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9:10am 电话
当你被捕,在FBI宣读你的权利的时候,你所有的权利都变成带引号的了,一切都要被冠以“不自由”或“被监视”三个字,虽然他们的法律上说,在审判定罪以前你是清白的。在联邦监狱,犯人的电话,就是这样一项不自由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你的电话时间是有限的,而且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被监听,并可用来进一步指证你的罪行。
既便如此,监狱的犯人对电话的重视甚至远超过所有其他权利。对于犯人来说,电话是地狱连接天堂的重要纽带。在电话这一端,我们只是清一色身着囚服的犯人,但对电话那一端来说,我们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可以是父亲、孩子、丈夫、爱人、同事、朋友、老板等等。所以Wyatt监狱,每到晚上,监仓电话是犯人抢夺的目标。我为此数次与其他犯人产生冲突,甚至有个黑人差点与我动手。我对他们解释,中国与美国有12小时的时差,现在美国的晚上正是中国的白天。他们在排队等的时候,还表示理解,但一抢到电话在手,就翻脸不认人,无奈,我只好争取上午(也就是中国时间的晚上)的机会,因为这个时候的电话最清闲。
每天上午九点之后,都是我盼着的与外界通话的时间。我拿起笔和本子,端着泡好的茶,再搬来一把椅子,坐在电话柱子旁边,俨然一副上班的模样。
Wyatt这样的私营监狱,在赚犯人钱的时候毫不手软。一通打到波士顿的电话每15分钟收15美元,而一通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则高达每15分钟50美元。然而,因为VOIP网络电话的普及使用,打乱了电话公司与监狱合谋榨取犯人的算盘。我们犯人的亲友纷纷申请与本监狱相同地区号的网络电话,这样我们就相当于拨打本地电话,却通过互联网与外界通话,仅支付本地电话的费用。尽管这样,我们这里每15分钟本地电话也要收4-5美元,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本地电话。
我拿起话筒,正是国内时间周六的晚上。我熟练地键入一长串的数字,包括电话号码与联邦犯人号码,拨通了Gloria的网络电话。震铃音之后是她美妙的“喂”声,通常在第二次加强的“喂”声之后,监狱电话语音系统方才启动一个男性的机械的声音:“你好,环球电话公司,本电话已付费,来自Wyatt监狱的犯人‘吴振洲’,接听请按……”语音提示中“吴振洲”是我读自己名字的录音,夹杂在监仓嘈杂的背景声中,苍老沙哑。相对来说 Gloria的“喂”声对我来说仿佛是天使的声音。
“老吴,我今天和驰创的同事吃饭了。”Gloria开心地说,“你知道吗?你们那又新开一家餐馆了,在家乐福的楼上。同事们说你回来了肯定会喜欢这里的,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呢。”
我说,真的吗?我说,太好啦。我说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有风的声音吗?我说,我关在囚室和监仓的密闭空间里,挺想念深圳春雨之下,走在街头的感觉。接下来,我告诉Gloria我和Garrick见面的事,我说有Garrick的帮忙我很幸运,他高度认可我在监狱为案子做的准备工作。说到昨天Garrick累坏的样子,Gloria感叹不已。监狱电话每隔15分钟自动中断,我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次接通电话。我告诉她我这个周末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告诉她我的肚子变小了,胸肌变大了。Gloria开心了,她说 :“老吴,我觉得你快回来了。”我说,真的吗?她问我,如果回来见到大家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说我最想见到大家的时候,还穿着现在的囚衣,最好额头上连联邦犯人号也烙上,我希望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瘸一拐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场景与《飞跃疯人院》中那个桀骜不驯的捣乱者Jack 一样,假装呆傻,然后在众人面前,眨眼之间恢复到原来生龙活虎的样子。这样,我想象着给大家一个惊喜。
Gloria哈哈大笑。可当我给她讲完《飞跃疯人院》的结局,讲到Jack是如何死的,讲到那个印第安大个子是如何砸碎窗户大步跨跃出疯人院的,Gloria叹息中说我悲观,我也若有所思。
总是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会忘记这窃窃私语中监听者的存在。以前我们会在电话中讽刺监听的人。有一次我是这样说的,“嘿,那边的,给转告一下,关的住我的身子,关不住我的心,没用的。那监禁别人身体的正在监禁自己的灵魂。”现在也习惯了,懒得说了,只当监听者是怕见光的鬼魂,时不时电话中的“咔啦、咔啦”的窃听开关的声音表示这个鬼魂的存在。
本和我分手数月的Gloria,因为我的案件又挺身而出,协调我在深圳的事务。案件的重大冲击不仅没有更加疏远我们,反而让我们更亲密。就这样,我们一个在白天,一个在黑夜;一个在美国联邦监狱,一个在深圳自己的公寓;我们敞开心扉,互诉衷肠。当初,我和Gloria分手之后,她受洗而信奉基督,我则不久跑到美国,锒铛入狱。似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此刻两颗心却通过话语联系在一起。
常常在电话悄无声息的中断之后,我还喃喃自语。良久,电话那端没有回声了,我才放下电话。对于犯人,任何一通电话,都寄托一份对自由的期待,同时增强在监狱生存的信心。
入狱之后,我才发现,外面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向往。我有过在监狱吃一包煮过的方便面犹如性爱般的刺激感受,但所有自由生活中,我最渴望的,就是自由自在的不被监视的说话的权力。不知是检方有意无意的安排,还是咱中国人在真的奉公守法,在这联合国般的联邦监狱,我在辗转呆过的五座监狱所处的监仓中,是唯一的中国犯人。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被当地政府作为国家公敌来对待,和祖国亲人的母语沟通,对我就像电池充电一般,每次上午的电话打完,整天的牢狱生活都充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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