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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哥哔特导读】ASML因为技术故障提前公布第三季度财报，其股价遭遇了26年来的最大跌幅，ASML后悔了吗? 北京时间10月15日(周二)晚间22点左右，ASML提前在官网公布了第三季度财报，原定于周三的发布日程，因为技术故障提前公布。 财报数据公布后，全球光刻机巨头股价暴跌16%，引起整个半导体板块和美股市场走弱等连锁反应。 引起股价暴跌的原因有两点：第一，Q3订单数据为26亿欧元，仅为市场预期53.9亿欧元的一半;第二，ASML官方将2025年净销售额预期从之前的400亿欧元下调至300亿欧元至350亿欧元之间。 据ASML Q3财报显示： 目前中国仍然是ASML的最大单一市场，占第三季度销售额的47%，达27.9亿欧元。 事实上，从2023年第三季度荷兰出口政策收紧以来， 中国仍然连续五个季度成为ASML最大的市场，占比均达到40%以上。 订单数据持续收紧，对华制裁的力度不减，ASML如今后悔了吗? 整体市场疲软，AI需求有限 根据SEMI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光刻机市场规模平稳增长，2023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为1063亿美元，其中光刻机市场占比约为25%，规模达到约258.4亿美元，2023年为271.3亿美元。 ASML作为光刻机领域的领军企业，其股价的崩盘不仅震惊了整个半导体行业，也引发了市场对半导体行业整体复苏进程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崛起，高性能芯片的需求急剧上升直接推动了对高端光刻机的需求。ASML的高端光刻机正是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关键设备，目前来说， AI的发展的确为ASML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和订单，但是整体市场的情况不容乐观。 ASML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富凯(Christophe Fouquet)也坦言：“尽管AI领域仍有强劲的发展和上升潜力，但目前其他市场领域的复苏速度较慢。现在看来，复苏要比之前预期得要慢，这种情况预期将持续到2025年，这也会导致客户变得更加谨慎。” 面对业绩的下滑和股价的大幅波动，ASML表示将继续在产能爬坡和技术方面进行持续投资，为周期的转向做好准备， ASML现在面临的压力实属不小。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由于美国和荷兰相关出口限制措施，ASML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引发投资者担忧;第二，全球芯片行业疲软，ASML接到的订单量大幅下降，远低于市场预期;第三，中国等市场的国产替代率得到提升，其高端光刻机在中国市场的销售受到限制。 国产全流程替代加速，ASML市场吸引力渐减 中国光刻机产业一直受国外制裁，如今国内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性的进步——国产全流程替代，国内光刻机或者半导体行业自身有了更多的拓展空间。这一趋势不仅展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能力的增强，也表示ASML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在中国光刻机产业链的上游领域，光刻胶、电子特气、涂胶显影设备等关键领域正在逐步实现国产替代。这些国产材料和设备不仅降低了光刻机的生产成本，还提高了整机的性能和稳定性。 图源：上海微电子(SMEE)官网 上海微电子 作为国产光刻机的领军者，其SSA600/200工艺已经实现了90纳米制程的量产， 其出货量已占国内市场份额超过80% ，在国内市场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科益虹源、中科院上海、茂莱光学等企业也在DUV(深紫外光刻机)、EUV(极紫外光刻机)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众多国内企业纷纷致力实现技术推进，为国产光刻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9月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4年版)》，其中有提到将推广国产光源193nm、分辨率≤65nm、套刻≤8nm的光刻机。 这一官方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在光刻机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并且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推广。 