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一定要生活，不要活着。北京，城区面积一千余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两千万。其中一千万人爱它，另一千万人恨它。不过恨者也流连于其眉眼间不经意的美好，爱者也畏惧口牙里偶尔流露出的狰狞。
北京，这两个字等于地图上的两个字加上几千万人以及难以计数的社会关系。这里的人脱发、便秘，通宵工作、醉生梦死，加班积劳、彻夜狂欢，这里两千万人有两千万种生活方式。
拥堵的交通、不见天日的雾霾，高昂的房价、永不停歇的工作，有人愤而出走，有人委曲求全，有人兜兜转转又回到它的怀抱，还有数以亿计的人翘首渴求跻身其中。我们找到五个人，包括一对从上海离开的夫妇，每个人都在寻找内心中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出走，或是留下，与其说这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不同关系，或是一个人与一群人的相聚别离，不如说这是我们每个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探求究竟该如何同自身达成和解。
一、
工作几年后，小语种的专业背景劣势开始显现出来了。
屠一凡从中学时期就是尖子班学生，大学从北二外日语专业毕业，进入惠普中国，负责日本方面的客户服务工作。重点大学，环球名企，京沪两地跑，按理说当令人羡慕，可在短短几年后，就碰上了天花板。
她发现自己总在绕着服务支持部门打转时，才意识到，“好像对自己人生规划太少了。”在上海供职过一家为保险公司提供IT系统服务的企业后，屠一凡回到北京，入职思科。一方面离石家庄的父母近一些，另外拿到这份培训岗位的工作后，事业终于又有了破局的机会。
可是，她说。“可是”像一条拉锯中的绳索，有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将她的未来悬在了石家庄与北京之间的某处——此时她的身份，是一个将满三十岁的未婚女性。
男友从德国留学回来，见识完天通苑地铁站的满坑满谷，坚决要回石家庄。虽然地理上不算远，婚后也坚持了一段“双城记”生活，但回家，对她来说，仍然是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她放弃了所有休假，在思科工作到离职的最后一天。当晚8点钟在公司做完交接文件，给远在日本出差的Boss写了一封邮件，没多久就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并表示十分感谢她几年来为思科的付出，甚至撂下话，“想回来随时都可以。”
这让她大为感动，“忘不了那种受人认可和尊重的感觉。”籍此，她更明确地意识到自我价值，却也拉大了陷入家庭生活之后的落差感受。
回石后，她与北京的同事保持着密集的联络，同时又真实地意识到了一点：那些人的生活与工作，已经彻底与自己没关系了。
生完孩子，她更一度陷入产后抑郁，家里的几个咖啡杯，在那个时期被摔了个干净。“我甚至还跟家里人嚷“都是你们非让我回石家庄！””
曾有人帮忙介绍一个专科学校里日语老师的工作，可对方所能提供的月薪，尚不及她在思科工资待遇的零头；当地一家教育集团招聘，去跟老总聊过才发现，所谓“公关主管”，竟是一份需要天天陪客户喝酒的工作……
推翻自己的部分认知，重塑对职场的概念，与家乡握手言和，成了她需要完成的头号任务。
其实到博望志尝试约访时，她的时间已经不太容易协调。
采访完第二天，她要出差一周，很忙。除了孩子，要兼顾的还有一家IT企业，和一间即将开业的咖啡馆。年轻妈妈的日常被这三副牌填得很满，她显然从抑郁里走了出来，钥匙，就是创业。
屠一凡的爱人发觉她的情绪状况后，开始拉她入伙当时刚刚创办的公司。自此，两位小夫妻之间又多了一层伙伴关系：创业合伙人。
“三年大变样”后，河北省城在城建层面之外的经济结构没太大变局。在这里创办企业，与一线城市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渠道，这恰恰也是她与爱人的优势所在：基于两户人家几代人于本地资源和人脉积累，他们很快寻找到了变现途径。经人牵线下，他们接触到本地三家医院的信息系统升级工程，并最终竞标成功。
最初只是代理其他厂家的商品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没多久，开始独立研发产品。
屠一凡从包里取出一只银灰色盒子，外观类似移动电源，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品牌标识。背面的产品数据标识处的小字写着“安全盒子”——很难判断这是一个被用于名称还是分类的词汇。
