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媒体提出观点:在诺贝尔奖之前,科学是权贵们的玩物。
早期的天文学家、哲学家、医生、炼金术士和工程师等科学先驱将伟大的成就、发现、发明、文学或艺术作品作为礼物送给有权势的资助人。权贵的资助是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例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就送给美第奇公爵一件天外之物——木星的一个卫星。作为回报,科西莫王子册封伽利略为贵族,并赐予宫廷哲学家与数学家的头衔。这种科学机制的不足在17世纪日益突显:如果金主离世,学者会失去资助;如果学者离世,研究成果会后继无人。
到了17世纪中期,一种新的科学机制开始盛行,即科学协作团体,它不再向权贵谄媚。在新机制中,国家赞助研究经费,个人或团队设置奖金,到诺贝尔奖金设立时达到顶峰,科学家不必再向贵族进贡。尽管如此,《Nature》在最新的文章中指出,贫穷依旧是科学发展的最大壁垒,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成了通往科学家之路上的拦路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依旧只是有钱人的“玩物”。
小编并不赞同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这一段逻辑,新的科学机制出现之前,“科学是权贵们的玩物”中的有钱人指的是权贵,他们赞助科学家从事研究,并从研究成果中享乐,而在新的科学机制中,“科学依旧是有钱人的玩物”中的有钱人指的是科学家自身或其家族。两者之间不该用“依旧”连贯。小编赞同的是,无论新旧科学机制,科学研究离不开钱。
《Nature》论文显示,家境不殷实的学生很少选择从事科研领域,少数热爱科学的贫困大学生也往往发觉自己难以大施拳脚,许多本来可以为解决诸如健康、能源、污染、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献上一份力的年轻才俊,都因为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做出更现实的选择。
美国
美国富裕,学习与就业选择多,但是,富人能在高中阶段接受昂贵的科学素养训练,而穷人只能被学费拒之门外,因此,分化在高中阶段得以加剧。为了改变现状,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今年宣布筹集1400万美元资助寒门学生从事科研。
中国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学费较低,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的学费才5000元人民币。但是,贫富差距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名校里富人子弟比例大幅上升,寒门学生越来越难以通过高等教育改变社会阶层。低收入让多数人放弃科学梦想,转而投身商业领域。中国科研领域的平均工资约6000元人民币,只占美国教职人员收入的1/5。
英国
英国的职业有阶层壁垒,科学领域更甚。在英国工人阶层占总体的35%,但在科学领域,工人阶层仅占15%。过去25年里,诺贝尔奖得主中有44%上过私立名校。
日本
日本高等教育学费大幅上涨,有一半研究生有贷款,有四分之一贷款超过500万日元,这使得很多想从事科研的日本学生心有余而钱不足。
巴西
巴西的公立学校条件很差,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去。2014年,巴西19岁的孩子中,只有57%完成了高中教育。近年,政府为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推出一些资助计划,名校也向优秀的穷人子弟提供学习机会,这些行动已初见成效。
印度
在印度,农村学校低质、语言障碍和种姓体系的存在,使得许多有天赋的学生从未能够实现自己的潜力,高等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富人、政治家、高级种姓的特权。
肯尼亚
在肯尼亚,40%的人每天生活水平为1.25美元。但是由于肯尼亚缺乏机会,研究生教育一般都要寻求海外留学。
俄罗斯
虽然随着1991年苏联解散,俄罗斯的资本主义与不平等野蛮生长,但它在教育上始终保持这社会主义理想:公平。尽管政府设置了一些资助计划,但俄罗斯的科研表现欠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科学界的孤立:俄罗斯研究人员英语水平不高,对国际会议和国际合作的态度并不积极。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科学领域以“收入低”让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放弃追求,同时,以“压力大”让一些家境殷实的学生望而却步。
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数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能进入海外高校任职的极少,极便是留在国内高校任职,能进入985高校担任教职的也不多,同时,大量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回国求职,这使得科学领域的教职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很多高校已开始针对新入职的教师实施“非升即走”的淘汰制,例如,如果三年之内无法拿到国家项目、未能发表若干篇SCI/SSCI论文,那么只能自寻出路。面对如此大的压力,科研人员的收入未能体现这项工作的价值,最终,在多数人看来,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科学难以成为有钱人的玩物,而不过是多数普通人得以养家糊口的一份工作而已。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