅要吃苦受难，还要时时注意节俭。我初创捕臭虫器的时候，曾从工场里拿了一张稍大的瓦楞纸。虽然，我认为这是已经用过的废物，但仍被工头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学徒工在装运货物的时候只能用旧绵子来捆扎，而这些旧绳子也得靠你自己平时处处注意收集，否则你就无法把货物牢牢地固定在板车上。有一次，我在三洋公司的一家工厂里考察工作，发现包装车间的一角堆放着一大堆塑料包装带的边角料。一打听才知道是包装机调节不准而造成的余料过长的原因，使得好端端的塑料带变成了一段一段的废料。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在松下当学徒时哪怕是一寸麻绳也不准浪费的规矩。

我想，企业经营之中非得强调“吝啬”不可。按照松下幸之助的说法，吝啬就是创造新价值。同样，我的至友吉本晴彦先生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他的“吝啬”到了被大家公推为“大日本吝啬教教主”的地步。然而，就是凭着他的种种“吝啬”，这位吉本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居然能够独资在大阪火车站前建起了全世界瞩自的圆群大厦。他的财产的拥有量几近天文数字。我同这位吝啬大王谈起过从节省每一寸包装带和每一枚包装钉做起的生产物资管理思想，存幸的是，承蒙吉本晴彦先生的厚爱，他说我具备了加入他那吝啬教的入门资格。

吝啬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是个贬义词，名声似乎不佳。谁也不想被人冠以吝啬两字。但是，吝啬的观点和吝啬的真正内涵则应当是合理的。吝啬的本义是将自己的一切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说，吝啬同西方的**主义思想并不直接冲突，同当代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中强调自我的思想更是一脉相承。不过，人们往往只从消极的、非生产性的角度去想象吝啬的含义，而没有从积极的、生产管理的角度去发展吝啬的内在精神。所以，吝啬创造新价值的观念一直到了今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环节中，才逐渐被人所承认。当代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往往取决于企业的“吝啬”程度。

如果把话说过头一些，那么吝啬是一种足以左右人的一切行为的准则。因为吝啬，我就十分珍惜时间，以至于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只需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到达公司的地方。假如用目前日本职工平均上下班的路程需用两个小时的统计数来计算，那么我的搬家使我每月多出一个星期的工作日，而我实际上的60 余年工作经历似乎就能说成是75 年。吝啬使我为企业和社会多做出许多贡献。又因为吝啬，我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甚至可以说我几乎非常有效地预防了各种疾病。而且，尽管我不断地外出旅行，满世界地飞来飞去，还是因为我吝啬才确确实实地避免了哪怕是小小的交通事故。

我只要一谈起吝啬，就会想起学徒时代的松下老板。

听吉本先生说，松下幸之助11 岁时就在一家名叫“五代商会”的自行车铺里当学徒。那时的自行车铺前都有一个为客人补车胎的摊子，幸之助就在这种摊子上干活。平时，摊前总会围着几个闲人在聊天。但自小就懂得拼命干活的松下，几乎从不参与这些游手好闲者的谈话，甚至连头都不抬一下。

还有一件买香烟的事，那时，有一种价格很便宜的“朝日”牌香烟，两包一买还能便宜5 分钱。松下幸之助为店老板买香烟时就选择了买两包的办法。松下幸之助先生退休以后还追忆着说：“我就是从我小时候买香烟这件事上懂得了精打细算和节省时间的道理的。”我也曾在松下的身边当过学徒，每当我看到松下算帐或者写报告时，把整张纸从顶到底全都写得满满的而不留下一点空白的时候，我总会恍恍惚惚地感觉到他所用的信笺似乎慢慢地变成了一张纸币。

四、机械加算盘的夜校课
学徒工的一天总是从打扫工场的活儿开始的，学徒工的一天也大都是以打扫工场结束的。干了一整天的又累又脏的活，一旦把工场打扫干净后，对于小学徒来说，最大的享受和福气就是立刻倒在床上睡大觉。当时，对我来说，若要想去读书，就只能少睡一点觉。每天，我在打扫干净工场之后，就立刻骑车赶到福岛的夜校去上课；前前后后加起来，我竟然坚持了将近8 年。我去夜校读书，完全是用工作之余挤出来的时间。所以，长我一辈的老工人和与我同辈的小学徒都没能找到任何嫉妒或者挑剔我的理由。

记得那时工厂息工已近天黑，夜校上课的时间又比较早，晚饭就只能等到下课之后再回厂里去吃。可能就是饿着肚子上课的缘故，每顿晚饭我都吃得特别香、特别多。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的晚饭大多是煮豆腐渣外加几块油豆腐。我不知道该称它什么菜，但总是一碗又一碗地吃。

