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故事,总是从爱情开始的。在东京的日子是如此美好,非常美好。当然其中最美好的回忆,是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走到一起,所以我对东京怀有深深的感情,希望有机会可以故地重游。
当初我们一起去日本的一位小女孩,很坚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因为谣传说日本的饭食没法吃而且爆贵,所以每个人都带了航空管制上限的箱包装满食 品。她的箱子是一个现在还陈列在我家橱柜里面的大箱子,足足可以装她一个人!可想而知对她而言当初搬行李是如何困难,好在有我和同样大大咧咧的好朋友李 明,没有带什么行李,正好帮她搬行李喽,也顺便认她做小妹照顾她。有句熟语说得真好,帮人就是帮自己,尽管当初的我并不知道,我帮助的是我未来的妻子:)
在异乡东京的日子,大家都很不容易,也就自然而言地互相照顾,特别是我这个单纯的小妹,虽然人小胆子却不小,很喜欢冒险还去北海道滑雪。结果一不小心,脚 踝骨折,回来就没办法自己行走了,于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自然而然地用自行车接送她上下班,虽然我这个人懒得不行,但是就象我的爸爸,我在亲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从来不会皱眉头,所以这次估计对她还是有些心理上的帮助的。
她是我见过最单纯和善良的女孩,以至于后来我和她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不欺负她,呵呵,当然这个也可以说是我的借口。她 的一个优点就是讲故事,有一次我陪她去买东西,她给我讲宫崎骏的一个漫画故事,一个哥哥带着妹妹艰难困苦相依为命的故事,听得我老泪横流,可能我树根般粗 的心弦就是那个时候被她拨动的吧。当然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也很会讲,但是大多数时候是讲道理,年轻的时候她会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但是现在,嗯,讲道理永 远没有讲故事那么精彩,不是么?
第一次去东京,从成田机场下来,坐上了大巴车,一路上路边的美景让我们赞叹不已。我们的一位同事任华当时就大发感慨,要是能在这里生活那该多好!那时候我是纯正的北京愤青,心里暗自大骂**贼,现在我的心态成熟了,我只能说,爱美是没有国界的。
我觉得北京的政治气味实在太浓,我记得当初去日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因为西方文化不符合儒家文化,所以值得借鉴的 应该是我们临近的日本,因为文化相近,更可以学习。我要去学习学习,将来可以回来报效祖国。现在我会遇到很多人大谈国家应该如何如何的时候,总会想起明朝 覆灭的时候一个儒生对东林党的看法:“空谈误国”
其实普通日本人一点也不凶狠,很平和。我对日本人最好的印象,缘自我们有一次自助游去京都,为了省钱没有跟团,但是事实证明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乱糟糟的找 路,计划的乐趣,甚至超过了游览本身。当时有一次找不到车站,然后只好用蹩脚的日语请教路边的一位中年女士。当时她带了一个小女孩,很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然后见我们日文实在太差,便放下包拿出纸和笔,非常详细地给我们画好路线图,再三确认我们知道怎么走了,才微笑着离去。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好,日后 见到别人路径不通的时候,我也会非常仔细地给别人解释,可能是受这位女士的影响吧。
还有日本的医生,当时在公司厂区里面有一个医务室,一位白发老者会给我们很多指导。在他身上我感触良深,从来没有医生这么给我讲过为什么胃会不好,非常仔细,并告诉我最关键的是注意饮食而不是吃药等等,后来我回国以后见到那些焦虑的医生总是很无奈。
去日本之前很害怕那边日子太单调,所以还自己带了很多书,有《李白全集》,有曾国藩的《冰鉴》,有《李敖全集》,《道德经》有人的箱子鼓鼓囊囊都是吃的, 我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就是书。李敖很有意思的,我记得他的一个经典段子就是他在监狱里面自嘲蒋总统是日理万机,而他自己是日理一鸡(和“机”谐音),再加上 一个括号,**的鸡,我觉得好搞笑;然后我又一次和朋友竺兄一起聊天,他夸奖我性学理论知识丰富,我长叹一声,“可惜在日本,是指上谈兵”竺不解,我补上 一句“手指的指”,竺大笑喷饭。这是我对段子界最大的贡献,还要感谢李敖的启发。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日子就像是读研究生,而且是拿薪水的研究生,生活其实非常快乐。其中最快乐的游戏就是当时龙冬庆教给我们的星际争霸,这个游戏我几乎是 立刻就喜欢上了,我觉得它代表了几乎是即时战略游戏的最高水准。人,神,虫三个种族实力比较均衡,精英部队,战术组合,潮水攻击,各有各的特点,很有意 思。
