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美国大学ＰＫ中国大学

美国的大学本科与中国的有什么不同？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高中生选择去美国就读大学本科，而一提到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多人也马上会想到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创造性等词眼。但长久以来，普通民众了解到关于美国教育的情况往往是支离破碎的、模糊的，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模棱两可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

例如，我们知道，美国中学生的课程很简单，大学入学测试的难度和水平更是只及中国的初中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美国高中生写出了足以抗衡微软IE的浏览器Firefox。我们只知道美国的教育非常重视创造性教育，却不知道他们的教育更重视培养基本的学术思考能力。同时我们也很困惑，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如此自由轻松，却培养了众多各行各业的天才级大师，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要解释这些问题，必须要彻底了解美国大学教育理念以及实践。

美国的教育大学本科教育在美国被称作为liberal arts education。字面意思为自由教育，但其涵义却非常丰富。liberal education最初指在古希腊时期，给自由男人的教育。这里的“自由男人”指的是相对于奴隶、工匠等那些听从他人命令进行工作的人。而自由的男人则往往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到了近现代，liberal arts education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代名词，相对于具体的职业教育，liberal education强调对“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技艺”的教育，它关注的是如何把一个人教育成一个能够独立思考、具有价值观念和道德操守、了解文化差异的健康个体。Liberal education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色，它通过对学生的全面教育，培养学生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一般来说，在liberal arts education系统下，学生需要学习艺术、历史、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内的课程。在接受了足够广泛的学习后，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选择一个专业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因此，虽然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学科、新问题层出不穷，但美国的大学教育依然是紧抱传统。

与中国的大学教育一样，美国的大学本科教育一般需要四年时间，也要求学生选择某一特定的专业。但除此之外，中美大学教育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双方对大学教育功能的定位不一样。就如其名字liberal education所表达的一样，美国人认为大学本科教育是一个自由人最基本的教育，它帮助一个体成长为一个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健全人。而中国的大学教育，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原因，还被定位成培养某方面专业人才的专才教育。双方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之目标是为了培养健全的个体，使其成为一个称职的文明社会公民；而后者之目标在于培养工具式的人才。由于两者在目标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中美大学教育在其他诸多方面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他们又可以集中地体现在专业选择和课程设置上。

中国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确定了某一专业。并且，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开始学习专业课程。并且，中国的大学课程中，专业课程(包括核心课程和相关课程)至少占到总课程数的60%以上。而美国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并无专业之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学习一些公共科目。这些科目一般要涵盖一些几各大系：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人文、社会、数学、科学等几大领域。学生在经过比较广泛的教育后，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以及了解各个学科的内涵。

因此只有到了大学三年级，学生才有机会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并且一般会有一个学术顾问给学生指导。

在确定了专业后，学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但专业课程的比例一般不超过所有课程的1/3。因此，可以想象，美国的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宽度、平衡性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基本的历史、人文和哲学教育能够保证毕业生至少具备基本的现代公民素质。而对不同领域的广泛而不深入的涉略，能够让毕业生保持对科学的兴趣，从而为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教育需要好好学习的。

中国高考令世界感慨

让学生承受巨大压力，也提供了“刚性”的公平竞争机会

环球时报驻外记者联合报道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升学考试，又一次在中国上演并谢幕，光考生就95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

它肯定是中国目前最平等的竞争舞台，但历年来国内外对它的批评却极其尖锐。全世界了解和不了解中国的人都认为这样的高考太过分了，但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下，除了这样的高考，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中国的高考太轰轰烈烈了，它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向世界展示着现代中国。

中国高考以“残酷”闻名

对中国高考的很多批评属于浅层的不理解，比如，很多外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残酷”，因为这样激烈的竞争他们过去没见过。韩国庆熙大学中国工商管理科主任教授姜栽植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中国看过高考，简直就像一场‘战争’。”美联社6月7日挑了个极端负面的例子，描绘中国考生在高考前承受的巨大压力，标题触目惊心：《自杀：中国学生的压力标志》。

从委内瑞拉来北京留学的埃雷娜常听中国同学说起他们中学时的生活，觉得“太辛苦了”。在委内瑞拉，很多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中间不用升学考试。高中毕业后也有一个申请高校的全国性考试，但通常他们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为这场考试做准备。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齐兹告诉记者，跟中国学生比起来，埃及学生太幸福了。他们没有高考制度，理论上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上大学，只要通过在高中最后一学期的统一考试；如果通不过，还有三次补考机会，再不济也可以上比较差一些的大学。

