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开复给中国学生的第六封信——选择的智慧

 人生就是一串困难的选择，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当我们走过人生的旅程，身后留下来的就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如果选择得好，我们会感到快乐和成功，会觉得自己对世界、对他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当我个人碰到人生重要的选择时，我一直信奉以下的做事三原则：

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

多少年来，这句话给了我无比巨大的支持和鼓励，帮助我度过了难以计数的人生关隘。在与中国青年分享这三句话后，有位同学针对这三句话，写信问我：

“读了开复老师的三句话，心里感到很强的共鸣。

“‘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代表了用西方式的积极进取的心态，以永不放弃、永不消沉的主动人生态度，鼓励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目的。

“‘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代表了用中国式的谦恭谨让的度量来培养自己的修养，学会承认和接受真实的、不完美甚至不公正的世界。

“但是我不知道最后一句该如何理解。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可是，智慧从哪里来呢？”

其实，“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就是要求我们使用自己的智慧，主动发现并选择最完整、最均衡的状态，并通过这一选择获得成功。这里所说的“智慧”，既是甄别、判断的智慧，也是权衡、折中的智慧，但从根本上讲，它更是在选择中孕育又在选择中升华的最高智慧——我也把它称作“选择成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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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选择的世纪中，青年学生需要选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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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说，二十一世纪是一个选择的世纪，因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如果回顾今天，他们会记得的、今天最大的改革并不是技术方面或网络方面的革新，而是——人类将拥有选择的权利。他说这句话是因为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人人都能获取信息，学习知识，靠脑力上进，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会更多地放权给员工，重视积极选择的员工。人人都有机会，那么人的成功就更要看各人积极地争取和智慧地选择。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每个人都面对着选择的机会，都拥有选择的权利。尤其在中国，这个选择的时代是更难能可贵的。回顾中国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青年学生是百年来第一次有机会享受先进的教育，同时也不必担心生活、安全和温饱问题，他们第一次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世界各地的信息，第一次在毕业后拥有如此众多的、可以自主选择的就业机会。

但是，中国的青年学生虽然有幸出生在能够自由选择的时代，但时代并没有传授他们选择的智慧。

在此前与大学生的书信交流及创办“开复学生网”的过程中，我看到有很多学生虽然拥有选择的权利，虽然生活在这样优越的大环境中，但仍然有许多学生时常遇到迷茫的时刻。例如，经常有学生问我有关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我被老师批评了，但我觉得无辜，那么，我应该用自信的态度为自己辩解，还是用自省的态度坦然接受？”“我想改变现状，但又力不从心，我应该鼓起勇气冲破险阻，还是放宽胸怀承认现实？”“我遭受了失败的打击，应该用毅力坚持下去，还是用自省的态度放弃它？”“我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可能招来非议，我应该积极表达想法，还是该遵循同理心的原则多听少讲？”提出这些问题的学生都希望我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面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

我能帮你做的不是选择，因为你自身的问题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未来也只有自己最在意。

我能做的只是传授给你选择的智慧，帮你聆听自己心底里最真实的声音，帮助你做出智慧的选择。

在这封信中，我提出选择成功的智慧共有八种：

    用中庸拒绝极端
    用理智分析情景
    用务实发挥影响
    用冷静掌控抉择
    用自觉端正态度
    用学习积累经验
    用勇气放弃包袱
    用真心追随智慧
 

（1）用中庸拒绝极端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庸》也是千年国学的经典。很遗憾的是，许多人并不理解中庸真正的内涵，误以为中庸就是做庸庸碌碌的老实人。其实，中庸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并拒绝极端和片面。

比如说，在我的第五封信中提出最重要的积极主动，如果做到了极端，就变成了霸道，喜欢对别人颐指气使，横行跋扈。在我的第二封信中提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同理心，如果做到了极端，就变成了盲从，失去了自己的选择，什么事都没有主见。极端的自信就成了自傲，极端的勇气就成了愚勇，极端的胸怀就是懦弱，极端的自省就会变成自卑。

自信、自省、勇气、胸怀，积极、同理心六种态度都是成功的必备要素，也都是成功者需要具备的优点。但是，一旦将其中某一种态度发展到极端，优点就会立刻演变为缺点。

第一个智慧的真谛就是：我们必须用中庸的思想指导自己，把自己的态度限制在完整、均衡的范畴内，兼顾自信和自省、勇气和胸怀、积极和同理心等各方面因素，时刻防止自己在其中某一方面有过于偏激的表现。

我看到过一个负面极端的例子：有位企业管理者建议员工读一读拿破仑传记中的一则小故事。那则故事的大意是，拿破仑小时候常和同学打架，但总是输给对方。他下定决心，即便被打死也不服输，并采用非常规和“自杀式”的袭击与对手较量。结果，这种“拼命”精神终于使对方屈服了。这位企业管理者教导他的员工向拿破仑学习。——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在拿破仑的这则故事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勇敢的英雄，而是一个自大、固执、不自量力的家伙。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很清楚，这样的事例绝对不值得学习。

