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7 士不可辱（日立下）

 2012-11-30 15:33  2907 14 16 分类: 消费电子

一路寻找 - 从工程师到风险投资人正文（17）士不可辱（日立下）

这一次还是为了钱，好像天下的劳资冲突，都是为了钱？

我们当时的工资大概是每个月一千五百左右，在日本的补贴每个月大概额外三四千，加起来五千多。如果在别的企业工作，当时的薪水应该在**千，差别有但是不是那么翻天覆地，可问题是我们一旦回国，补贴没有了，我们的工资就变成我们同学朋友的五分之一了，这确实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们和福岛（老朋友了）再次对话，要求加工资。福岛也欣然答应，告诉我们会有显著的提高，可是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工资增长到了一千八百，增长了20%，可是我们的期望是200%。

这里双方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和外面的薪水比较，但是日本人的想法是和当时隔壁工厂的员工比较，日本的白领并不比蓝领工资高多少，所以他们也很难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且站在他们的立场，这群人刚回国，寸功未立，为什么要大幅加薪？其实我们也能理解日本人的想法，可是理解归理解，接受是不能接受的。

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像NBA有工会可以谈判，而且我们觉得差距太大了，不可能弥补，于是大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就是玩失踪。这次有意思，大家约好，一个星期之内，全部不上班，谁也不接日本人的电话，看看如何，现在想起来真是胡闹，可还是那句话，人不轻狂空少年啊，蛮有意思的。

然后日本人就慌了，现在想想也想笑，三名日本领导星期一早上来上班，喝着咖啡等着看员工一个个走进来，结果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一个人也不来，打电话也不接，那可真是搞笑得很。在日本的等级森严而井然有序的社会里面，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可是在中国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于是公司开始四处寻找，并持续沟通，结果是一个星期都没有人接电话，换个立场，我完全可以想象那种失控的感觉对公司来讲是多么无助！现在我也经常站在资方的立场去想问题，觉得80后，90后的学生是多么多么的个人主义，但是想想当初的我们，其实大家都一样，都是年轻惹的祸。话又说回来，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年轻人的冲击，才会越来越精彩，不是吗？

趁着这一个星期的机会，我们几个人还一起去了一趟张家界，包括我的妻子，那时候我称她小妹，因为我和李明在日本一直把她当小妹照顾，记得她有次心血来潮去滑雪，结果脚摔坏了，我每天接送她上下班。不过后来等她好了也就不怎么需要照顾了，反而是周末的时候每周给我们做点吃的，照顾我们的胃。如前所说，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其弱智，记得在日本的时候，周末大家都用微波炉做点吃的，并相互分享，除了我和曹洪宇做的别人不太吃。曹洪宇喜欢往自己的菜里面吐几口吐沫再吃，而我的菜的味道一般人不敢尝，有一次唐苏平实在没有办法吃了我的微波炉牛肉，晚上就拉肚子，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吃我做的菜了，再后来我也不敢吃了。

张家界回来，第二周继续上班，我们当作没事人一样，但是公司领导层已经崩溃了。他们把我们招到一起，要我们解释原因，并保证以后不再犯。其实以日本公司的严格制度，没有立即开除我们已经算是宽松的了，政治的用处就在于在双方彼此需要的时候妥协，在双方不再彼此需要的时候决裂，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如此不成熟以至于我们还不懂玩政治。这个时候我的一名同事说出了很酷的一句话，我们也就不用玩游戏了，双方直接就决裂，他说：“要保证书没有，要离职书有一封”。

这话真的很有用，于是一拍两散，但其实当时有个日本人永田是李明和我的围棋棋友，可能是有些想帮助我们俩吧，给我们争取了机会去日本工作一段时间，好像两个月，补贴有两万人民币的样子。我们俩打算去了之后拿这些钱去赔偿合同费。因为我们签的合同有5年，这个时候离开要陪六七万人民币的样子。可是一想，人生难得几回爽呢，也就放弃了，走！

于是在2001年的9月18日，我们几个人一起离职，我记得我当时真的是昂着头走出了办公室，纪念9/18。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热血，但是另一方面，在我的心里，第一次的屈辱让我总有些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这次一闹，我就完全释然了。

当然热血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当时我和小妹两个人一起，共赔偿了13万人民币左右，几乎是我们两年的积蓄一扫而空。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当初有一位同事在苏州买了一两室一厅，也就差不多这个价格，到现在这样的房子值130万左右，，，不过我们可不知道，我当时对自己充满信心，告诉小妹不用担心，将来靠我就好了。患难见真情，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改变对她的称呼，叫她亲爱的。她平时是很柔弱的女孩子，不会去想太多不相干的事情，没有什么家国大志，可是想好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是一个“J”型的人，做事很有决心，我很佩服她。