它们的问世，不仅能够解决我国80%以上的芯片供应问题，而且完全实现了100%国产化。并且，在全球顶级的EUV光刻机领域，我国已经实现了物镜系统和光源系统的国产替代。 总结 此次ASML面临的股价崩盘和市场压力反映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ASML此次股价崩盘还会在未来继续面临压力，瑞银(UBS)分析师称：“阿斯麦明年可能失去近四分之一在华销售额，若限制措施持续，其在华产生的整体收入中还有45%将面临风险。” 中国市场目前仍是ASML最大的市场，若中国市场的份额发生变化，ASML的毛利率也将受到影响，进而继续影响相关收益。 中国光刻机产业链的发展迭代得到发展和进步，同时此次ASML股价崩盘更在持续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信息： 核心技术始终是硬实力。 此次ASML的股价大崩盘也为中国光刻机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国产光刻机的发展需要继续不断地加强自主竞争,提升国产替代率。 本文为哔哥哔特资讯原创文章，未经允许和授权，不得转载

1.光刻机相关题材概念 2. 半导体概念 3. 破净概念关联企业梳理 4. 芯片产业链全景图 5. 华为概念科技股（1） 6. 华为概念科技股（2） 7. 四条景气产业链梳理 8. 纯血鸿蒙 9. 半导体龙头梳理 10. A股大科技核心公司一览 11. 华为海思大会核心上市公司梳理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但因为美国禁止所有使用了美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向中国市场出货，用于生产芯片的高端光刻机被限制进入中国。几乎每隔一阵子，事关全球高端光刻机能否被中国引进的政策，都会成为新闻热点。 正如知名硬科技投资人蔡洪平所言： “从半导体研究的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包圆（整个产业链），美国也不行。”所以，强如美国，也无法生产出顶尖光刻机，只能通过耍流氓的手段，对别国进行限制。 而相对美中德日这样的大国，荷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但其生产高端光刻机的本土企业 ASML ，却在半导体行业内坐拥崇高地位。这家坐落于荷兰南部小城维尔德霍芬的科技公司，占据全球高端光刻机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从 1984 年在板房创立，到 2009 年占据行业龙头，只用了 31 年。 理解 ASML 的崛起，或者说理解荷兰如何培育出 ASML ，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的卡脖子难题，应该有一定价值。 光刻机到底比原子弹难在哪？ 因为这两年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都知道了光刻机这个东西。但听过光刻机这个词，不代表真正了解它。很多人说，当年咱们那么穷，都造出了原子弹，现在经济状况好了很多，难道还怕造不出光刻机？持有类似心态的人，以董明珠为代表，她曾放出豪言，要拿 500 亿进军半导体领域。 当前，全球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售价高达 1.2 亿欧，价格堪比一架波音 737 客机。 2024 年量产的新一代 High-NA EUV 光刻机，预计售价将在 3-3.5 亿欧之间。 EUV 光刻机的累积研发投入超过百亿欧元，半导体行业玩家的门槛是 1000 亿元，并且需要不断投入才行。脱口而出 500 亿解决问题，暴露出当事人对这个行业的陌生。 原子弹和光刻机都很难造，二者的关键区别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原子弹造出后，研究项目也就结束了；而光刻机造出后，项目才刚刚开始，企业必须紧跟需求，持续优化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属于典型的 “既要又要”。有投资人测算过，如果按照造光刻机的效率来造原子弹，一颗原子弹的价格只要 10 万人民币。 简言之，原子弹是有没有的问题，光刻机则是好不好的问题，分属两个维度。 对于台积电、三星或中芯国际来说，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建立生产线，最怕的就是设备故障导致停产，一旦停产，损失极大。所以，这要求光刻机必须保持 7x24 小时的绝对稳定性。这就必须依靠商业方式，不断地保持高利润 - 高研发投入 - 持续迭代，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正反馈效应的循环。 一台 EUV 光刻机重达 180 吨，超过 10 万个零件，需要 40 个集装箱运输，集合了光学、有机化学、仪器仪表、机械设备、自动化、图像识别等多行业的顶级技术，仅安装调试就要超过一年时间，每年停修时间不超过 3% 。 EUV 光刻机使用的反射镜片制造工艺更是极其复杂，为了确保光线在真空中穿过透镜时不丢失、不变形，需要的技术精度相当于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铺一条铁链，铁轨起伏不超过 1 毫米。