有固定客户来源，对他们来说，品牌设计的必要性也不明显，她把公司经营主要交由爱人负责，自己去参加了人社部与科技部分别组织的两个创业大赛，权当品牌宣传工作了。
有评委认为他们的这款加密便携式路由器太容易被大企业模仿，就是俗称的“壁垒不高”。她就笑，也不打算反驳——当然壁垒不高了，可她不担心，“我们这是非常细分的一类产品，先做好省内的需求再说。”
她粗略算了算，企业营收规模悄然逼近8位数，挺好。大赛上有些投资人与她有过接触，采访结束后，她饶有兴致地问了我一些北京这边风险投资的信息，又摇摇头笑起来，说，不着急。
石家庄的团队开始更像一个着眼在河北省的市场分公司，前阵子，她在中关村找到一位产品技术合伙人，更加核心的技术与研发中心，又要落地回北京了。
二、
潘笑（化名）是个4岁男孩的妈，洛阳一家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今年30岁的她还是一个陪在父母身边的女儿，以及一个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妻子。
她每周休息1天，每年给公司放两次长假，爱带儿子四处旅行。她去村里收旧门、旧柜子，自己设计宝宝服装，手工制作小翅膀、小云朵，用来装点工作室，把照片拍得好玩……
在北京上班的表姐Yummi说，反正，这个表妹是家里人津津乐道的榜样式存在。
而在潘笑口中，现在的自己和几年前的自己完全是两个人。2008年，潘笑大学毕业，从郑州来到北京，找了个金融行业经理助理的工作——她的本专业是平面设计。
“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会去（那儿）上班。”一声隔着电话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叹气后，潘笑不假思索说出这句。当年她本没什么北漂闯荡的激情，只因为那里有朋友。“没有找到人生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以前我特别不积极向上。”
她想家。爸妈其实对她挺放心，但她一年只能回去一两次，看着爸妈越来越老，又只有她一个闺女，潘笑心里接受不了这样长期的分离。
其实她是喜欢北京的。她喜欢北京的人，也知道这儿好：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特别丰富。可是她当年没享受过这些。她的生活除了上班就是宅，周末哪儿也不去。她租住在崇文门国瑞城，不到10平的小屋，月租1400元。
潘笑在北京的那段时期，恰是房价暴涨的当口。她说，2008年、2009年那时候，一套房得三四百万。倒也没真去哪里看房子，她就记得整体的行情是这个价。
“我觉得北京的房价，我根本买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没有头的，没有结局的一个事情。”
她不知道，国瑞城现在的房租早就涨到当年的两三倍，买房就更不必说。2009年12月底，23岁的潘笑离开了这座让她看不到希望的城市，也不再关心这里的变化。
洛阳的冬天也有雾霾，也很冷。但回家以后，潘笑整个人都舒服了，安全了，松弛下来了。她说，那会儿自己是个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很依赖别人，在北京老觉着在漂。一年间耗了不少神，她消沉了一段时间，人也瘦了。
落差也是有的：潘笑找了份文员类的工作，不咸不淡，可早8点就上班的小城作息让她有些崩溃；此外，逛街时没几家商场可去，也让她感到失落。不过，终归是安稳了。接着，结婚、怀孕后，潘笑再次辞职。直到儿子1岁多，她重新出来工作，新职业：影楼引逗师。
潘笑是自带幼师气质的女孩，路边的陌生孩子见她都容易高兴。生孩子后，她更是看所有小孩都觉得“可爱到受不了”。妈妈的身份打开了她，她变得外向爱聊天，这对做引逗师很有帮助。
边做引逗师，她边开始自学摄影。可能因为有美术功底，她虽然单反用得不溜，拍的照片却在朋友圈获赞很多。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发了一条：免费拍照，名额一百。没料有不少人当真来留言了。
“坐那儿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我想拍，我觉得自己很想拍。第二天就去买了一个单反。”
第一次约拍，潘笑记得特别牢：那天洛阳最高温42℃。周一拍了一下午，然后用一周时间修片。为了修片，她还花1万多买了台高配的电脑。那时她压根没想赚钱的事，纯粹就是喜欢。