当时我的朋友李明,卢永尧也一起玩,这个时候各个人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卢永尧的微操作控制比较好,但是战略不灵活,比较稳;李明则比较快,喜欢冒进;我 则最奇怪,我的手速非常慢,慢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卢永尧做三个动作,我只能做两个动作。可是战斗的结果我并不吃亏,甚至还略占上风,原因就是我的战略思 路。基本上我总是用虫族,因为虫族的侦察做的最好,然后我不停地侦察,避免和对方在同等兵力的情况下打遭遇战,而选择进攻对方的最弱点。
玩星际争霸的最大的心得,就是不管你什么阵势,都是有弱点的,这点和围棋很像。拼命发展空军,必然地面部队弱一点,拼命发展地面攻击,又怕对方的大规模空 袭,如果两个都一起发展,又怕对方孤注一掷,有些人就造一堆地堡什么的,但是在你造地堡的时候,别人利用流动兵力的优势,已经在外面开新的基地发展规模 了。所以要随时预测敌人的动向,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就是战略。
玩星际之后,我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更加有理解了,我开始相信,上帝放在我身上的天赋,就是战略。所谓战略,就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定下方向;所谓战 术,就是怎么做。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们,战术上强的人很多,但是我希望自己与众不同,所以我也对自己的战略型悠然自得,并且在日后的岁月里一直强化这一点。
但是战略型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总是要提出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而不喜欢别人告诉自己要做什么,因为关于怎么做不是他的强项。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日本就有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
我很多年以后读到大前研一的书,他在加入麦肯锡日本之前,也在日立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N”型的,战略派。但是日立 是一个制造型的公司,所以不需要一个刚入公司的人来讲要做什么,需要的是你把别人分配给你的局部工作做好。更要命的是,日立是一个非常官僚的企业,新人是 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我完全能体会大前研一的痛苦,因为我也是一个“N”型,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总是在想我们在做什么样的项目,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事情。但是 根本没有人会理睬我的想法,日立的规则是先从最底层做起,这本身没有错,但是他没有一个计划,让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就是等待。
所以我工作上也是非常痛苦,每天做一些重复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这时候我在想,我在国内怎么也算是清华大学的名牌大学生,跑到日本来每天测试数据,是不 是我走错路了?同时我的同事也有好几位心存牢骚,平时交流的时候就诸多抱怨,但是没有人敢提出来,我想是缺乏自信的缘故吧,因为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比周围的 日本人优秀啊,何况语言沟通还有问题。但是我在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很有远大前途的,于是我决定说出自己的感受。
于是有一天开会,我们的主任技师(相当于部门总监)开会,让我们旁听,开完会之后照例问那句每天都问的“还有别的事情吗?”,这个时候我鼓起全身勇气,举 手说我有事情,然后整个组里面二十几个日本人包括中国人的眼光就“刷”的一下全部集中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用我的结结巴巴的日语开讲,说我们已经经历了很 久的锻炼了,现在是否可以从事一些更有技术难度的事情了,也可以为组里创造更大贡献云云。
为了这几乎话,我自己排练了几十次,因为是第一次在日本当众发言而且是讲很重要的事情,站起来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是一旦讲完,我就如释重负。令我大吃一惊 的是,我们的主任技师石桥居然很开明,笑**地问我要做什么,我猝不及防,就随口说了一个方向关于Flash Memory的,结果石桥就指派下面的一位技师(相当于经理)给我们几个中国研修生安排项目,实在让我喜出望外。
开完会,我们几个中国研修生都聚在一起对我翘大拇指,说我勇气可嘉。我的日本领导布施也是笑**地说我将来会秃头,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还是旁 边的日本朋友帮我翻译,说这个是日本话里面会成为大人物的意思,我心里却很淡定,不就是冲吗?我以前更冲!不过想想,在日本的环境里面出现这种在大会上主 动要求改变工作岗位的人,恐怕十年也不会出现一个,也是,起码私下提要求嘛!
