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俞可平:反腐存在误区

　　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

　　本报讯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应走出权力监督误区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细，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待遇已够好为何贪官仍不断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95%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有些干部责任制度需改革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构筑廉政体系。

　　对目前的干部责任体制，俞可平认为，推行干部问责制，是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