而这些反射镜成像精度之高，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拿个手电照到月球，光斑不超过一枚硬币大小。 正是因为光刻机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所以，今天上海先进半导体工厂内，还有一台 30 年前进口的 ASML 光刻机依然在昼夜不停地工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 5 英寸芯片生产线，最初由荷兰飞利浦公司与上海几个国有半导体企业在 1988 年合资建立。 飞利浦不仅帮助中国大陆跟上国际半导体发展的步伐，对台湾地区半导体行业的起步也影响甚大，这一点后面会提到。不过，要论这家工业巨擘对于光刻机行业的最大贡献，还是要回到对 ASML 的哺育之恩。 背靠飞利浦，大树底下好乘凉 按照最新数据（ 2022 年 12 月 9 日）， ASML 市值为 2424 亿美元，飞利浦仅为 123.8 亿美元，连 ASML 的零头都不及。更有意思的是，飞利浦持有 ASML 约 5.8% 的股份，折算下来 140.6 亿美元，超过了自身市值。 但如果将时针拨回 1984 年，情况则截然不同。那一年，飞利浦屈就和荷兰先进半导体材料公司（ ASM ）合作出资成立 ASML ，除了提供 210 万美元的现金或设备外， 45 位飞利浦 Natlab 的研发工程师也加盟 ASML 。 虽然有飞利浦 Natlab 的光环加持，但创立后的 10 年里，公司都未曾盈利。成立之初， ASML 的光刻机无人问津，唯一买过几台的是 Elcoma ，它是飞利浦半导体和材料事业部。几年后，深陷泥沼的 ASML 创始人德尔·普拉多最终选择了撤资，飞利浦承担了 ASML 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和债务，并与 ASML 的银行 NMB 合作，接受来自荷兰和欧共体的研发捐赠。 《光刻巨人： ASML 崛起之路》的作者瑞尼·雷吉梅克评价道：“ ASML 三年后还活着绝对是一个奇迹。”显然， ASML 没有在最初几年倒下，与母公司飞利浦的输血有直接关系，除了资金支持，飞利浦还在 ASML 开拓亚洲市场的关键时刻，把自己最优秀的工程师派去协助，以确保订单不会消失。这对初创的 ASML 来说十分关键。 当然，飞利浦绝不是什么商业投资领域的慈善家。在数十年的合作中， ASML 和飞利浦之间也有过多次摩擦。但不容否认的是，飞利浦客观上构建了一个持续运转的共享创新网络。飞利浦在荷兰每所大学都有耳目，与荷兰几乎每个工程或科学教授都有联系，一旦公司在大学教授的人际关系网里发现人才，有需要就会进行招聘。当 ASML 组建之初招聘员工时，有大约 300 人提出申请，这令 ASML 管理层感到惊讶。 不仅对 ASML ，也对维尔德霍芬地区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巨大的辐射和孵化作用。当地数十家高科技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脱胎于飞利浦公司，但飞利浦并没有强行将其变成旗下子公司，而是与其和谐发展，共同维护并呵护这个共享创新的模式。事实上，就连维尔德霍芬这座城市，也是依托飞利浦公司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 甚至，大名鼎鼎的台积电在 1987 年创立时，也称得上是飞利浦在中国台湾下的蛋。当时，台湾工研院和飞利浦创办台积电，飞利浦占 27.5% 股份，是最大外部股东。飞利浦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内存生产线开放给台积电学习，还原封不动地把整条生产线搬到台湾给台积电。可以说，是飞利浦为台积电打下了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而张忠谋之于台积电，主要是开创了一个新商业模式。 有趣的是，因为飞利浦的关系， ASML 在 1988 年拿到了台积电的 17 台光刻机订单，这让 1989 年的 ASML 获得了勉强盈利的结果。这也再次证明，飞利浦对早期 ASML 的重要性。 多年以后， ASML 也秉承了飞利浦所青睐的共享创新理念。以 2016 年为例， ASML 拿出了 1.32 亿欧元用于支持其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其中 80% 用于企业的研发工作， 20% 用于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研发。 此外， ASML 与全球 700 多家供应商展开合作， 50% 来自荷兰本土，其余大多来自欧盟和美国， 85% 的成本由供应商提供。如果没有开放协同、共享共生的理念及其配套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 ASML 也就不可能汇聚全球智慧，攻破看似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戴上工业制造皇冠。 携手卡尔 ·蔡司，锻造研发命运共同体 1988 年， ASML 陷入财政最低谷，也在此时， ASML 利用尼康、佳能的冒进之举，推出了它的翻身之作—— PAS 5500 光刻机。 