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到两年前，珠海银隆成都公司的供应商许穆杨不会料到，自己不仅赚不到想象中丰厚的利润，还欠下一身债，公司濒临破产。
2016年，银隆在董明珠的背书下，高调落户成都市天府新区，一时成为川渝一带供应商眼中的“大树”。大家竞相追捧，都期望傍上“大树”，从新能源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事与愿违。供货三个月以后，合同约定好的90天到账期已过，银隆的货款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见踪影。
订单减少、停工、停建，尤其是可替代性强的小供应商们，在“大树”银隆资金链紧张的危机关头，成为第一批被抛弃的伙伴。
车水马龙却是讨债者
远在成都市30公里外的成都银隆，到访的客人一般有两类人，一拨是上门讨债的供应商，另一拨是谋求合作的供应商。
最近，客人们想登门有点困难，尤其是讨债的。
他们面前横亘着一道高约10米的大门，由三根粗壮的黑色柱子顶起一块椭圆形的红色盖子，门岗设在中间，两侧是拦车闸及供行人通行的闸机，闸机旁各设一位门卫，看起来森严而不可接近。
拦车闸只对认识的车牌开启，讨债的车毫无疑问要被挡在外面。银隆门前的108国道上，停了一溜车，占据了一整条车道。
渝程程的车也在其中，她是替丈夫来向银隆讨债的。车无法开进去，她尝试去跟岗亭内的门卫交涉，门卫提出需要所找的人到门口接应才能放行。
渝程程一脸苦笑表示：“他们怎么可能会来接呢，明知道是来讨债的”。
几位讨债的供应商跟门卫争执几番，仍未能成功踏进银隆的大门。这时候新到的一位供应商在人群中喊了一句，“我知道有个偏门可以进”。
讨债者们听闻后，纷纷上车、启动，准备到所谓的偏门。然而，偏门早已有人把守，大家只好重新回到正门，在咒骂声中各自悻悻地散去。
跟现在才开始讨债的供应商相比，许穆杨要稍微幸运一点，在农历新年前他收到银隆的第一笔货款，而此时距离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那时，临近过年，下游的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们在闹，工厂老板就天天到打电话来催，“那段时间我特别害怕手机响，根本不敢接”，许穆杨说道，“银隆拖着我们货款，我哪来的钱付给工厂呢”。
工厂老板越逼越紧，开始频繁上门催款。许穆杨被逼急了，又无颜面对下游工厂老板，只能天天上银隆催款。那时候讨债的人少，门禁不如现在严，还可以随意进出，许穆杨天天到银隆采购部“打卡上班”。
直到有一天，许穆杨找到成都银隆的总负责人，在办公室“像乞丐一样”苦苦哀求了一个多小时，才得到负责人的应允。
一个星期后，看到货款到账的短信提示，许穆杨终于松了口气：“总算是有个交代，可以勉强度过年关！”
千辛万苦傍上了“大树”
回想当初，在刚开始给银隆供货的时候，许穆杨以为自己傍上了大树。
他的公司是一家生产辅料的中介贸易公司，辅料包括手动液压车、焊条、活动扳手、大力钳等生产所必须的小部件。他们从上游公司（如银隆）拿下订单，然后找下游小工厂制作，负责拓展客户及货物的运送，从中赚取差价。
在拿下银隆的订单之前，许穆杨接的单子大多是10万元、20万元级别。银隆的出现一下子把订单的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左右的级别。
“虽然他们报价压得低，但是量很大。再考虑到长期合作的话，利润还是很可观。”许穆杨当时想。
这么想的人不止他一个，在许穆杨开始供第一批货的时候，薛辉已经盯上银隆了。他的理由很简单：“银隆是董明珠的公司啊，她背后是格力，而且开工的时候那么多市领导来，肯定靠谱。”
薛辉开始找到银隆的采购员，好吃好喝招待，吃了几顿发现对方没有话语权，再通过各种关系找到采购部长、总经理，前前后后公关了近两个月。单子还没谈下来，光请客吃饭就已经花掉了好几万。
一心想要傍上“大树”的薛辉认为，“这个钱是必须花的，而且花得值”。最终，他如愿拿到百万级别的订单。
市界梳理完薛辉提供的一沓采购合同，至今他的供货金额达到200多万。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票到货到月结90天，超过5万元以180天电子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即发票与货物到齐后，90天后银隆才开始付款，并不提前支付定金。
按照行业惯例，下游的小工厂需要拿到一部分货款才会开始生产。为了及时给银隆供货，薛辉拿出公司的流动资金，并从银行贷款100万元垫付给小工厂。因为资金有限，薛辉只好推掉一些小订单，以保障银隆供货。
当时，银隆的订单占到公司业务的70%左右。为此，薛辉还斥资在银隆公司的所在地建设仓库，以方便及时供货。
百般拖延货款难要
银隆的吸引力，在其他园区同样表现强劲。
市界在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项目部门口遇到做线缆生意的薛东利，虽然项目进展缓慢，连工厂都没有建起来，但是他仍然想抢在前面，提前拿下银隆的大订单。
不巧的是，洛阳银隆正在进行招标会议，无人接待，他被拦在门外，只好冒着细雨骑摩托车返回市区，并打算改天再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无功而返了。
薛东利仍旧抱着傍“大树”心态，期望能碰碰运气，搞定银隆。他不知道的是，1000公里外成都银隆的供应商们，正陷入讨债的泥潭当中。