实际上，当年松下制作所的饭菜还不至于糟糕到顿顿都是豆腐渣。但我却是经常只能吃这种东西。我要赶去念书，每天都是最后一个吃饭。好东西早已被别人吃完，剩下的只是别人不爱吃的东西。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碗碗豆腐渣，比我大几岁的学徒还经常挖苦我，拿我取笑，说我是吃豆腐渣的命，拿豆腐渣当山珍海味。其实，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看到人家吃好东西，难免馋涎欲滴。但是，我是因为要去念书才吃不上好东西的。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想，我倒又心甘情愿了。

上夜校还使我放弃了绝大部分娱乐。那时，普通人家连台收音机也买不起，看场电影便是人人向往的高尚娱乐。电影院为了招徕观众，每个周末就把排片表夹在报纸里分发给各家订户，凭这张排片表可以买到打折扣的票子。所以，一到周未，热衷于看电影的学徒和工人早早地就候在厂门口，等报童送报来，然后争抢夹在报里的排片表。当时，松下制作所规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是休息日。一到这一天，大伙儿就跑得无影无踪，绝大部分工人都从工厂直奔电影院，对于我来说，平时每晚都要去上学，休息日又要温习功课。是温习功课还是去看电影？对于一个不满20 岁的少年来说，这真是对毅力的一种考验。

我选择了温习功课。

就是这样，我以优秀的成绩修完了机械制造和商业会计两种课程。机械加算盘，描绘出我深深扎进电器制造行业的全部人生历程。机械再加算盘，培养了我用数字来考察事物甚至是考察世界的思想立场，更加培养了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而被人称作为“走火入魔”的工作狂热。

五、一条笔直的人生曲线
1930 年12 月26 日，我收到了有生以来第一张任命书：“兹任你为本厂三等职员”。下面是松下制作所印章和老板松下幸之助的签名。这张任命书意味着我学徒生涯的终结。从今往后，与人交往时我不再会为自己小学徒的身份而感到难为情和低三下四了。

当时的松下制作所已在福岛建造了新工厂，已经是一个拥有97 名职员和380 名工人的中等企业。同我5 年前刚入所当学徒时的情况相比，松下的发展已经是足以让人感到惊讶的了。

三等职员之上还有二等，入了二等上面还有一等。爬到了一等职员的地位，今后又将怎么干呢？年龄稍稍大了以后，对我自己漫无目的的苦干不时地产生了疑问，禁不住胡思乱想地安排起自己的将来来。

我从小酷爱机械，热衷于动手造物。这种热情至今丝毫没有减退。每当工厂添置了新的机器设备，我就会像爱马爱到疯狂地步的人抚摸他心爱的坐骑那样，去爱抚那些铮光闪亮的机器。在我还是学徒工的时候，虽然我事实上已经完全有能力去开动那些并不复杂的机器，但是每当我在工场里清除废料时看到工人操作那些机器的时候，我仍然会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机器不断运转的情景。后来我才想到，我如此热爱机械倒不是我想操作它，而是想自己动手来制造它。于是，有一段时间我只想去铸造厂当个制造工人，或者干脆去做木匠。

然而，学完了4 年机械专业之后，想当制造工人或者木匠的念头却渐渐地淡薄起未。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又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商业会计的课程。不久，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数字概念和心算能力都比同辈的学徒工强出许多。机械再加算盘，形成了我整个人生的一个十字座标，而我从学徒工干起就好像是从原点出发。推而广之，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苦苦地描绘着一条只属于自己的人生曲线。回顾自己的一生，我的人生曲线居然是一条笔挺挺的直线！

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松下幸之助。

松下年仅9 岁就离开了老家和歌山。最早，他在大阪宫田的一家煤炭店当学徒。两年以后，煤炭店老板转业，松下就进了五代商行当自行车的推销员，实际上干的则是修车工。据说，当年只有11 岁的松下之所以选择自行车商店，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属于高档舶来品的自行车很快就会全面普及。

果然，没过几年，除了偏僻的山村之外，日本国内已到处可见自行车。年龄虽小，却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这就是松下的高明之处。松下在车行干腻了，抬腿又进了电灯公司。据松下自己说，他到大阪的头一年，老百姓家里还都点着蜡烛或油灯，电灯只是达官显贵的奢侈品。大阪市内的电车也只有一条从筑港到花园桥的短短的营业线，然而，生来就有着超人的直感能力的松下幸之助，却在刚刚接触大城市生活的情况下，很快看到了今后的社会必定是电气化的世界。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非凡的洞察力，松下就不会满足于电灯公司小职员那种平平庸庸的生活。所以，在常人看来，电灯公司的检查员是个稳定的铁饭碗，而松下却感到是寄人篱下，压制了自己的能力。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奠定了松下幸之助创建巨大事业的基础。

顺应时代的发展，按照自己的意愿努力描写自己的人生曲线，是松下幸之助的性格，也是一切成功之士的性格。天才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善于作出常人不敢作的选择，善于把握常人把握不住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