据美国教育部官员介绍，美国也没有统一的高考，仅有一项全国统一的水平测试SAT，这项考试在上中学时就可以参加，而且一年可以考7次，学生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成绩寄送大学。在美国的SAT考场上，看不到像中国那样硝烟弥漫的紧张气氛。一位定居美国休斯敦的华裔母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的女儿参加SAT考试时，怎么报名，怎么准备，甚至她哪天参加了考试，“我这个做母亲的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差别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考试制度，压力大了固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压力与成绩往往是成正比的。论基础知识的功底，中国学生就总体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英学生难以望其项背。至于委内瑞拉、埃及那样的国家，他们的学生水平更无法与中国学生相比。

英国教授评高考制度

还有一些批评是带有分析的，但分析的材料显然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英国工程院院士、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宋永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高考制度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

第一，一次统考定终身。他说，中国大学只按分数线取人。在英国高考分两次，而大学申请表上还有初中毕业会考的9门成绩，此外，还有学生自传，包括为什么对所选专业感兴趣，有什么业余经历等；另附老师的推荐信，这样可以较好地考核学生的整个中学阶段。

第二，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统一试卷，文、理科分别是3+X，科目设置太单一，无助于多种人才的培养。英国学生高考有很大的选择，一般从27门课中选出3门主课，再选2门不相关的副课。3门主课的组合很灵活，个别艺术类的甚至可以不选数学，选择IT、音乐、美术等。虽然每个学生只学3门，但集合起来，适应了不同学科广泛的专业需求，同时，学生的个人兴趣和能力也得到了重点培养。

第三，在填报志愿上，中国学生压力很大，因为如果第一志愿不保，就会差别很大。英国申请大学时可以报5—6个志愿，可能会同时接到好几所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学生再从中挑选。

这位教授的话不无道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不过，这些体制要搬来中国很困难，因为中国每年的考生也许是英国的几十倍，如今一场高考就需要动员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教师力量来组织，如果要实施英国式的细致的录取程序，短期内并不现实。

高考指挥棒压制人格成长

高考不改，应试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宋永华教授说，中国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现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培养的都是应付考试的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曾在北京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克里斯也说， 在中国的学校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记住”，学生要记住单词、公式，老师要记住模范教学法……这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很多学生的才气早在他们走入高考考场之前就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了。

高考制度对人格成长的负面影响，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问题。姜栽植教授认为，分数第一，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龙”和“社会只讲高学历”的氛围，助长了学生“以我为中心”和“分数至上”的心理，容易自私自利，成为“有头脑，但无感情”的人。曾在武汉当过英语老师的美国人杰夫说得更重，他认为高考的压力使学生们“灵魂上的伤口非常深”，结果是中国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中国学生，其中包括很小的孩子，都有一种要“成为人上人”的想法，而这种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跨国组织都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中国学生恰恰缺乏这一点。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他刚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七成高考学生为提高成绩而服药：“这说明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某个专业的机器人，而不是健全的社会人。”宋永华教授也说，在这种压力下追求升学的过程，造成这代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一些大学生失恋或遇到小挫折就自杀，反映了他们心理的脆弱。

高考也有它“刚性的公平”

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接受采访的不少学者也认为，作为一种施行了多年的制度，高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宋永华教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背景，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新加坡教育界一位人士也认为，因为人口多，中国高考的竞争激烈是很难摆脱的实际国情。他介绍说，跟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新加坡的教育也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在中小学就实行分流制度，学生们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分为几个等级，小学时的分班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着人生走向。他说，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重点培养优秀学生，普通的学生可及早学习一技之长，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高考更人性、更公平，因为18岁是更成熟而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期，过早的“分流”，对学生的心理易造成不良影响。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难以改变，是由中国的现实大环境决定的。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度不高，公办大学受监督的程度不够，所以一旦放开高考制度，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重要性，就很难避免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通常所说的“走后门”的情况。高考的分数线虽然很“刚性”，照顾不到考生的方方面面，但毕竟这是一个可以严格遵循的“标准”，给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学生带来了可贵的“刚性”的公平竞争机会。

阿齐兹教授说，中国的高考制度尽管很残酷，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学生往往会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埃及学生进了大学后就是在“混日子”，相比之下，中国多数大学生真是在学习的。

比别国更多的升学就业压力，独生子女家庭的焦虑，以及传统的金榜题名的情结，这些也许都是造成高考这项制度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宋永华教授说，其实，要改革高考制度，首先应该改变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这得从根上做起，首先应着眼改变中小学的教育制度和理念，致力于培养有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自信的、对自己和社会负责的人，从而彻底摆脱追求升学率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