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改革开放30年 山寨30年

改革开放30年，正是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30年。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说的那样：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太有感触了，“万物肆意生长”不就是指我们山寨手机吗？“无名山丘崛起为峰”不就是指我们的发展迅猛吗？“锐不可当”不就是指我们旺盛的生命力吗？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就是山寨发展的30年，当然，这并不只是手机行业。
 

在谈论山寨发展30年之前，我们必须先很清楚的判定什么是山寨。“山寨”一词，最早始于我国古代，具体年代无法考证。但词义很容易理解，“山寨”即是山中的村寨，最多也就是绿林英雄或者土匪占据的地盘，成为政府势力范围之内的一小块“特区”。山寨的最典型特征是：合理但不合法，但凡符合这一点的，大多可称为山寨。虽然现在对“山寨”一词有所延伸，合法的事物也有很多可以被称为山寨，例如：山寨版阿娇，指的是相貌跟阿娇很相似的人，但基本意思，大致如此。
 

山寨最鼎盛时期，当数800年前的水泊梁山了，当年的梁山好汉正是凭借水泊天险、驻营扎寨、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当时宋朝的正规大军也奈何不了这些好汉，山寨在那个时候盛极一时。
 

接下来，重新回到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1978年官方认可的改革开放第一枪，当数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分田到户搞包干的这次大冒险。其中详细的过程很多资料都有记载，我也不必详细转述。但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很典型的山寨事件，评判标准很简单，分田包干很合理，因为人们都吃不起饭了，同时这种做法又很不合法，不合法到什么程度——村民们按血印承诺为村书记抚养后代。这次山寨事件，解放了中国广大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实际上，早在1969年，山寨工厂在我国就已经偷偷兴起。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华西村，那时候，村书记吴仁宝带领着20多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工厂，使华西村在全国数千乡村中富甲一时。吴仁宝的五金工厂是山寨工厂，这个工厂里出来的小五金件自然都是山寨产品。但就是这些山寨工厂，成为日后燎原中国乡镇企业的星星之火。
 

当然，山寨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我国对金融管制十分严厉，致使民间的融资和投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山寨版民间金融机构“温州抬会”在 80年代末，风风火火的发展起来。当时有一位叫郑乐芬的妇女，她的抬会共发展了427入会，入会之前都要签字、盖章，郑乐芬也将抬会的经营方式很清楚的告诉了会员。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郑乐芬并没有骗取钱财。但郑乐芬最终还是因为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这个疯狂的血腥的事件为后来山寨的发展提供了原则性的发展方向：山寨的行为要走法律政策的灰色地带，最多轻微违法，但千万不能犯法。这个原则性的指导方针被近年来的山寨手机发挥的淋漓尽致。
 

如果说在改革初期的山寨是被体制压制的产物，那么近代的山寨则是中国企业过晚进入国际竞争而不得不采取的竞争手段。
 

改革开放初期，纺织业、家电业都走过了山寨的道路，比如：刚开始不会做电视，就拆索尼，飞利浦的彩电，刚开始不会做洗衣机，就买松下的洗衣机一台一台拆了模仿.......
 

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国内对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给国产厂商打了一针强心剂。但TCL、创维、长虹、夏新……这些电视机厂商随即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遭遇：国外电视机产业已经十分成熟，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市场格局，都已经固定下来。欧美强国也在于日本企业的pk中败下阵来。我们还要花时间自己去慢慢研发？耗费财力不说，时间成本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闭门造车”向来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模仿成为越过行业门槛，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第一步。
 

可见，企业立足市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是发展。生存是不受道德约束的，最多不能侵犯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抄袭、模仿的低价手段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如果要讨伐山寨，那就得讨伐所有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所有行业，华为难道刚开始不是山寨？当初思科不是也告到抄袭，只是后来迅速发展自己的研发能力；海尔刚开始不是山寨？那就不会有砸冰箱求发展事件。还有那些电脑厂商，更是只会拿着intel的公版来组装电脑。
 

