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华为5G大会完胜乌镇大会：中国原始创新的力量

2014年11月19日给了我两种不同的强烈观感：一是朋友圈刷的乌镇中国互联网大会，大佬云集场面，多年罕见。***主席高屋建瓴的贺词更令大会高了N+1个档次；二是华为在上海举行的全球MBB会（全球移动宽带互联网大会）。一个代表中国原始创新高度的通信类企业，正在全球5G高地发出独立的声音。

中国互联网大会充满了一种封闭气氛。规格太高，管控严格。据说今日***总理将与几名互联网大佬、专家过招沟通。一般媒体自然无缘观瞻，更不用说我这样的自媒体了。

但我要说，我其实更喜欢华为。现场的感受与采访结果，印证了我的期待。一种关于创新的思考必须写出来。

为人忽视的华为创新细节：12年前布局4G

关于华为，有什么观感呢？我想说，乌镇的大会，只不过是ICT业表皮，它能更多面对世界，自由而敏感。但是，华为们在ICT领域的底层创新更有助于一个国家长远的存在。

MBB开幕日主要渲染了未来5到10年全球移动宽带愿景。而华为则主要公布了未来5年全球5G战略。

中国3G虽已普及，但四六级市场覆盖效果仍有不足；4G则刚刚开启，远没有规模效应。这时，华为公布5G战略，你是否觉得有点夸张？

我第一印象也很类似。但很快就体会到它的用意。这是一个前瞻性动作，如果这个惊人的一跳完不成，华为们未来5到10年可能会遭遇重大挑战。在全球通信业甚至新一轮移动互联网业，中国也可能仍只是一个底层的看客。

你知道，2G至3G时代，中国在通讯业底层技术标准上，主要是看客。2G不说，言必称自己打造的3G国标TD，抛开技术延续性，商业上已成鸡肋。你知道，WCDMA标准应用最广泛。底层专利，爱立信、诺西、阿朗等公司占据大部分，华为也靠前。高通此一标准芯片专利高度垄断。一度有人说，TD也绕不开WCDMA。

这是3G现状。它左右着中国通信业下游竞争力。3年前，苹果、三星、HTCL一番大战，让人看到了专利博弈的残酷；近期杨元庆坦言，中国手机企业在国内还能获得15%-20%毛利，一旦出海缴纳专利费，利润就难保。

这与华为有什么关联？我这里先讲个故事。2004年，我真正入行做产业报道，最初做通信行业，当年中国3G还没有发牌，媒体上充满了不断催问发牌的信息，不厌其烦，一直拖到2008年才有了结果。作为专业度不够的新闻人，我曾以为有了3G，中国就牛逼天下了，什么事都怪主管部门。

昨天，华为无线网络产品线CMO杨超斌却讲了另一个故事：华为早在2002年，就开始了4G研究；2004年年底开始4G LTE标准化工作。当时华为联合爱立信、高通在3GPP里面列了4G项目，之后开始华为开始出产品，第一款商用产品2008年年底就出来了。看清楚了，那时候，中国大陆3G才真正开放。

“当时我是华为公司LTE第一任产品总裁，2008年出了第一款4G产品后，2009年的时候，在挪威奥斯陆部署了全球第一个LTE商用网络。”杨超斌说，当时是跟北欧运营商TeliaSonera一起共建，TeliaSonera是全球首家商用LTE网络运营商，当时它选了两家供应商，华为之外的另一家是爱立信，后者的合作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杨补充说，也正是那一年，华为在挪威奥斯陆举办了全球MBB论坛，在全球4G领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之后又在许多国家举办过。而这一次上海MBB大会，也是华为首度将它从海外拉来。作为一名长期的TMT领域的报道者，我忽然有一丝迟来的悲哀：那就是，当中国企业已经明明在全球4G领域发出声音，并且率先商用的时候，2004年至2008年的中国的大陆，却停留在上不上3G、何时发牌、疯炒TD的阶段。而这一过程，一直充斥着中国企业创新不力的声音。2006年的汉芯造假丑闻，更是将这一话题引爆，引来全球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质疑。

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一段产业喧嚣与悲情，即便了解华为这一段，我恐怕也很难体会到这其中隐含的现实讽刺。

此后5年，华为LTE创新累积越来越厚。在爱立信、思考整体有些疲惫的周期，华为一跃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通信业巨头，它在FDD-LTE、TDD-LTE领域，都有非常丰富的商用实践，海外获得了高度评价。