影楼的工作每周只休周一，她就一周接拍一个人，大人小孩都有。陆陆续续地，拍到第5个朋友时，开始有不认识的人冲着口碑来找她，她便适当收费。几个月后，她在老公的厂里设了一个影棚，算是第一个线下据点。前年春天，她辞了工作，正式当起摄影师——准确点说，是化妆师、摄影师、引逗师兼后期。
客人越来越多，又考虑到老公的厂子距市区太远，潘笑琢磨着，搬个地方、做个公司。去年10月，她拉了两位朋友做合伙人；次月，公司注册完成，她的摄影工作室在市区正式开业，主要接拍0~5岁幼儿写真。
“其实我是被大家推着走的。”搁几年前，潘笑也想不到自己会进入一个陌生的行业，慢慢竟还发展得有点模样。如果满分10分，她愿意给自己的事业打7分。那么生活呢？她打了9分。
潘笑给工作室把着节奏，每天最多拍2个人，也不去外面做广告，全靠口碑吸引客人。“有得拍也挺好，没得拍也挺好。太忙的话，没有时间去学习，也苦恼。”
潘笑和在北京的表姐经常聊天，不过，她并没细想过“如果当年留在北京”这类问题。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我特别愿意跟孩子在一块。我之前那个老板比较工作狂，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工作，一个女生也不吃饭，有病也不看，该休息也不休息，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我一定要生活，不要活着。”电话那头，潘笑顿了顿，加了个“嗯。”
三、
镜子面前，何加仰起头，脖子扭动半圈，下巴从食指滑过，没有胡茬，确认完毕，出门。
何加的表演型人格，常令妻子安安发笑。去工作室见客户，不过步行五分钟，从家里走到同一小区的另一栋楼而已。
何加原本在上海做珠宝包装与陈列设计的工作，但“工作强度和节奏令人身心俱疲，每年夏天都会辞职休息。”2009年回老家，偶识一帮做设计的朋友，于是就留在了合肥。后因一次选秀活动认识了正在上大学的安安，他就在那等其毕业。安安喜欢画画，何加热衷异形与手办，二人便成立了工作室，命名为“容”，承接平面和室内设计的案子。
不是没有考虑回上海，那儿离合肥仅三小时车程，何加的父母也已经在那定居，安安说，“但大城市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得让人无法适应。”两人更希望生活安定一些，可以慢条斯理地做事，不要太匆忙。
两人曾尝试过开淘宝店，卖创意物件，复古饰品。某次去义乌进货，安安相中一款小本子，老板称一件500个起批，何加对数字毫无概念，掏出六七千块钱买了单。结果，因过于小众，那批货堆放在家，至今没有卖完。最终，两人觉心太累，关了淘宝店，“草草创业，草草收场。”
一次偶然的机会，何加接下了合肥一个创意街区的设计，这给了两人以新方向：独立做工作室，是合适的路。
2014年，“容”设计工作室正式成立。令何加颇有些意外的是，在合肥，有很多人找他们做设计。容设计拿下了“精神食粮”与“合肥航空”这样有影响力的案子，工作室的名气愈来愈大。
安安则有些谦虚，“如果放在上海，我们可能只是小学生的阶段。”
“一个月平均接3个案子，腾出时间还可以充电学习。”正是因为地处合肥，房租相对便宜，生存压力相对小，更有把控自己创作节奏的自由。
灵感匮乏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放几天假，出去逛吃逛喝，看电影、观展；状态来了，又会突击创意。
何加租了朋友的房子做工作室，一月才4000元。这要在一线城市，估计没有一万拿不下来。安安的一位朋友，去了上海之后，迫于经济压力，放弃设计改道金融。
工作室并没有受制于地域，有网络为媒，他们时常能通过微博接获客户，外地案子几乎占到一半。
要说小城创业的缺点，人才匮乏与信息闭塞是肯定的。何加希望设计的角色能被拍成电影，再做衍生产品。但这样的目标，在合肥当地不太可能实现，首先就找不到人才。从人物设计到背景音乐、分镜头乃至文案，他都需要亲力亲为。
何加在手机里设下便签，记录的全都是关于人物背景、故事、主题曲的想法。他希望明年年中能推出自己的第一个科幻故事，以绘本或者视频的形式展现。
他计划先自己把框架搭好，基础打牢之后，再去找杭州相熟的团队做视频。“长期两地跑，成本太高，也太累。”
遇到有年轻人向何咨询，他会建议对方“无论如何先出去，如果回不来了就不回，如果觉得还是回来好，那就再回来。”他至今仍认为是上海给予了他足够的养分。