ASML 现在的 CEO 范登布林克，那时还是首席架构师，他成功将 PAS 5500 推广到了蓝色巨人 IBM 面前，后者决定在纽约东菲什基尔建立新的芯片生产线。 ASML 获得 IBM 认可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开始纷至沓来。但对 ASML 来说，一个新问题出现了，那就是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需求，为自己提供所有的投影物镜和照明系统的核心供应商卡尔·蔡司公司，却存在多项不确定性：质量不合格、产能不足、与竞品合作。 质量、产能问题的背后，一是蔡司管理层并未真正认可 ASML ，相反蔡司更重视尼康的需求；二是蔡司管理层还在坚持人工打磨的方式，他们对公司内 6 名顶级技工的“金手指”十分引以为傲。对此， ASML 拿着不合格的镜头，用事实让蔡司高管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同时，他们也抓住蔡司糟糕的财务状况这一痛点，推动蔡司从“金手指”打磨过渡到自动化操作。 借助干涉仪、机器人、离子束的刻蚀设备、抛光笔等新技术新设备，蔡司百年以来的老生产线被改造成了符合 ASML 要求的柔性生产线，最终交付的镜头品质和效率大幅提高。 让德国人知错就改后， ASML 还要求蔡司只能给自己独家供货，两者签署一份契约， ASML 在蔡司半导体光学部门（ SMT ）拥有 24.9% 的股权。由于双方命运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当 1994 年时任蔡司 CEO 利希滕贝格听到 ASML 巨额订单的消息时，他选择赌了一把，砍掉了部分业务部门，不仅按要求改造生产线，还入股了 ASML ，并以借东风的方式，一扫财报连年亏损的阴霾。 到今天， ASML 和蔡司还在定期交换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确保从技术、股权甚至企业文化上进行共享。 ASML 制造的光刻设备总成本中，有将近 30% 购自卡尔·蔡司（ 2018 年为 28.3% ， 2017 年为 26.6% ， 2016 年为 27.6% ）。而蔡司在光学研发上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也在不断帮助 ASML 突破一个又一个极限。 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故事，但如果没有 ASML 坚持高标准来倒逼包括蔡司在内的供应商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光刻机行业的创新步伐就不会这么快；此外，通过交叉持股的方式，最大限度确保了彼此的同进退，也证明了金融创新在尖端制造业中的重要性。 拥抱技术联盟，戴上工业制造皇冠 1995 年， ASML 在阿姆斯特丹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同时上市，一时间，订单、资金都不再是企业发展的障碍，如何将领头羊尼康挑落马下，成为 ASML 管理层思考的重点。 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光刻机如果想继续遵循摩尔定律，跨越芯片精度上的限制，就必须让光刻机内的光源从 DUV 变成 EUV 。为了挑战这一在当时如外星科技般的技术难题，英特尔在 1997 年说服克林顿内阁，以公司形式发起了 EUV LLC 合作组织。 这个组织由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牵头，不仅包括美国三大国家实验室，也汇聚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摩托罗拉和 AMD 。同时，英特尔还力邀 ASML 和尼康加入，这是因为 80 年代还纵横捭阖的美国老牌光刻公司 Perkin-Elmer 和 GCA ，到 90 年代大势已去。 不过，英特尔此举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因为后者舍不得让外国公司分享美国最前沿的技术。对此， ASML 展示出了惊人的技术前瞻性，远比尼康积极地挤进 EUV LLC 。 ASML 在美国进行强力游说，开出了让美国政府很难拒绝的条件——由 ASML 出资在美国建工厂和研发中心，并保证 55% 的原材料都从美国采购，最终得到了加盟资格。 这一决定不仅确保了 ASML 可以获得 EUV LLC 的全部技术专利，还确保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尼康，彻底被排除在竞争之外。实际上， 2000 年的全球光刻机市场，尼康依然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占据了近 7 成市场份额，但到 2009 年即被 ASML 超过。此后，因为光刻机进入 EUV 时代，尼康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刷存在感，早已看不到 ASML 的背影。 