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30中的汽车业，我们不看一汽，因为他不具有代表性。我们看纯民企的长城汽车，长城一炮成名的越野车——赛弗，仿的是美国丰田 4Runner，虽然此车小毛病不断、发动机技术也极为普通，但低廉的价格仍获得了人们的支持。尝到甜头的长城再接再厉，又推出了仿北美版五十铃 AXIOM的哈弗汽车，一举登上国产suv老大的宝座。如今的长城汽车虽然还未完全摆脱模仿的印记，但无论汽车的生产工艺还是质量都有了巨大飞跃。长城在研发和设计方面的投入也逐步加大，并初见成果，这在嘉誉MPV和其他小车上得以体现。在成熟的汽车行业，长城汽车走山寨路线，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个70年代后崛起的成功企业都可以用这套发展模板来对位。韩国的汽车业和电子业同样如此，早些时候韩国的汽车业因为抄袭问题与欧美日厂商的官司打得不可开交。著名的三星电子也是靠低质廉价的产品才在日企的夹缝中坚强生存下来。如今，在三星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山寨的影子，因为他已经成功渡过生存期，走上正轨发展的道路上。
 

因此我的观点：一个生产企业，要进入已经发展成熟的行业，模仿是生存的唯一途径，山寨形象由此而出。韩国企业作为行业新进入者先经过低价模仿，成功生存后，开始创新、提升产品形象。
 

百度百科对山寨一词是这样描述的：“山寨”出自广东话，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而“山寨机”则是诞生于深圳混乱的手机市场中。它们或由生产者自己取个品牌名字，或模仿品牌手机的功能和样式；由于逃避政府管理，他们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同时不用花钱研发产品，又没有广告、促销等费用，再加上成功的成本控制和分销手段的灵活，导致其终端零售价格往往仅是品牌手机的1/2到1/3。
 

可见，虽然山寨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尤其在改革开放30年中更是层出不穷。不过近年来，“山寨”的概念已经完全被手机行业改写。其风头完全盖过电视、汽车等行业。现在，“山寨”几乎成了国产手机的代名词。
 

同样，山寨手机企业刚开始为了立足市场，可能是有一些抄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这些企业都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开始寻找发展空间，他们开始正规化发展，研发、设计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产品质量更让人放心。
 

我国的山寨路线借鉴了韩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但比韩国的更加先进。韩国的经验是模仿-跟随-传新；我国的山寨路线是模仿并创新着，能力不足的时候模仿，尽量缩小与国际厂商的差距；有机会创新的地方，决不放过，通过创新的产品来迎合市场。这些经验都是企业在不断实践、生存、倒闭种种经验中摸索中总结出来的。这条山寨路线比钻石更宝贵、比黄金更经得起历练。
 

现在山寨的部分研发创新能力已经开始领先。比如双卡双待、手写键盘双输入、G+C双卡双待、2008年火爆全球的模拟电视功能等等，这些都是山寨手机先行，5大手机厂商随后才跟上的典型功能。其中，最具有影响力和被广泛传播的案例，当数三星侵犯华立手机专利事件。三星公司生产的世界风手机因为侵犯了华立手机G+C双模专利而被法院判决：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权产品，同时赔偿华立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万元。国产手机依靠狼性、创新、迎合市场的山寨机精神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天语手机是国产手机中做得最好的一个品牌，在成功渡过生存期后，天语手机正在正规化、品牌化的道路上摸索前行。我衷心祝愿这家国产手机的代表，能够早日跻身世界顶级手机厂商的行列。
 

改革开放30年，山寨发展30年。历史的脚印证明，山寨是社会经济发展合理的产物，只不过被一些所谓“正统”的既得利益者挂上了负面的形象。如果山寨是贬义的，那么“分田包干”、“华西村”这些被历史正名的山寨产物又改如何评价呢？这条血汗累计出来的“模仿并创新着”的经验如果被否定，那么TCL、长虹、长城汽车这些民族企业又该何去何从呢？请给中国民族企业一些空间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