华为5G战略：或是中国ICT业惊人一跳

那么，你可能有疑问，中国4G市场还没大规模启动，华为将MBB拉到中国举办，此时公布5G有什么意义？它是否真有能力布局5G领域？

杨超斌讲述了华为的5G超前布局。就在2009年华为首个4G商用网络落地奥斯陆后，公司当时想，LTE产品已出来，下一代是什么？

“因此从2009年开始，我们就在华为公司的研究部成立一个团队，专门研究未来的5G技术，就是说，整个5G研究是从部署第一个LTE商用网络开始的。”他说，随着时间推进，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于是，2013年，华为CEO在英国伦敦全球MBB论坛上，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

不同于2G到4G时代多种全球标准并行，5G时代，由于面临更大规模的全球融合，尤其是物联网概念的人人链接、人物链接、物物链接的要求，建立全球性的5G统一标准将成为一种趋势。否则，由于现实生活分散，过去能够链接人与人的多重技术标准，根本无法突破人与物，物与物的链接壁垒。如此，就不太可能形成产业规模。

前不久，中国RFID产业联盟秘书长欧阳宇在上海表示，中国许多物联网项目目前太“高大上”，不过是示范应用，没一个真正面向消费者的项目，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核心技术，产业链有诸多瓶颈；商业模式有待探索，投资收益确定性小；存在信息安全与隐私问题，进入门槛高；缺乏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国际话语权底气不足；行业融合难度较大，缺乏协调机制。

技术标准层面，他的观点与杨超斌基本雷同。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层面已不是纯粹的技术所能突破，而涉及全球各国产业政策、国情，甚至文化层面。举例来说，频谱资源的分配就一直是世界各国十分谨慎的领域。中国更是。如果5G时代，国家不放开频谱管控，想在过去的频率向后兼容覆盖所有网络，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华为5G未来遇到的关键挑战。当然，还有其他挑战。昨天我抛给杨超斌一个问题：5G强调全球标准统一，确实有利于建立覆盖人人、人物、物物的庞大网络，但是，这会直接弱化3G\4G标准体系下，专利大户企业的利益。比如爱立信、诺西、高通们。你动他们的蛋糕，肯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华为已经是巨头企业，它们之间一定会发生激烈的竞争。

杨超斌如此回答了我：“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讲，要打破现有的格局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ICT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一家公司如果不去接受这个变化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我相信，他这句话不止说给高通等公司，应该也包括华为自身。从4G到5G，华为也是革自己的命。

因为，全球通信业早已处于一场深刻的管道化危机时代。过往垄断多年的全球各大电信运营商，在许多增值服务领域，已被架构其上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企业OTT掉，成了幕后失意的巨人。而华为过去多年，曾一直坚持B2B模式，主要依傍全球运营商拓展电信设备市场，至今这块业务占比也高达70%，因此，它也无法绕过这一危机。多年前，任正非就已经对此表达过危机感。

进军消费业务，强化品牌运营，为华为打通了端到端的服务体系。但是，截至目前，华为手机业务虽然有庞大的规模，但并不是利润中心；企业业务利润健康，但因处于开拓前期，整体规模欠缺。而且，移动互联网化时代，这三大业务，除了集成战略有明显的效果外，华为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管道危机。

通过“苹果化”趋势化解危机，对于华为来说，不现实。苹果模式本身已经面临新的挑战。苹果与IBM的战略合作，透露出过往多年所谓B2B、B2C模式步入极端、无法适应市场融合趋势的危机。

华为形式上已经打通端到端。但是在适应未来物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层面，它也没有建立起更深的生态。我理解的华为提前5年布局5G，正是针对这种趋势的提前应对,它也是华为从最擅长的部分出发，化解管道危机的核心。

在杨超斌的PPT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5G时代，华为将建立全球统一的标准，公司扮演的角色是：核心标准、技术创新。

结合宏观环境、区域国家政策、产业趋势、微观竞争等因素，你能体会到，这一目标的难度。华为如何保证达成目标？我真的有点觉得它像是孤独的堂吉诃德，向着风车发起冲击。

杨超斌坦陈未来充满挑战，但是华为也不是没有基础。他说，目前全球5G的研究，大致相当于华为2004年研发LTE的阶段，也就是还处于研究阶段，未来会经历标准化、产品、部署阶段。而华为设定的目标是，2018年，将部署5G试验网；2020年，正式部署商用网络。

从时间周期看，也就是说，它将像过去4年完成4G布局一样，在未来5年完成5G的商用布局。为达成目标，华为从三条路径落实保障措施。

首先是研发投入，涉及资金与团队。杨超斌透露，除了之前几年的投入积累外，未来5年，华为将投入6亿美元，集中用于5G研究和创新。而且，这6亿只是基础研究和创新，不含设备与终端产品开发。等到整个技术创新研究与标准化完成，会有额外的开发费用预算、产品化预算，整体投入会远远超过6亿美元。