从 1997 年到 2003 年， 6 年间 EUV LLC 的科学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成功验证了 EUV 光刻机的可行性，之后便宣布联盟解散。 2006 年，在 ASML 实验室里出现了 EUV 的原型机，四年后的 2010 年，在 ASML 手中诞生的人类第一台 EUV 工程样机： NXE 3100 。 2012 年，因为研发投入需要每年 10 亿欧元， ASML 请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入股，希望大家共同承担这个人类的伟大工程。 2015 年，可量产的样机发布。虽然售价高达 1.2 亿美元一台，但还是收到雪片一样多的订单。排队等交货，都要等好几年。 2018 年，中芯国际曾预订过一台 EUV 光刻机，因为美国技术封锁，该计划已经被暂停。 ASML 在 1997 年成功加入 EUV LLC ， 2012 年吸引英特尔等客户投资自己，可谓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凭借 EUV 甩掉了竞争对手尼康，二是加强了与美国捆绑，因为政治对抗失去中国市场。对于 ASML 来说，这两者都是难以预料的，它既不能确保自己选择的技术路径一定成功，也不能左右国际政治博弈的大局。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 ASML 不加入英特尔和美国政府主导的技术联盟，就不可能获得后来至高无上的行业地位；反过来，即使强如美德日，在今天如果少了 ASML 、台积电、三星，也都无法单独实现芯片产业的闭环。 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 对中国半导体创新的几点启迪 对中国科技企业而言， ASML 和它所在的荷兰存在很多独特性。但平心而论，这种独特性不在于当年荷兰比今天中国拥有多少优势，而在于 ASML 能够将可调动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今天，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从政府到企业，也都雄心勃勃地试图征服半导体高地。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优势，但是，我们也需要观照他人、深刻反思自己的不足，就 ASML 的案例，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迪： 第一，必须尽快扭转制造业供应链外流的趋势。从 ASML 的经历来看，供应链就是它的生命线，更是它的创新线。 ASML 对蔡司的技术规范和提升，在过去几十年里，也大量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沿海工厂之间。最典型的就是苹果供应链， 2008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企业在苹果供应链中只占了 3.6% 的价值比重，到了 2018 年，这一数据已经提升到 25.4% ，数据背后是中国供应链企业的集体飞跃。 甚至，中国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还打造出自己的手机品牌， OPPO 、 vivo 、华为、小米等等，都享受了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后的多方面溢出效应。要知道，飞利浦最早的光刻机技术，就是对美国企业的跟随和模仿，而 ASML 击败尼康，也花了 20 多年。它早期成功的标志，就是成为 IBM 的供应商。 因此，当前科技产业供应链的外流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注意到越南的进出口数据和印度的灯塔工厂数量的增长势头，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守住这些供应链，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就有突破的希望。 第二，应该珍视类似飞利浦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生态型龙头企业和一般龙头企业不同，它们往往是产学研一体化的组织者、统筹者，对中小科技企业的孵化功能，是一般龙头企业和创业孵化器所不能比的。对于飞利浦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计划去孕育一家 ASML ，但它在发展中天然会去搭建一个创新生态，沐浴在这个生态下的中小微企业，自然而然得到了生态中的养分。 在硅谷、长三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都存在一批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通过股权、知识和人才网络等形式搭建一些区域性的共享创新生态。深圳、杭州之所以敢喊出建设 “东方硅谷”的口号，底气就在于已经培育了腾讯、阿里这样的生态型龙头企业。 