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肉价上涨的背后

　　猪年，猪肉价格真成了举国瞩目的焦点。总理被惊动了，亲自到了，养猪的地方、卖肉的地方。各路专家，认为肉价上涨是因为：流通里的钱，太多了；疫病流行，猪死了；供求影响的，周期波动；成本上涨；卖肉的把钱拿走了；城、乡利益矛盾的表现……话，说得都很轻松。只有买肉的，特别是城市里的低收入者们，脸上满布愁云。他们的感觉也似乎一直向上，连通着国家的总理。

    经济学界用CPI发出警告，说很多地方CPI上升，已经超过了5%。CPI上升，意味着货币贬值。上升5%，则意味着今年的100块只相当去年的95了。上升超过3%，叫通货膨胀，说明社会经济，已经潜伏了危机。尽管与CPI相关的商品，涵盖了所有涉及衣食住行的商品和劳务。但是专家们却都认为，是粮油肉价格上涨，带动了其它价格上涨。那么，上学念书的价格、看病吃药的价格、房价电价水价等等，就都只是其次的事。真的，那些价格一路疯涨，也从来没有闹出过，像现在这样的，天大的动静。


     民以食为天。粮油肉天天不能少，更不能没有。其他东西价格高了，咱们可以选择躲开或者暂时躲开。但谁也没法躲开粮油肉。咱们“以农为本”的观念，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这种观念从习惯上、心理上只强调粮油肉价格不能涨，不大会顾及到这些价格和农民的关系，也不大理会这些价格和其他价格的关系，是不是合理。不过，对上涨了的粮油肉价格，尽管有着足够的法律的、政策的手段，尽管完全可以合法地管管它们，治治它们，但是这次，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有关方面硬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价格一涨再涨，却始终没能下得了手。这也许得力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所谓“三农问题”观念，毕竟已经渗透了全社会。全国总量80%的生猪，依然散养在农家的猪圈里。


    于是我们只好理性地审视那肉价的成本。仔猪、饲料、运输、屠宰、防疫都涨了。但这成本只是生猪生产企业的成本，不是农家的。这些企业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周围，国家从产业、税收、贷款等政策方面扶持着它们。这些企业养猪，商业色彩很淡，政治色彩很浓。农家的成本不是这样。农民养猪，只是传统生活方式。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年节时候有肉吃，为了积攒着以备婚丧嫁娶。猪吃的不是专业饲料，是自家种的东西和吃剩了的东西。人工，是自家别无它用的劳动力。要严格说成本，因为散养，因为技术粗放，农家的成本要高得多。要说亏本，他们是一直这么亏着。按这个成本，肉价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CPI指数，是西方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锻造出来的一把精确的尺子。但这是一把洋尺子，它没有考虑到“三农问题”；没有考虑到“工农产品剪刀差”；没有考虑到在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在这样的差别面前，“恩格尔系数”这把著名的洋尺子，也变得极其荒唐可笑。因为它没办法适应，城、乡生存方式的巨大反差，没办法区别出来，粗茶淡饭与大餐豪宴的差别。

     但即便是我们都认同这肉价“太低了”，即便是我们希望它涨足涨够，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可能。而因为“入世”，还进一步地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制约。这篇小文还没写成，大量进口美国猪肉的消息，已经出来了。洋猪肉质量更好价格更低。那么，这“太低了”的肉价怎么涨？市场经济规律，暗合着老子的“无为而大为”。担心肉价会一直涨下去的人，其实可以放心地睡大觉。肉价上涨折射出的第一个问题，只是“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肉价上涨形成的冲击波，引发出另一个困惑。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大体上一直在高速增长。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从2003年起，一年一个跟斗，今年更是有望达到历史最高点。进出口贸易的顺差和总额，今年也有望位列世界第一和第二。许多个人，也小车洋房、春风满面，钱袋子鼓鼓囊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么一个雄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巨人，为什么会被肉价上涨的几块钱，冲击得醉汉似的东摇西晃呢？


    是因为肉价，对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形成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不仅肉价，还有可能的价格连锁反应。各级政府正密切注视着这些可能的反应，谨慎而细致地宏观调控着。这位经济巨人的情形，有点像一位小说里的武林高手。整体上，再狠的棍棒也伤他不了，凶险的刀枪，他也能躲闪过去，但就是有一处软穴，不堪一击。这软穴，就是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这情形显露出了，藏在肉价背后的，另一个问题——分配、再分配制度的严重缺陷。