另外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一个极端的测验：公司在培训课程中，让十个副总裁围成一圈，一个半小时内可以畅所欲言，惟独不可以讲公司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谈论天气、政治、体育……其间还出现了争执。在热烈的交谈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后，每个副总裁都按自己心目中对其他副总裁的尊敬程度，为他们排一个序，并把自己安插在合适的位置。排序后我们发现，倒数第一的是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的人，倒数第二是话最多的人。不说话的人可能有想法，但没有表达出来，那么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有意见。相反，话太多的人可能有一部分话很有意义，但也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这使他无法得到大家的好评。

所以，沉默是金和口无遮拦都不可取，那么我们怎么达到“中庸式的智慧沟通”呢？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记得我刚进入苹果公司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时，公司里有一位经理叫西恩，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尤其在开会的时候，他得体的言辞完美地展现出他过人的才学、情商与口才，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钦佩不已。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去向西恩讨教有效沟通的秘诀。西恩说：“我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我并不总是抢着发言；当我不懂或不确定时，我的嘴闭得紧紧的；但是，当我有好的意见时，我绝不错过良机——如果不让我发言，我就不让会议结束。”我问他：“如果别人都抢着讲话，你怎么发言呢？”西恩说：“我会先用肢体语言告诉别人：下一个该轮到我发言啦！例如，我会举起手，发出特殊的声响（如清嗓子声），或者用目光要求主持人让我发言。但是，如果其他人的确霸占了所有的发言机会，我就等发言人调整呼吸时，迅速接上话头。”我又问他：“如果你懂得不多，但是别人向你咨询呢？”西恩说：“我会先看看有没有比我懂得更多的人帮我回答。如果有，我会巧妙地把回答的机会‘让’给他；如果没有，我会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去查’，等会开完后，我一定去把问题查清楚。”跟他的一席话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只要把握好说话的度，选择好说话的时机，就可以得到周围人的尊敬，而且，别人也会从你的话语中了解到你是一个渊博而谦逊的人。

讲了这么多例子，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我们都应当竭力避免极端，保持均衡的状态，走中庸之路。

 （2）用理智分析情景


中庸之道不但强调守诚中道，也要求我们择善而从。


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先用第一个智慧避免走向极端的陷阱，然后用第二个智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用前面的图来看，第一个智慧让我们避免了外面的圈，第二个智慧则是告诉我们内圈中没有一定的答案，而应该运用理智根据情景做最佳的抉择。这两者的结合其实才是中庸的真谛。所以中庸并不是取中绝对的“中点”，而只要你保持在内圈，根据情景抉择，都是符合中庸和这两个智慧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大家不应当认为有关成功的六种态度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既不要片面强调某一种态度，也不要片面强调两种态度之间的“中点”。


记得曾有一位青年问我：“我不同意我的老板，我该站起来发言吗？”


当时，我的回答是：“这要看情形而定。首先，你的老板是一个愿意接纳异议的人吗？如果不是，那么你千万不要乱发言，但是，你可以开始物色一个新工作和新老板了！如果他能够接受异议，那么，在老板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时，不要怕提出异议；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如果是当众发言，自己的话就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应当顾虑到老板的面子。老板一旦做出了决定，我们无论有无异议，都必须支持和贯彻，有不同意的地方只可以私下与老板沟通。”
在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里，我们必须学会用智慧甄别各种复杂的情况，并从不同候选方案中择善而从的方法，这样才能找到提出异议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领导艺术也同样需要择善而从。许多人误以为，好的领导都有完全相同的风格，例如：指挥命令、宏观掌控、和谐和作、**自由、授权负责、指导培养。
其实，在著名的管理学著作《有效率的领导（Leadership that Gets Results）》一书中，作者丹尼尔"戈德曼提出：最好的领导能够完整地拥有上述的六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领导力，并会有智慧地因具体情景不同而运用正确的一种。这种“完整＋均衡”的观点和本章论述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根据戈德曼的分析，一个出色领导总是拥有上述的六种领导力，并且会理智地分析当前的情景，以便决定运用其中的哪一种。例如，假设员工表现不佳或员工是新手，在公司遇到重大危机时，对员工就应该采用指挥、命令的方式；如果企业需要改变方向，或员工因为不理解方向而士气不高，而你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者，那就应该采用宏观掌控的方法；如果你发现员工对工作得心应手，部门协调没有问题，那就应该注重和谐合作；当你发现员工知识渊博，或你对结果不确定的时候，就应该选择**自由的方式；如果员工能力很高又是专家，或具备了积极自主的态度，就应该采用授权负责的方式；如果员工很有动力，愿意把工作做好，但是经验不足，同时企业并没有处于危机时刻，那应该尽量指导培养。最好的领导是拥有这六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领导力，并且用智慧根据不同的情景正确选择的人。