“好的资源与人群都在外边，我们要经常走出去，才能接触到更多国际化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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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叫陈一（化名），是石家庄人，受父亲影响喜欢摇滚乐，高中就开始玩音乐。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父亲说，不建议把最喜欢的东西当成饭碗，于是我去了成都学习戏剧影视文学。大学玩了四年，和朋友一起组乐队，我主唱兼吉他，当时在成都那带还挺火的。
大四下半年，我回到石家庄实习，经家里介绍在省电视台找了份稳定的工作。小半个月后，我就特坚定地认为到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在快毕业的时候，受专业老师介绍，我去了搜狐当管培生，做了小半年，前后换了两三个岗位，我学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这家企业教我的。
当时我不想找家里去要钱，就想靠自己，于是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个地下室，像车棚一样。每天早上为了不迟到，提前打一盆水放屋里。有天早上起来一摸那个水，结冰了。我就开始哭，我在北京就哭过这么一次。
在搜狐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做营销推广，管培生期满后，我到搜狐新娘频道里做推广专员，做了两年。
后来业务推广到杭州，我当初去北京的时候就想，我要是离开北京就一定要回家了，没想再去特远的地方。离开搜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大公司，往上走的空间比较小了。
刚好通过客户的关系，我去了一家高端的早教中心。当时这个平台刚起步，想对外扩张，刚好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想把几年学的东西施展一下。在这家一做就做了四年多。
这四年中国早教行业最缺的就是市场人员，老师一抓一大把。如果你有经验，别的企业就会主动来挖你。
随着公司的发展，我和我们负责人理念上产生了差异，于是我就离开了，又去了一家公司，也是做教育的。我去了任市场总监，指导开加盟店，待了小四年。
从05年我在搜狐做管培生开始，我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共九年半。
高晓松有一句话，我觉着说特对，叫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环境能改变所有的东西。我小时候在石家庄的时候觉着摇滚乐是我的信仰，后来在成都看到上一波搞音乐的，每天在生活和音乐之间挣扎，为了生计去奔波。我就在想，那不是我未来想要的生活。
其实你喜欢一件事，没有必要当专业。于是后来我就进了互联网圈子，可能我在这个圈子里，是玩音乐挺好的；在文艺圈子里，又是比较会营销的。我不太喜欢孤注一掷，把自己扔到一个单一的渠道里。
这几年明显感觉以前一起玩音乐的朋友，聚在一起聊不到一块去，只能在音乐相关的话题上产生共鸣，聊到生活、未来之类的话题就没法聊了，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
我在北京没再往那个圈子里扎，但是跟音乐没走远，迷笛、草莓，还有一些地下演出，我都去。还有一些先锋话剧什么的，这些都看。
其实北京有一个特别好的文化土壤，你能看到好多最纯净最初始的东西，没有受到任何商业的熏陶。然而北京也是一个特残酷的地方，行就行，不行就走，永远不缺人做这件事。我在北京感觉只剩下了工作，压力很大，想玩的事情是玩不了的。还有一点，作为一个挺恋家的人，我在北京没能找到归属感，我很怀念在石家庄的各类朋友，我离不了他们。当然北京的朋友也很多，然而更多的是工作关系。
之所以选择离开北京，再一个和工作相关的原因就是，当时我想创业了。当一个品牌运营了三四年之后，剩下的更多是运维活，没有太多可以迸发的点。在早教行业待了整整十年，我想换一种生活。而北京创业的起点太高。
当时北京房价挺贵，稍微好点的小区就得四万块（每平方米）了，要是买房只能付个首付。那时候我在望京上班，花了两千块在石景山租了个一室一厅。我的消费观是，只要东西值花多少钱都可以，但觉得不太值的时候就不太想动。
14年，那个时候石家庄的房价还没过万，同样的钱我在石家庄可以买套很大的房子。当时我在石家庄租了套一百四五十平的房子，每个月房租五千五六。
我在石家庄开始创业时，发现石家庄的互联网行业比北京起码落后三五年。于是我利用自己十年来积攒的资源，创业做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互联网营销，第一年就实现了净盈利。