刚开始接触Flash Memory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懂,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些感觉,好像我经常干这种事情,贸贸然就进入了一个我一点也不懂得领域,然后搞得有声有色,很有意 思。可能是因为大学里面因为考试突击的原因,经常要快速进入状态,所以我也练出来了。进入Flash Memory领域,因为前任的负责人离开了,我也没有人可以问,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操着很烂的日语,去找负责这个模块的设计者,他在另外一个部门。
他的名字我不好意思已经忘记了,但是他是一个技术狂热者。可能是从没有外部门的人这么向他请教的原因,他看到我两眼发光,第一天就跟我吹嘘,做 0.18um的Flash Memory有多么难,一二三四,最难的就是上面那一层绝缘层,太厚了呢,电子打不过去,太薄了呢,电子会存不住跑掉,他做实验就最近又烧了几百万美金之 类的,听得我一愣一愣的,立马崇拜。
但是因为他太技术了,我又太菜,所以我除了点头之外,基本上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第二次我就带着几张白纸,让他画图给我看,然后每天带着满满的图纸回家慢 慢学,第二天厚着脸皮把不懂的再问一遍,老实说我也挺佩服自己,把那些简单的,已经解释过的问题能再问一遍,真的很有勇气。这样过了几个月,我的日语和技 术都突飞猛进,连黑泽他们有了Flash Memory的问题有时候也要来问我了,我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后来我回国之前做一个汇报,我就介绍了我负责的Flash Memory的自测试系统,非常成功。
不过这次回国却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回国后的办公室还没有建好,于是就让我们一行十五人延期,这是中日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包括我们十五人之间,也产生了分歧。
事情的起因是之前的2年属于研修性质,工资是按照中国的给的,加一些补助。但是我们也看到从日本其他地方来的研修生比如北海道的,他们的工资比我们就高很 多,然后我们中国的研修生2年之后在各自的组里面有些也逐渐成长为主力,于是我们就要求同工同酬,简单的说就是要加钱,否者威胁要回国,我们以为这个威胁 是很有用的。
但是日本的规章制度是很严格的,不可能为了这个临时的拖延改变,所以他们不干,而且在日本的文化里面是没有以下犯上的,所以他们不能理解,双方闹得很僵。 最后日本人用了一招以退为进,要回国的可以,因为办公室还没有做好,先进工厂实习,要不然就留在日本按照最初工资。现在想起来,其实资方还是占上风的,就 像NBA的劳资纠纷,要是NBA可以这么做,好了,就50%的分成比例,要打的来打,不要打的自便,恐怕球员早就妥协了。
但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有些人并不愿意回来进工厂,有些人觉得这只是日本人的威胁,应该继续以集体回来为名继续抗争。最终,大家还是妥协了,毕竟回来进工厂实习,谁知道是什么生活呢?
从这件事情上我了解了人性,你让一个习惯勇敢的人选择缓和,和让一个习惯缓和的人选择勇敢,对他个人来讲,难度是一样的大!
另一个教训就是,人做决定要慎重,不能把别人的弱点当作我们的筹码,在拥有自己的筹码之前不要和强大的对手挑起战火。我还记得斗争失败之后,我们每一个人 要轮流走到当时负责这件事情的福岛座位上道歉的情景,要说一句“马鹿呆西它”,意思是“这件事情,是我错了,太笨了”。日本人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把 我们当作一群不懂事的小孩(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是)。但是这样的认错,我还是觉得很屈辱,我永远也不想再做第二次。
我永远也不要做第二次认错,但是不代表我会吸取教训不会第二次犯错。大概在8个月之后,我们回到苏州,并爆发了第二次冲突,这一次不可收拾。
下接:7 士不可辱(日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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