正如经济学家樊纲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大企业是当前经济发展、产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大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他领衔的研究团队发布了《共享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全球经济产业组织的底层逻辑正发生颠覆性改变，科技竞争正从企业、城市之间的竞争，走向生态之间、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在中国，两个三角洲拥有明显高于其它地方的创新水准，依赖的正是高密度、高效能的创新网络。 第三，需要意识到资本市场对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 ASML 所在的欧洲，从荷兰政府到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都比美国更喜欢给企业补贴， ASML 当然是受益者之一。但 ASML 真正解决资金问题，是通过在欧洲和美国的同时上市，连接全球资本市场后，企业发展很快进入了快车道。这一点， 2010-2018 年间上市的中概股企业一定颇有体会。 相对而言，国家资本拥有更长远的眼光，但民间资本更注重投资回报中的正反馈效应，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民间资本能够更好地支持企业做出抉择。毕竟，没有一家企业事前知晓哪一条技术路径，哪一种商业模式可以百分百获得成功。所以，高频高效的反馈机制对于企业十分关键，而资本市场的信号往往是最快速、最清晰的。 过去十几年里，从互联网科技到新能源汽车，一批中国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历经重重困难，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市场宠儿。这些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应被视为 “国家战略型企业”。未来，中国必须持续扩大战略型企业的矩阵，而半导体企业一定会以主角的身份，位列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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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科技战的深入，也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认识了台积电，了解了芯片，听说了晶圆； 当然作为行业内的从业者，开始更多的熟悉了晶圆制造背后的半导体设备龙头，荷兰ASML，一个被飞利浦抛弃的合资品牌企业。 任何牛逼的企业成立初期都是寒碜的小企业，无论是惠普，英特尔还是苹果都是小车库起家“七八个人，三五条枪。”，ASML也不例外，荷兰飞利浦把40几号不怎么看好的员工，丢给了ASM合资的光刻机设备合资企业ASML，公司成立初期，门口堆满了垃圾筒，甚至连个像样的产品策略也没有，客户也没有。ASML的优势之一是背后有飞利浦的研究院Natlab部分技术支持；其二是有飞利浦其他子公司可以供应部分的元器件和零件；最关键的是飞利浦有一个非常有魄力和野心的CEO-贾特.斯密特，和ASM的BOSS-德尔.普拉多，他们始终不渝的坚持投入资金开发光刻机，PAS2000，PAS2400到PAS2500，技术投入并非都可以开花结果，ASML的成功离不开三家客户的成就。 第一家是AMD，AMD当时在市场上答应试用ASML的机器，并最终试用通过，并采购其步进式光刻机，制衡当时日系光刻机供应商； 能够进入AMD的圈子，其实就是等于有豪门给其质量和可靠性背书，正式踏入了圈子。 第二家是当时同样处于创业阶段的Micron(美光科技)，无论是基于成本还是其他因素，美光给与ASML的设备采购其实给与这个刚刚在光刻机市场立足不久的厂家是个极好的消息，就像英伟达在初期，得到了台积电的鼎立支持，并与之共同成长为半导体巨头。 第三家是台积电（TSMC），当然台积电内部也有飞利浦的投资股份，但是ASML在其竞争中并未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偶然的事情是台积电1989年的火灾一次性烧掉了十几台机器，给当时处于困境的ASML是雪中送炭。 当然，初期的这些客户照顾并不足以让ASML在光刻机领域挑战当时处于半垄断地位的日系尼康和佳能。 偶然的因素是台积电的研发科学家林本坚博士，坚持推广需要使用液体浸润式的光刻机技术，进而取代传统的干式光刻机，但是日系厂商如日中天，并未把当时地位普通的客户台积电放在眼里，而处于行业下游地位的ASML赶上了机会，非常重视客户的要求，并联合开发出来了台积电需要的光刻机，一举在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的领先地位；同样，美国当时对于日本半导体厂商的打压也是导致日系厂家败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ASML在半导体设备的地位有如泰山北斗，无法撼动：无论台积电，三星，英特尔，GF，中芯国际都等着其光刻机。 