“无线研究的圈子非常小，能够在无线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数量更少。”他说，这也是华为为何要在全球设那么多研发中心，招募国际顶级科学家服务5G研究的原因。截至目前，华为全球专门从事5G研发的专家超过300名；全球拥有9大5G研发中心，其中中国有3个（深圳、上海、成都），海外有6个，分别位于美、加、瑞典、英、法、德。

其次强化前沿布局，争取核心技术持续突破。截至目前，华为在虚拟化无线接入、稀疏码多址接入技术、全双工技术、Massive MIMO、5G宏基站、5G毫米波系统等重点领域都已有关键进展，许多方面都已经在华为的实验室完整验证。

第三、不封闭自我，坚持开放合作，建立5G产业联盟。截至目前，华为在北美与许多企业、高校建立了5G联合创新实验室；在欧洲，深度参与全球三大前沿机构METIS、5GIC、5GPPP。华为分别是三家机构的主要发起者、创始方、董事会成员；而在中国大陆，华为除了早起参与863 5G计划之外，还是IMT-2020(5G)标准的核心贡献企业。

本月4日，5GIC刚在英国伦敦发布了5G创新中心，其中发布的全球第一个5G测试床，欧洲许多电信运营商都参与其中，它们的依托就是华为的5G知识库。

杨超斌表示，5G标准的统一趋势，必须要求更过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行业的共同参与，一国孤立研发5G，是绝不可能达成目标的，这也是华为从一开始就将自身角色定义为5G全球性技术标准建立者、技术创新者的原因。

华为创新的价值：中国创新反思

这些是我昨日的基本记录。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并不是来自未来5G的愿景、应用场景吸引，而是华为这家公司身上透露的创新精神。

你能看到，华为早在2002年就研发4G，2004年商用。这一周期，中国3G还没上马。到了2008年中国开放3G后，2009年，华为已经开始了5G的研究。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拿中国大陆市场来对标，华为的技术创新、商业布局，提前了几乎5到10年。

你给我再找找中国是否还有其他类似前瞻性布局的企业？我看很少很少。要知道，提前多年布局，具有巨大的成本与产业风险，很可能你的研究创新刚出来，就会被新的技术趋势抛弃。这要求一个公司必须拥有国际化的格局，并且能深入到未来的应用层面。

华为的技术创新投入在中国应该处于最前列。它每年都会拿出10%至12%的收入，投向基础研发。其中超过1%的比例，又专注于那些最前沿、商用还很早的领域。在中国TMT领域，至少我没看到一只保持这种力量的。

看看华为的专利地位。一周前，汤森路透旗下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了2014年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华为是唯一上榜的中国大陆企业。截至今年6月底，它在中美欧等区域已申请6.5万件次以上专利，全球跟踪参与100多个重要国际标准组织，每年3000多件提案被接受。国产手机品牌中，华为中国专利持有量高达5万件，占国产手机专利一半。我相信，中国没有哪家企业拿得出这么一组数据，包括联想。

华为这种迭代创新的历史，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英特尔处理器创新的案例。在英特尔华人高管虞有澄《

我看英特尓: 华裔副总裁的现身说法》一书中，虞曾描写过。他说当年公司面临两条技术路线，没有一条敢于确认自己成功，而英特尔依然充满远见的押宝，在两条路线上同时进行前沿创新，终于在其中一条上战胜获得成功，从存储芯片被日本人打败的创伤中崛起，成为了全球处理器巨头，至今依然拥有霸主地位，已经40多年。

这种精神，再往上追溯，日本的案例更典型。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在许多领域加速追赶美国、欧洲，【美国】约翰斯通《我们在燃烧：日本电子企业研发史》一书，描绘了战后至90年代日本电子产业激动人心的创新史。到了80年初期，全球前10大半导体企业，日本占据9个。当然现在日本电子巨头有些没落，但是它们累积的技术，至今依然渗透在许多产业。

我的体会是，一个不敢在前沿布局的企业，不敢挑战不确定性的企业，不会有真正的梦想。未来5年，即便华为的5G研发没有获得商业化大成。我也相信，这个过程一定会给它累积下成为卓越的基础，并对全球ICT业留下灿烂的一笔。

这种强烈的观感，也让我想到4个多月前华为在着名媒体上打的一幅广告。画面上，只有一幅照片与两行文字。李小文院士光脚穿布鞋坐在讲台后看书，两行文字是：“华为坚持什么精神？就是真心向李小文学习。”

