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科技创新的源头

偶读美文，和大家一起分享：

科技创新能力，关键在知识分子身上——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与行为倾向性有一定关系。自主创新的行为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以关注自主创新，首先必须的关注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辞海》中的定义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按照如上解释，整个读书人群体，似乎都属于知识分子。

在西方学术界，并不简单认为多读了几本书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认为，“对于社会责任的强烈认同是构成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价值支点，他们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藉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设定呢？

亚里士多德声称，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人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首先不应是那种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市侩。席勒也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这些都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应该从那些比较永恒的价值出发，有意识地与世俗的潮流保持距离，对它们持一种清醒的观望和批判的态度。而且，一个能对科学研究、真理探索作出较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常常是那种具有纯洁动机，淡漠功名远离利禄的人。

其次，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能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不为物质所奴役，以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用通常的说法就是要能够坐冷板凳。柏拉图说：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坐在黄金铸的屋顶底下的。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一无所需的人最像神。为了保证思考的自由，有些最真诚的学者往往不愿以专业为谋生职业，譬如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大学聘他去当教授，他拒绝了。他是靠磨镜片生活的，就这样很贫穷地过了一辈子。

第三，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还要有一种对人类的关怀和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葛荃先生提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以“社会性”为第一要义的，因而他们有别于一般学有专长的专家、文人和学者。凡能称为知识分子者，不论其跻身于何种部门，或是致力于何种学术领域，其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是：关怀人类社会与彻底的批判精神。他们只尊重知识的权威和学理逻辑，因而对于那些被设定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或准则表示疑虑、设问或批判，就是他们理应履行的义务。他们的设问和解答很可能并不是标准的，也不一定是完善的，但是，导致他们判断错误的只能是他们的知识所限，而绝不是利益的驱使，更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而故为曲说，泯*灭*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此分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们的状态，会成为决定本民族科技发展方向、动力和速度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决定本民族是兴旺发达还是落后衰败的重要因素。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状态，既包括他们掌握和利用现有知识的能力，也包括他们实践创新的能力，更包括那些能影响他们人生追求、人生哲学、理想信念、行为倾向、需求动机的非智力方面的因素。）

1，科学与现实

欧洲，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古希腊的哲学虽然也受到政*治*学说的影响，但更多地发端于自然哲学，往往以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肇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是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发生的，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从此以后，西方文化史中还屡屡出现以“纯科学”、“纯学术”为宗旨的派别。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知识分子常常最为关注的人生意义、生命来源、宇宙本源等探索课题忽视倾向就很明显。）

很久以来，很多人在从发生学角度来解说科学的时候，总有一种误解，即以为科学产生于现实的需要。其实，科学与实用技术不同，它的发生源头主要不在功利方面，而在于纯粹的求知兴趣。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的；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即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寻求智慧，这是求知的最高境界。他认为高级学术并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学术的理想主义科学观从未在西方知识分子中绝迹。这种“爱智”精神的实质是非实用、非功利的，它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希腊最早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等人研究了数及圆形的许多性质，他们为自然现象中的数量关系的和谐和秩序感到惊异和沉醉，以至于把其奉为神灵顶礼膜拜。科学的理论性和思辨性愈强，它离实际用途愈远（至少从发生学角度看是如此），而距某种形而上学信念愈近。科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伟大科学理论的建构常常并非以现实使用为出发点。它往往基于一种超实用的好奇心。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非常痛恨实用性。一次，一个学生问他几何有什么用，他生气地对另一个学生说，“给他一块银币，让他走。”欧几里得毕生追求的是透过几何图形探讨世界本质。这在当时最不实用的理论在文艺复兴以后，为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飞跃奠定了雄厚、坚实的基础。牛顿的力学定理在当时恐怕也不会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伽理略的比萨钭塔实验又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什么积极作用呢？达尔文、哥白尼在当时更纯粹属于一个“捣*乱份子”。而这些在当时根本没用的东西、有的还是捣*乱的东西，恰构成了科学整体中日后不可或缺的中坚。