每一万个失败的创业科技企业有一万种死掉的方法，每一千个成功的企业可能也会有一千种成功的道路。 成功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ASML也会遭遇母公司飞利浦的官僚主义：集团决策拖沓，犹豫不决，公司薪酬制度糟糕，还拖欠奖金； 研发部门的科研人员不喜欢规范化作业，研发技术文档不规范，同生产部门扯皮无休止； 公司成立初期遇到很多资质差劲的供应商，只能打样，批量生产问题层出不穷； 同集团的兄弟单位供应的产品还没有外部的供应商给力； 主要核心部件镜头供应商蔡司的技术落后垂直整合的龙头尼康和佳能； 你在深圳硬件创业遭遇到的问题，他也都遇到过，ASML也并非天赋禀异，聪慧过人。 个人认为一个有野心并有远见的领导人非常重要，激活了在飞利浦处于养老思维的小团队，并带动大家全力向前。 对于产品和技术的坚持，并持续的投入和改善，关注客户的需求，最终让他们得到了机会的青睐。

为什么光刻机巨头来自荷兰，而不是芯片大国美国？这个问题很有趣，实际上网上有很多报道，荷兰的ASML前身是飞利浦的光刻机研发部门，飞利浦是荷兰企业，所以，ASML就设在荷兰。 ASML师出名门，而且在这一行内起步较早，如此强大并不令人意外。 首先，成为光刻机领域的老大，ASML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实力的生成经过了时间的考验。 ASML最早是飞利浦光刻设备研发小组，而飞利浦早在1973年就推出了彼时称为“新型”的光刻设备，不过基本成本及技术的原因，这一产品并没有推广成功。此后比较长的时间，ASML这个昂贵的研发小组，都在困难中支撑前行，好在有飞利浦这棵大树好乘凉，不至于沦为破产与结束的境地。 1995年ASML成功上市，这是ASML最大的转折点：进了资本市场就意味着有钱进行技术并购。光刻机是技术含量极高的行业，ASML通过自研与并购，掌握了一系列的技术，这为它树立全球光刻机市场的至高地位奠定基础。ASML对研发是相当舍得投入的，每年营收的15%左右是投在研发上，如此多的技术创新投入，其产品创新与换代自然游刃有余。 其次，ASML对于合作有独到见解与融合模式。在光刻机中光刻曝光技术是最为核心的，这个ASML自己牢牢把控着，而其余的采取模块化外包，当然这种外包也包括了研发。比如光学镜头部件是德国厂家，光源及调量设备是美国厂家，等等。一个光刻机里，体现了全球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在扩展市场版图时，与全球最优秀的公司合作，现在也是中国一些大公司的做法。 除此之外，2012年起，ASML还允许大客户对ASML股权投资，当然这有两个前提：一是只能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二是必须对研发支出作出承诺。像英特尔、台积电、三星这样的大公司就是这样被捆绑进来的。 ASML独立之后，它的主要对手，是美国、日本的企业，尤其是日本尼康很厉害（另外，德国、中国都有企业生产光刻机，德国、韩国企业也有企业不生产但掌握大量相关专利，例如德国蔡司、韩国海力士）。在竞争过程中，尼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什么都自己搞（貌似日本企业的通病，喜欢搞大而全。），结果搞出的东西不成熟。ASML则不同，它走的是整合路线，它买美国的光源、德国的镜头，可以说，90%的部件来自外购，光刻机性能很快就后来居上了。 那么，为什么ASML能买到所需要的部件呢？这跟一个规定有关，那就是优先为股东提供设备，所以，世界上著名半导体企业，几乎都成为ASML的股东，都会给它技术支持，著名股东如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当然，中国大陆企业除外。此外，这家公司的股东还包括一些大的财团，尤其是美国的摩根、德国的德银等等，总体而言，这家企业的主要控股者，还是美国、荷兰、德国的企业或财团，所以，其实是欧美共同扶持造就了这家企业。 总结一下，为何ASML能在荷兰成长起来，不外有以下四点： 一，是荷兰阿斯麦公司是自世界各国大公司投资的公司，其中大股东就有（美国）的英特尔公司，韩国三星，还有我国的台积电。这样的的好处是集资容易，风险共担，重要的是有美国大股东控制着。 二，是荷兰阿斯麦生产的光刻设备，一些重要部件来自世界很多国家，比如最重要的光源技术来自美国的一家公司，镜头來自德国等，这里又有美国公司参与控制。 三，是觉得把这种高科技公司放在荷兰可以更好的垄断这个产业，不使技术外流，一是荷兰是美国的小弟不担心；二是美国国内有反垄断法，如果把这样的公司放美国国内可能会被析分成至少两家公司，这样人才技术就会不集中，研发起来慢，也可能浪费钱，造成产能过剩，而在荷兰就没有这种法律，这样就比较好控制。 四，是美国掌握着世界芯片最顶端的芯片设计技术，光刻机是为芯片服务，如果美国停止设计高端芯片，那么荷兰的高端光刻机毫无用处，产量也是被美国控制着，不过这种优势美国越来越掌握不住了。 总的来说，世界最高端的光刻机虽然在荷兰，但是被美国控制着。既然技术上可以卡脖子，股份上可以影响其决策，美国根本不怕ASML敢动什么小心思，据说，美国曾经给ASML施压，要这家公司不得雇佣中国人，这家公司最后也没办法，只能照办。此外，美国在荷兰有驻军，对荷兰的影响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