人生中的绝大多数选择都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事情。大家要学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对最合适的人用最合适的方法，要学会在做出决定前用理智全面衡量各种因素的利弊以及自己的能力和倾向。这些东西并不能靠简单的公式来决定。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智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成功之路。

（3）用务实发挥影响


选择完整与均衡时，你必须首先弄清楚，你面临的事情是你能够影响到的，还是你根本无力改变的。史蒂芬"柯维在其所著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一书中，把所有值得关注的事情称为“关注圈”，把能够发挥影响的事情称为“影响圈”。

在整个关注圈中，根据自主程度的高低，人生面临的问题可分为三类：

    可直接影响的问题：对于这种问题，解决之道在于用正确的态度执行。这是我们绝对做得到的，也是最核心的“影响圈”。
    可间接影响的问题：有赖改进发挥影响力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如借助人际关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来解决。这是最值得我们努力争取的“影响圈”。
    无能为力的问题：需要以平和的态度和胸怀，接纳这些问题。纵使有再多不满，也要泰然处之，如此才不至于让问题征服了我们。
    无论碰到任何问题，如果你认为“外在环境是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或者总是在埋怨“我真的无能为力”，那么，这种想法不但无补于事，而且会造成你消极悲观的心理状态。


事实上，碰到问题时，你只要耐心地将它分解开，看看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影响的，哪些部分是你可以关注但却无法影响的。然后，去努力争取那些可以“间接影响”的问题，让它们变成可“直接影响”的，同时把全部心力投入自己的影响圈——你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进步，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你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圈。


所以，不管一个问题属于上述三种中的哪一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都要从自己的影响圈开始：先影响自己，再影响别人，最后才有可能影响环境。


这个方法为“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三句话增加了足够的可操作性。


有一位学生曾问我说：“开复老师，今年我刚刚上大一。我为学校做了许多事，也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但最近我却很是烦恼。此前，因为我看不惯某某同学的做法，在背后说了一些气话。有一次，他竟利用学生会干部的职权，在领导面前为我捏造了许多罪名。因为他和领导的关系很好，领导在没有调查落实的情况下就处分了我，把我入党积极分子的资格也取消了。我特别气愤，为什么领导连调查都不调查就处理我呢？我真的没有犯错误。难道真的应该这样吗？”


我的回答是：“这件事确实很不幸,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只有接受后果。我劝你少想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公平，因为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无法影响，也不能改变。我劝你多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影响和改变的。例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是不是这一切都可以避免？我并不是说别人做的都是对的，但是，你只能修正自己，不能修正别人。你必须清楚要如何修正自己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发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会做得更好一些吗？你是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会改掉背后说人坏话的毛病？你有没有听过‘我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这句话？如果你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很可能别人也不会在背后中伤你。有句谚语说：‘虽然我们不能改变风，但我们可以调整船帆。’希望你能在生活和工作中认清楚自己的船帆在哪里。人在挫折中学到的东西会远远多于在成功中学到的。希望你在经过这一次不幸后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更成功的人。”


我在去年七月加入Google时，也因为被卷入法律纠纷，而学会了“用务实发挥影响”。当时，我离职的事实公布后，许多媒体因为被误导，以为我的离职违背了合约，就发表了一些不合事实的言论，甚至更有许多子乌虚有的控诉、恶意杜撰的故事传遍了中国的互联网。那时，多亏我的律师朋友提醒我：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官司漩涡中，我个人不能出面解释，否则不但越描越黑，而且可能给对方提供更多材料。法官的决定则是我可以间接影响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打一场漂亮仗。至于可直接影响的方面则是我可以广搜证据、找寻证人、理解法律、准备对质时证实对方谎言的证据。于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再订阅报纸，不再上新闻网站，不再被流言蜚语所惑。我一天花十六个小时苦读法律，在对方提出的近30万份文件中用最新的搜索工具找到我们需要的文件，和律师一同起草我们的答辩状，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庭排练。九月出庭时，我们果然获得胜利，法官允许我开始在Google的工作。在我们的庆功宴上，一位律师在向我敬酒时说我不像个被告，而更像个职业的律师，甚至估计我的价值相当于两个律师。在事后，他问我为何如此镇定地每天埋头看文件，难道对外面风雨交加的媒体报道都不在乎吗？我告诉他：“不是我不在乎，而是我不想浪费时间在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上。”而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回到中国开始工作后，我没有花任何精力试图引导或改变媒体，媒体的报道却自然而然地完全转变成为正面报道——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开始工作的事实战胜了任何一篇负面文章。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专注于你能够改变的事情，可能最后连当初不能改变的事情也改变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