实用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性在于它有可能导致科学的片面发展。有用性一旦变成科学成就的唯一标准，具有内在科学重要性的大量问题就会遭到排斥，功利的规范会限制科学潜在生长的可能方向，威胁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最有价值的社会活动的价值判断。科学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带来的和正在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已。将科学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功利价值，正如将艺术价值仅仅归结为商品价值一样，是一种肤浅认识。

做学问在西方被认为是人得以战胜自然的唯一有效手段，做学问就是掌握知识，寻找真理。

（功利主义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缺少对科学真理追求的热情。如果认为凡有效益的才是可取的，那么在总体上就缺少幻想与浪漫，缺少那样一种钟情于科学与理想的乌托邦精神。）

古代西方知识分子，却很有一些人有一种超越的意识。柏拉图循着苏格拉底的思路问：真正的智慧到底是什么？真知在哪里，真理在哪里？柏拉图认为，只有使思想不受任何感觉的干扰，专心致志，才能获得真智慧，获得正义自身、美自身、善自身……；只有得到闲暇进行沉思才是最有价值的。闲暇和自由是世界上最可贵的两样财富。这种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第六卷里提到，在人们心目中，哲学家（即致力于真理探索的知识分子）是怪人，是一些对城邦无用的人。一方面哲学是没有用处的，哲学家思考的问题，譬如说，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另一方面，哲学家确实比较怪，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是他对思想本身入迷，他不关心思想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这部对话里讲了一个关于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的故事。泰勒斯有一次专心观察天象，不小心掉到一口井里，旁边有个侍女嘲笑他，说你光注意天上的事情，却看不见脚边的东西。柏拉图对此做了一番引申，他说其实这位侍女的嘲笑可以加到所有的哲学家头上。柏拉图说，哲学家研究世界的本质，但是并不懂得世界上的实际事务，在法庭或者任何公众场合，就显得笨拙，成为笑柄。哲学家研究人性，却几乎不知道他的邻居是人还是动物。他受到人的嘲骂以后，也不能举对方的隐私来反唇相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任何人的隐私。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有意要标新立异，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很无知的。

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最有知识、最有品位、最有境界、最有创造性、最有号召力，他们应该是生活的范例，是世俗的向往，是社会的导师。普通民众的生活意趣应向知识分子靠拢、看齐才对。

诚如马克*斯所说：“诗一旦成为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恩格*思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

是的，人象动物一样离不开物欲。然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应该是社会的楷模，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所谓的社会良心，有意识地与物欲保持一定距离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角色要求。所以，古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财富、权势和感官享受虽然是幸福的条件，但并不能决定幸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尼采曾说过，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哲学家都是帝*王气派的精神隐士。这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引导一些西方知识分子超越那种“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俗生活，把眼光投向了一个若隐若现，难以把握却奇妙无比的未来世界──科学。

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价值性、目的性的追求。知识分子不仅属于当下，属于既得利益，更属于未来理想。理想就是对存在的反思，就是一种趋于完满的追求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只看重既得利益相反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精神，是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知识分子而只有读书人。

知识分子应该是儒雅、文明的同义语，应该是科学的探索者、文化的传播者、文明的倡导者。

2，科学与逻辑思维

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它的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等人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为西方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理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代表古希腊数学最高成就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标志近代科学诞生的牛顿力学，都是充分运用形式逻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形式逻辑就没有近代和现代科学。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虽然提出了不少辩证逻辑思想，但却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构造科学理论体系的形式逻辑方法。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由于缺乏逻辑思维，所以中国人认识世界多是凭“直觉体悟的”。杨振宁教授也指出过中国古时候没有发展出推演的逻辑系统。

由于缺乏逻辑推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忽视理论体系的建立。古希腊人那种力图建立严密公理化系统的努力，在中国各学派里都很少见。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多以“语*录体”出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大都不以构筑理性的体系为职志，而专事记载偶感所得和片断考查的结论。由于轻视严密的逻辑推导和实证，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比较注意质的判断而忽视量的精密考查。中国古代数学虽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却极少把数学成就转化为思维手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为什么忽视了逻辑思维呢？文章到此打住，就留给大家一起思考吧！

（来源：整理网络信息/此文不代表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