这一年也是我拿所有精力来孤注一掷的一年，自己扛下了公司所有行政。我特愿意几个朋友一起玩个什么事情，然而创业后我发现自己落了单，一个人的时候，完全没有生活。这一年我过得比在北京压力还大，孤立无援。
这时候我碰上一个朋友，在当地有一家具备券商资质的企业，想转型互联网金融，希望找一个从北上广回来有互联网思维的，于是找到了我。
我不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来到这家公司后，基本是我想要的生活，有一份工作，挣钱也还可以，公司挺有前途。我越来越生活了，每周去练瑜伽，每个月去趟山寺，会有很多工作以外的事情。
五、
我叫艾乐（化名），家在山东烟台，大学也是在山东读的。
2014年，大学毕业，我去了北京。刚去的时候，我在中公教育实习了一两个月。我发觉做老师很枯燥，不适合我这种性格。并且我不擅长和小孩打交道。
那年是在线教育势头最猛的一年，泡沫还没有破，无论是从业者还是资本，都在鼓吹那一年是教育元年。我之前的老板也出来创业，我就跟着他，阴差阳错地进了互联网行业。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做市场商务，还有运营。
在北京待了一年半，感觉缺少成就感。当时公司融资困难，所有的东西都停了。工作变少，空闲下来我就觉着焦虑，再加之公司里学的东西也有限，于是我就跳出来了。
之前在工作上认识一个小伙伴，我觉得人还不错。随后今年三月份我就去了杭州和他一起创业。当时也正好想换一个环境，跟着老板看看他们是怎么做事的。
在杭州的时候，和北京的这个圈子的联系还没有断，投资、广告商什么都是一拨人。
在杭州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时候，我愈发感觉杭州的成长空间很小，便萌生回北京的想法。这就像谈恋爱似的，尝试了才知道这个你喜不喜欢，所以要多试。
我到杭州来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体验生活，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做事的。这时所谓的焦虑还是想做自己兴趣的事情。
随着公司运作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工作也变得日常化，新意就少了，只剩下体力活。与其这样，不如尽早开始新的尝试。这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便和老板提离职。
老板很好，同事也都很棒。大家更多都是朋友，同事关系都模糊化了。临走大家都依依不舍，在这里更多是情感维系。
我从杭州坐车回来的时候，我和我妈聊天，我妈说你为什么要回北京？你现在不是挺好的？我说可能你会觉着挺好，但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像处在暴风眼的中心，觉得平静。
去杭州赚了，收获朋友了，也体验生活了。
这两天回到北京后，跟着一个财经媒体的老师，慢慢进入这个行业。虽然薪酬低，但比起在杭州那段时间要充实很多。
在北京平时周末就去书店或去逛街，也很喜欢去展览、讲座、话剧之类的活动。参加过一些新书发布会，基本上逛过了北京的景点。住在中关村，北大清华那边常有一系列讲座。
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青年，但人不能封闭。北京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北京是一座可以待很久的城市，即便买不起房，也有好多你来我往的因素，让整个人不那么封闭。
喜欢北京是自己本身赋予它的一种可能，可以带给我很丰富的精神生活，或是更多的体会。然而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加班，哪儿都没去，但我还是很开心，我觉着我在北京。
只有在北京才有互联网群，在以前，我根本不会认为会通过这种方式去认识人。其他地方的圈子其实不叫圈子，就是一波人而已。到了北京，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圈子，你加了A、B、C、D， 发现他们互相之间都认识。
文/小肥人 刘琼宇 梁园园 王笑笑
来源：新浪创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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