那两行文字，就是任正非要求写下的。他要传递这样的用意：李小文搞科研，从来不惧怕外国权威，敢于与同行争论。李小文身上的那点纯粹，正是大多数俗人所不具备的。对科学家来说，纯粹是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日之所思、梦之所萦，都是自己上下求索的问题。这正是华为要认认真真向李小文学习的原因。

任正非确实在标榜一种清贫与坚守的理想。大概，他也是借此自喻一种华为的英雄主义。从李小文到华为上述创新战略，尤其是5G的布局动向看，华为已经超越了许多公司的运营逻辑。虽然反应了它应对管道化危机的用意，但也是一种理想的宣泄。

难怪海外那么多牛人说，中国大陆最值得推崇、也最让人可怕的企业家是任正非。4年前，我跟联发科一名高管在上海吃饭。他对我说，他们创始人蔡明介，最佩服的大陆企业家就是任正非，任的文章、言论都会仔细阅读，并且要求高管深入学习、讨论。

上述幕幕，也让我想到任正非今年上半年在那次媒体开放日上表达的东西。除了管道危机与创新外，他主要谈到了华为不IPO、接班人、人与组织管理的话题。他认为，IPO虽能造富大批员工，但可能会让人越来越怠惰，失去奋斗者本质色彩，并集中宣扬了价值观与商业理念，反驳了西方商业理念，尤其是所谓“为投资人利益服务”。

斯坦福大学教授沙伊·伯恩斯坦追踪了近2000家上市科技公司后，给出这样一个数字：公司上市之后创新能力会下降40%。我觉得任正非不是否认IPO的价值，他明白这问题致命处。不去IPO，华为员工就容易被腾讯们或者将要IPO的企业挖角，挡不住。但是，在一场管道化危机周期，华为若是IPO，很可能也会沦为为数字而战，失去创新的动力。

因此，我一直认为，任正非的难处，根本就不在于华为IPO，而是在一个造富效应泛滥的环境，如何通过多重激励对冲、转移员工的财富冲动，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打破天花板，继续推动华为创新。

放在国家层面，创新一定是个文化与精神的问题，不是技术、资金与人力智慧问题。这个国家诞生过如此多的灿烂文明，智慧与创造力已经得以无数次验证过。

从这点来说，真是尴尬的倒不是企业。中国出色的企业很多，但往往总是先在国外或者墙外形成言论认同，然后才被贩卖回来，齐声喊好，给它加冕。为什么，我们总是看不到身边一些真正的创新主体呢？

也许与企业风格有关。华为们是B2B企业，过去用不着对大众说话，只要能跟运营商们建立好关系就行。任正非多年不与媒体见面。这两年明显有所反思。因为管道化危机来临，华为消费类业务崛起，企业级业务也处于规模化的前夜。

一定也有大众传媒的选择性报道误区，它们更关注能带来广告效益、能抓眼球、创造流量的题材。对于一个产业、企业微观的、静悄悄的变革，几乎都是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打着专业主义的旗号，做着许多不专业的传媒服务。那些所谓的专业媒体，根本就称不上专业，不是人才不行，而是同样受制于过度的商业化，真正坚守所谓专业的寥寥无几。商业化虽无可厚非，但一个产业、一个企业微观世界的丰富性就消失了，有些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里面，当然与中国政策、体制管控下的媒体生存变异、扭曲。

当然，在创新层面，最重要的还是一国体制问题。中国习惯沉浸在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常以“国家标准”、“民族自主”的词汇流露。自主不是坏事，它确实是一个大国的目标。只是实现自主的方式，不是闭门造车。创新就是氛围，自由的氛围，而不是被包装成民族符号的氛围。科技业原始的创新，从来就是面向全球的。试想一下，如果美国人发明的万维网，当初只是限定在美国使用，它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荣景。

对比昨日乌镇高大上的互联网大会，大佬云集，面孔多多，但却并没有自由表达多少。今天恐怕还要围着高官发布迎合言论。这种表明的驱动力，是无法真正渗透在创新的骨头里的。

尽管如此，我依然强烈的感受到，中国已处于创新前夜。很多人只看到负面因素，而没有看到一种价值的回归。过去几十年，过度追求效率优先的改革，在社会层面、公众价值观层面，导致许多人追求一夜暴富，护士许多原本需要长期积累的部分，它涉及精神、涉及原始创始。互联网是一个集大成的、自由的象征，但它更像是临门一脚，而不是底层的力量。因此，我说，虽然没机会去乌镇，我的感觉反而更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