尾声

后来我们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金钱，但是我们的收获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们收获了一份自由，可以追求我们想要的生活的自由。就象围棋里面的脱先，很多时候，局部的纠缠只能带来双输，双方为了意气和利益各不相让，结果却损失了最最宝贵的，时间。结果不管如何，都是失败，劳方损失了自己的青春，资方则损失了自己业务开拓的时间。

因为生命如此短暂，最好是往前看。后来我经常遇到有比我年轻的朋友为了工作的选择烦恼，比如一位安徽的朋友，有机会进入中移动有安稳的生活和稳定的待遇，还有机会进入一家美资公司可以挑战梦想。这样的选择就是现实和梦想，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会鼓励朋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时间是自己的，年轻就几十年，每一年都很珍贵，拿来耗资历实在是太可惜了，拿来追求幸福才是更好的选择。

多年以后我曾经因为要办一些工作的交接转移又回到过那个办公室，可是我已经无法用日文和日本人交流，而且里面的气氛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也不属于这里。我后来才慢慢知道，其实不是日立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是我不适合这么大，这么等级森严的公司。

但是我属于哪里呢？接下来就是找工作了，当时拉着小妹的小手一路飞奔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最残酷的失业在等待着我。

在离开日立之后，小妹和我一起来上海找工作，一开始我们的朋友杨青介绍我们去她所在的华亚微电子面试，结果小妹顺利通过，找到一份数字电路设计的工作，而我却因为对数字电路设计编程一窍不通而被拒之门外。也难怪，我在离开日立之前，就对电路设计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商业。我一直打算去考一个MBA做投资咨询，自己整天学英语，连手头的一些数字设计工作都是请我的好朋友李明帮忙完成的，混账如斯。但是一场**打乱了我的计划，没有钱去考MBA，英语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只能先工作了！

我对技术的了解就仅仅局限于Flash Memory部分，可是当时上海也没有公司在做，所以我也找不到工作。因为当时我开始接触巴菲特，我可能是中国最早接触巴菲特的人之一，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人看什么都那么准确，特别佩服。但是我没有钱（仅有的钱也赔给日立了），所以我想从投资咨询做起，结果接触了几个投资咨询公司发现跟本没有人找我，还是得先学MBA。可是MBA也要钱，我也没有办法。我在想，那我身边有没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工作呢？于是我打算在我们这行找一份销售咨询的工作先熟悉商业，积累点钱再去读MBA。

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Jesse王景阳，后来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龙冬庆介绍的，在一家代理商工作。多年以后他这么描述我当时去他们公司面试的样子：“瘦，黑，土，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工程师”结果当然是被拒。但是，这次机会其实是我最接近面试成功的一次，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我，但是因为薪水要求太高没有谈妥。别的机会更难，没有熟人介绍没有人要我，一方面是我的商业经验为零，另一方面是我的自我期望还很高。你看，我们年轻人都一样，自己真把自己当宝！

不过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其实就是我在一步步地摸索，一点点地尝试的过程，失败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们知道要换一条路！我知道我对技术研发不感兴趣，而对商业感兴趣，但是这只是一个方向，具体如何做，我也不知道。其实用一个普通人的想法来看，这条路当然很难走，可是我当时就是这么不谙世事，不撞南墙，就是不肯回头！我的战略方向也许是正确的，从技术转向商业，可是在具体的执行，也就是战术上，我输得一塌糊涂。

我的妻子到现在还很佩服我的，是我的厚脸皮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那时候我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没有技术，有的只是一个清华的毕业证书，还有一份不知天高地厚的盲目自信。吃女朋友的软饭，还每天打篮球玩，时不时地出去面试，看起来跟没事人一样，一般人真的做不出来。这一点上我和她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才会互相吸引的吧。

不过我的内心其实压力在一点点的增大，我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勉强不了自己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而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拒绝我的公司越来越多，我知道我的梦想离我是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不可能一步登上高楼，我需要一个台阶。终于，两个半月以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放弃了目标和理想回到现实，从上海跑回到苏州，用我仅有的技术功底，找了一份我不甚感兴趣的Flash Memory设计的工作，苏州旺宏，开始了两地分居的岁月。

我是2001年12月9日去旺宏报道的，以我贫乏的记忆，我能记住这个日子，足可以证明，有一份工作，对当时的我来说有多么重要！短短的两个月，教会了我很多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理想离开现实，就永远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