    分配制度的缺陷，形成了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别。不用说权力导致的，非法的收入、灰色的收入，不用说垄断特权带来的垄断的行业收入，就连那些说话说得好听的，央视名嘴们的合法年收入，二三百万的也不在少数。那么我们就只能面对这样的，无情的现实：一个普通农民面土背天一辈子，一个城市贫民起早贪黑大半生，也无法得到像他们这样的，哪怕是，一个月的收入。


    有人会说，这是合法收入。但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法，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法。这种缺陷在大半个世纪之前，曾让中国发生过，翻天覆地的震荡。也有人会说，这是合理的，因为人家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但我们也必须明确，分配制度可以也应该承认这“更高更快更强”的“理”。但在这之前，必须先承认另一个“理”，因为这个小理，大不过那另一个，天大的理——生存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里，“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起诉的规定，甚至包含着“饿极了可以偷东西”的意思。只要认可，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那么任何与这个权力相矛盾的理，就都不能成立。“优胜劣汰”在许多领域可以也应该被认可，但在生存权利这个领域，只有希特勒才认可它。曾经，我们在无可奈何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个选择的明智。但我们不能丢掉其中那个“先”字的精神，不能忽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根本对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紧跟着”，让全体中国人实现“小康”，从而实现“社会平等”。

    分配制度的缺陷，也许有它许多先天的、客观的、无法躲开的原因。但是再分配制度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它。肉价上涨之类的问题在它的力量面前，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在现实中，这个力量太小。


    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是一个没有稳定职业、下岗失业或无业的群体。按照平等的原则，他们应该获得但却失去了，劳动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面临的生存危机，甚至比农民更大更严重。有效地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应该是作为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着力点。在这点上，政府、各城市的市长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就业再就业；减免各类支出；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央视前几天还报道广州的市长，为小商贩们找地儿摆小摊。但是应该看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消灭失业现象。在人口问题极端突出的中国，不但无法消灭，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越来越突出。过去我们有过低工资，高就业的尝试，但已被证明了，那是一条不能重蹈的覆辙。平均主义会丧失发展的动力。


    最低生活社会保障，这是许多国家都采用的、有效的、也许是根本的法子。这个法子如果到位，减免各类支出之类可以省去。但是它现在很不到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煤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但是现行的实际标准，少数大城市每人每月300左右，其他的200左右，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在百元以内，光吃饭也不够。肉价再这么上来，他们当然受不了。


    常听到的说法，是政府的财力，太有限。但这不是理由。真要到了吃饭也成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意味着民族整体的危机，那种时候需要全民的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和老百姓一起饿着肚子。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靠了“官兵一致”，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只要咱们的宪法保障着“人权”，只要咱们还说着“以人为本”，财力有限就不是理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它永远都是罪恶。


    社会保障制度在欧美，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对此中国政府曾多次组织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学习、借鉴都不是一朝一夕。但是它基于生存权利人人平等，尽力缩小贫富差别的理念，它的明确、刚性、稳定的法律，其中特别像法国关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做法，也许是我们应该尽快“拿来”的，它山之石。在欧洲大陆，法国是个农业国，农产品出口全球第二，还有发达的工业和商业。关于社会保障，法国人自豪地说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这个福利涉及的面，达到90%以上。为了缩小贫富两个极端的差距，法国有一个著名的税种：社会团结财富税，俗称“巨富税”。 明确规定这个税种的收入，专项用于最低生活保障。


    我国目前，《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的“低保”标准，已经是一个不能再低了的标准。它又不具体、不明确。它没有一个法定的、明确的、稳定的经费来源。政府财力有限。政府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哪来的财力？来源当然是税收。问题在于没有明确，应该以哪一个或者哪几个税种，以它们的多大比例，用于最低生活保障。于是，各地在确定标准时，往往会表现出很大的随意、不合理，有的地方甚至拖欠。那么，肉价上涨，当然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不但要成为低收入群体的问题，要这么一直下去，肯定也会成为，全社会的问题。


    面对不合理的贫富差别，过去我们在“造反有理”的理念下，选择了“革命”、“斗争”。现在咱们倡导和谐，那么类似法国的“巨富税”，应该很适用。前提在于理念。在于，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国都有平等的生存权利的理念。在于全体中国人，都认可这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