薛辉左等右等，90天过去了，银隆的货款始终不见到账。
“通常来说，我们这行拖账拖个十天半月还是很正常的”，薛辉自我安慰，“人家那么大的公司还能欠咱这几个小钱。”
另一方面，他不想因为催账而破坏来之不易的合作关系，遂决定等一等。一般情况下，对方公司如果不能按期付款会提前打电话来通知，但银隆并没有任何消息。
货款逾期一个月后，薛辉坐不住了。他决定拿着采购合同，直接找采购部要钱。采购部让他去找财务部，财务部却告诉他，“这是采购部盖的章，应该去找采购部”。采购部又明确地告诉他，“公司付款都是财务部负责，我们怎么可能有钱付款呢。”
为了尽快能拿到钱，薛辉只能敦促采购部，重新签订合同，盖上公司章。此时，财务部以单价过高，要求薛辉降价才愿意盖章，来来回回协商耗了一个月，最终以薛辉的妥协才把采购部的章全部换成公司章。
市界留意到薛辉提供的合同，都盖有“成都广通汽车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而广通汽车属于银隆的全资子公司。
银隆的多位供应商证实，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的改章程序。
就算改成公司章，并不意味着能拿到钱。薛辉拿着盖有公司章的合同和发票，屡次找到财务部，但财务部声称需要等总部审批，因为钱都是从总部批下来的，正在走流程。
断供相逼于事无补
许穆杨没有薛辉那么有耐心，在第一笔货款到手后，决定以不再供货为要挟，并联合其他供应商，逼迫银隆按期付款。
然而，断供并不能威胁到银隆，因为还有无数个供应商挤破头地想为银隆供货。薛辉提到一个场景，“在采购部的办公室要钱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其他供应商正在谈合作，10个人有6个是要钱的，4个是谈合作的。”
几家供应商断供时，正值银隆生产的高峰期，令许穆杨生气的是，银隆拿着钱去市场买辅料，也不付钱给他。“他们太没有信用了！”许穆杨自那以后决定退出，不再为银隆供货。
部分供应商断供，导致银隆生产遇阻，采购部的人又找到薛辉表示，“你继续供，我们就先付一部分款，如果断供的话，那你的货款可能就要往后排了”。
在逾期半年后，薛辉终于拿到一小笔货款，但前提是要继续供货。急需要钱的薛辉，只好选择继续供货，不过他每次只供一点点，不敢供多。
眼看银行100万元一年期的贷款就要到期，而银隆付给的部分货款远不够还给银行，薛辉当下最愁的是公司可能要被银隆拖垮。
这些小供应商们陷入两难境地：断供，货款难以收回；继续供，更可能血本无归。
许穆杨和薛辉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再要不到钱就完全与银隆撕破脸，将其告上法庭，目前二人已经聘请律师，开始取证工作。
其实薛辉不太愿意走法律程序。“我们公司小，其实根本拖不起，但银隆就是吃准这一点，死死拖住我们。”薛辉无奈的说。
事实上，因资金不能及时给付而导致供应商与银隆反目的故事，早已经在珠海总部上演过。
2018年1月10日，银隆的供应商之一珠海思齐，组织员工堵在了珠海银隆的大门口，集体拉起横幅讨债。
银隆资金链陷危机？
银隆拖欠的7600万元货款迟迟不还，珠海思齐在无奈之下，将珠海银隆诉诸法院。6月1日，知情人士表示，“跟银隆纠纷还在和谈当中，其中有部分货款双方存在争议。目前正在一边和谈，一边走法律程序。”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资料，不完全统计，银隆仅涉及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就达到7起。
最新的一份裁定书显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成都银隆165.33万元被冻结一年，自2018年4月3日开始执行。
“小供应商”因为快要被拖垮而不得出面讨债。其实，银隆拖欠“小供应商”的货款只是“冰山一角”。有知情人士对市界分析，真正被欠款的大头是供应车身零件的大供应商。
市界联系成都银隆的一位大供应商，询问欠款情况，对方明说“我们现在跟银隆在一条船上，他倒了对谁都没好处，你还是别问了，我不会说的。”
供应商货款迟迟得不到支付，或许只是撕开了银隆资金链危机的一角。
早在2018年1月，就有负责建造银隆工厂的施工方，组织工人到成都银隆堵门要帐。市界从一位员工那里获得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一些轿车和工程车首尾相连堵在银隆大门口，员工无法出入。
一位刚从成都银隆离职的高管表示：“公司欠了好几个亿的工程款，年底施工方工人们来要钱，就把厂区大门给堵了”。
市界就欠款问题，多次致电银隆总部，以及成都银隆采购部部长，截至发稿均未得到回应。
一些被迫走法律程序的供应商，曾经调查过银隆的银行账户。其中一位高管向市界透露，“银隆已经没什么钱了，我们查了它所有的银行账户，几十上百万可能还有，但是没有更多的钱了。”
上述已经离职的成都银隆高管感慨，“银隆步子迈的太大了，到处建产业园，资金周转不过来，要害死不少供应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渝程程、许穆杨、薛辉均为化名）
来源：猎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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